上海道衙门今天的气氛变得和往常大不一样。
王永盛和上海另外九家沙船主，联名禀告上海道台沈秉成：禁止洋商继续承运牛庄的豆石，并将上海一埠的豆石运输专归华商承办。船主们这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让沈秉成深深地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首先，洋商的轮船既然已经染指豆石的转口贸易，传统沙船不敌轮船，船主和船工自然就会面临失去生计的危险。一旦如此，这股力量很容易形成一种极不稳定的因素，甚至会对大清帝国的统治十分不利。其次，这件事关系到华商与洋商之间的利益纷争。如果处理不好，必然也会对自己的仕途产生不利的影响。
事关重大，于公于私他都必须好好谋划一番。
送走了王永盛等人，沈秉成稍稍松了一口气。他独自坐了一会儿，却觉得厅堂之中仿佛总是有一种愤懑之气缠绕着自己，久久难以散去。他立刻派人去请冯焌光和吴大廷，到自己的府上商量对策。
冯焌光、吴大廷都是沈秉成在江南制造局时密切合作过的同僚。当他们二人赶到沈府的时候，沈秉成刚刚喝完第一盏茶。仆人给二人奉上茶，冯焌光抢先开口问道：“仲复沈秉成，字仲复。兄找我们来，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沈秉成拿过书案上沙船主的联名禀帖，递给冯焌光：“今日王永盛等十家船主联名请办，要求禁止洋商承运牛庄的豆石，并将今后上海一口的豆石专归华商运销。我思来想去，觉得兹事体大，特请二位前来，商议一个妥善筹维之法。”
冯焌光迅速浏览了一遍，然后递给吴大廷说：“洋商的轮船快捷便利，又不患风浪、盗贼，客商无不乐意从之。王永盛说，上海的沙船户尽行失业，日愈凋敝，这也确是实情。沙船的日子，不好过……”
沈秉成喝了一口茶，忧虑地说：“自通商以来，外国轮船尽在我国江海横冲直撞，且自恃其船坚甲利，有意碰撞我民船之事也时有发生。民心本就不平，如今沙船水手又尽行失业，衣食无着，再这样下去，恐民怨迭起，激则生变呐！”
屋内的空气旋即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寂。须臾，冯焌光说：“朝廷不是已经酌减了沙船应缴的‘助饷捐’和‘捕盗银’了吗？”
吴大廷看完函件，略带一丝不屑地说：“这些举措，治标尚且行不通，就更别谈治本了。”
冯焌光闻言，脸色微微一变：“桐云吴大廷，字桐云。，你小声点儿。这种话，以后若是当着别人，万万不可再说了。”
“咳……”吴大廷轻叹了一口气，毫不在意地继续说，“若论省时，沙船自上海到达天津需以月计，轮船则以日计。论驾驶之灵，又何止快沙船十倍。若沙船主能尽弃旧有沙船，转而自营轮船，便可以我之船敌彼之船，又何愁不能与洋商一争高下。”
冯焌光说：“我看未必。你想让沙船主尽弃沙船转营轮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缺乏熟稔轮船、机械之人，二是轮船造价高昂，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这些人不一定舍得花这么高的本钱。”
沈秉成说：“还有些船商凭借和地方官府的关系，操持着朝廷的漕粮运送。既然有现成的利润可得，也就不思进，不图变了。”
吴大廷反驳道：“可大势所趋，不是人力所能阻止。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沙船尽革只是时日问题。没有熟悉轮船机械的人可以想法找，轮船价钱昂贵可以集股购买。穷则变，变则通，不能一出了什么事都找衙门呐。再者说，这营商之事，操之在商，我们出头，名不正，言不顺。”
“正所谓‘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沈秉成皱了皱眉，“依我看，还是华商缺乏胆识。有胆、有识，方可言革旧鼎新。这些人若真有胆识，就不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如果真有胆识，咱们今天听到的提议就应该是如何购置轮船与洋商争利，而不是来寻求官府的庇护。”
吴大廷笑着说：“仲复兄这话未免以点带面了。沙船主怎能尽行代表华商？我泱泱华夏，数万万同胞，难道就真找不出几个有胆识的商人来？”
“沪上倒也不乏一些殷实的华商，他们虽出资购买轮船，但暗地里却大多依附于洋商的名下，冒充洋商经营。据我所知，仅旗昌轮船公司之中，华商股份便占据大半。”沈秉成叹了一口气，“洋人对本利不按承诺结算，华商暗受盘折之亏，可这官司还不能过问，说是涉及什么‘治外法权’……”
冯焌光低声说：“也不知怎么了，朝廷的一些政令往往都事与愿违。禁止华商购买轮船之时，虽有令，但难禁；可一旦废除禁令，却又没有华商愿意出资了。”
“曾文正即曾国藩。公在世之时筹划过，由制造局生产轮船，再由官府出头，招徕商人承租承运的事。”吴大廷说到这，叹了一口气，“只可惜文正公这一去，‘轮船招商’便中途而废了。”
冯焌光沉吟了片刻：“洋人自入中国以来，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时局。当今之世，能继曾文正公之后，破旧革新，以兴轮船之利者，非李中堂莫属。”
吴大廷也把目光转向沈秉成说：“我看今天这件事，也须向李中堂禀报之后，才好再做定夺。”
沈秉成用征询的目光望向冯焌光。
冯焌光也深表赞同：“兹事体大，且事关中外之争，绝不是一个道台府能做得了主的，我看桐云的提议甚为妥当。”
他稍停了一会儿，又说：“何大人刚刚新任两江总督，王永盛等船商所禀之事又分别牵涉南洋和北洋，而南、北洋之间，关系本就微妙，这个时候更要慎之又慎。依我看，还是按既定的规矩，先把这个烫手的山芋递给何大人再说。”
沈秉成意味深长地点头道：“也好。反正何大人还是会把它再推给李中堂。”
不出沈秉成的预料，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南洋大臣：“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其职能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何璟果然把这块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在收到沈秉成呈报的沙船商人联名函之后，就在第一时间转呈给了总理衙门。其结果也正与他事前的预料如出一辙：总理衙门迫于英、美两国的压力，驳回了这份请求。但还有另一个结果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
伴随着沙船业所遭受到的毁灭性破坏，另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清政府面前：一年一度的“漕运”漕运：利用水道调运官粮的一种专业运输。即将面临严重的运力不足。
“南漕北运”一向被清廷视为“天庚正供”，所谓“俸米旗饷，计日待食，为一代之大政”。皇族、京城官员，以及满洲旗人的粮食供应全部依赖江南六省所征收的漕粮，每年所需高达400万石石：重量单位，清代1石约相当于现在120斤。之多。沙船业的衰落使南北漕运雪上加霜，如果谁要让皇太后、皇上因此而吃不上饭，那第一个吃不上饭的人就一定会是他。这样一来，不得不促使总理衙门急饬李鸿章：“亟需筹划一美备之法。”
李鸿章一字不落地看完《上李傅相轮船章程》，更对盛宣怀缜密周详的思路大为赞许。
他把函件轻轻放在书案上，若有所思地走到窗前推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早春三月，天津城虽然还是春寒料峭，但风中仿佛能嗅到一丝春意。
盛宣怀提交的这份《章程》共六条纲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装。”总之，一个原则“集商人之资，交商人承办”。商人，在这家航运公司中被置于核心地位。
盛宣怀的构想，虽可谓开风气之先，但李鸿章却有两重顾虑：第一，如果“商本商办”的话，那官府在其中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没有官府的支持，仅凭华商是否具备独力抵抗洋商的力量？第二，“轮船招商”只有先招徕到商人入股，有了资金，新企业才能得以运转。召集不到商人资本，一切都是空谈。而盛宣怀出身官宦之家，虽然家道殷实，但财力却称不上雄厚，对那些拥有巨资的商人也难以产生号召力。虽有远见卓识，但目前还不是主持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
想到这，李鸿章觉得窗子外面吹进来的风有点凉，便随手关上窗子，重又走到书案前，刚要坐下，忽然门外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他知道是自己的亲兵头目赵立志。
“禀中堂，朱其昂来了。”赵立志的声音隔着房门传了进来。
李鸿章打开房门，吩咐道：“让他进来吧。”
“是。”赵立志答应一声，转身离开。
须臾，一个年约五旬，相貌敦厚，看着很不起眼的男子紧随在赵立志的身后走了进来。
朱其昂的来头不小。他出身于沙船世家，时任浙江海运局委员，并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头衔，受命管理清廷漕粮运输的事务，是一个在沙船业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朱氏家族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均经营钱庄。朱其昂还有一点不同于传统沙船商人的是：同外国洋行的买办有着密切的联系，深知新式航运业蕴藏着巨大潜力。
朱其昂见李鸿章在门前相迎，不由紧走了几步，诚惶诚恐地长揖在地：“卑职何德何能，劳中堂大人门前亲候。”
李鸿章哈哈一笑：“云甫朱其昂，字云甫。不必拘礼，我们屋里说话。”
朱其昂躬身说：“中堂大人先请。”
李鸿章叮嘱赵立志：“别让任何人打扰我和云甫清谈的雅兴。”
“是。”
李鸿章转身走入屋内，朱其昂毕恭毕敬地跟在后面。赵立志轻轻关上房门，摆了摆腰间的佩刀，在离房门三步远的地方，像杆标枪一样笔直站定。
李鸿章坐在太师椅上，笑容可掬地问：“云甫，几时到的天津？路上还好吧？”
朱其昂恭敬地说：“托中堂洪福，昨日酉时抵津，一路风平浪静。”
李鸿章说：“今日请你来，还是跟漕运有关。眼下的情形你最清楚，京城每年所需的400万石漕米，即使倾尽全部沙船之力，尚不能承载其中的十分之一二。”
“轮船四出，运价愈贱。沙船从道光年间的三四千号，降到现在的二三百号。”朱其昂颇为惋惜地说，“那些因日久不用，以致损坏而停泊于黄浦港者更是难计其数。”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沙船生意难做确是实情，仅以漕运而言，银子多了，朝廷给不起，少了，你们又有亏折，这也是里外两难。”
“唯中堂大人能体恤属下之难，但难还不尽在于此。”听李鸿章这么一说，朱其昂忙答道，“正如大人方才所言，如今漕运的最难之处是船数不敷足用。即便尽用沙船，于400万石之数，也是杯水车薪呐。”
李鸿章紧锁着双眉，端起桌上的盖碗，喝了一口茶，示意朱其昂也边喝边说。
朱其昂也喝了一口，继续说：“卑职想过几个法子：一是修复已经全部废弃不用的沙船，与之相应还要沿途兴建四百余座栈房，我粗算了一下，约需银3千万两。但如此靡费，朝廷断不能允；二是另行购买夹板船夹板船：一种洋式帆船，船身用坚固厚实的圆木制成，在轮船出现之前，是海船中最大、最灵活的一种。若干，以与沙船共济漕运。可夹板船与沙船之载重大同小异，此举也非长远之计；三是只能雇用洋商轮船。轮船载货，少则百吨，多达千吨，况且不畏风浪，不患盗匪，或许只此一法，方可解我大清漕运之虞。”
朱其昂说完，稍稍停顿了一下，又颇有顾虑地说：“可是，朝廷对洋人又颇多忌讳，唯恐利润外流，于我利权有损。所以，此法也大有窒碍。说实话，卑职真是黔驴技穷了。”
李鸿章思忖了片刻：“我们若是也仿照洋人的轮船公司，招徕商人的资本开设一家‘轮船招商公局’怎么样？这样一来，一可载运漕米，以补沙船不足；二可兼揽客货，且与洋商争利，以使利不外流。”
朱其昂思索了片刻，一拍椅子的扶手，不由喜形于色地说：“中堂灼见！果真能如此，则不患沙船不足之虑。”说到这，他似乎又萌生了一丝顾虑，试探着问，“只是……不知朝廷能否应允？”
“大势所趋，迫在眉睫，不由他不允。”李鸿章把盛宣怀写在《轮船章程》中的想法抛了出来，“你以为，创设此局，采用招募商人股本，交由商办之法，如何呀？”
朱其昂沉吟道：“商本商办，若与官无关联，便不能称其为‘公局’。卑职愚见，商本商办，不如‘官、商合办’，由官来出面，主持大局，承运漕粮便名正言顺。商人出资入股，以辅助局务，这样一来，‘招商公局’名正言顺。另外，为方便起见，‘轮船招商公局’则可简称为‘招商局’。”
“招商局？招商局……”李鸿章若有所思地靠在椅背上。
朱其昂继续说：“中堂自兴办洋务以来，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朝野瞩目，商民叹服，此举更是开中国亘古未有之先例，实为我自强大业之枢机。孔子曰，‘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可不慎乎’？所以，招商局只可成，不能败。依眼下而言，无官，则商难以恢张，必致八方掣肘。无商，则资本无源，必然捉襟见肘。官虽无现钱可支，可官造轮船可充作官股，或可依大人所说，把闽、沪二局所造出的轮船或租或售于商人。而后，再另招商资若干入局。如此一来，官出船，商出钱，官、商一心，各司其职，则官商合办之力便可尽显。”
李鸿章轻抚了一下胡须：“云甫，这个招商局若交给你去筹办，你可愿意？”
听李鸿章这么一说，朱其昂心中一阵窃喜：沙船业的没落自己早已感同身受，何时被淘汰，也只是时间问题。能有幸跻身于新式航运业的创办，那得是自己的祖上积了多厚的福德呀！无论如何，都一定要牢牢抓住眼前这根救命的绳索。
朱其昂唯恐李鸿章改变主意，忙躬身施礼：“承蒙中堂厚爱，卑职愿以全部身家作抵，以力成此事。”
“快坐下。”李鸿章见朱其昂如此表态，甚为欣喜，“你觉得，招商局设在哪里较为合适？”
“上海。”朱其昂毫不犹豫地说，“自与洋人通商以来，上海的繁华便备受瞩目。无论天时、地利、气运之兴旺，都远非他方所能企及。”
“就按你说的办。”李鸿章又想了想，“既然是招商局，首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即刻与陈钦、丁寿昌合议此事，然后拟定一个章程出来让我过目。你带上我的手札，待回上海之后，便去制造局找冯焌光，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马上就能投入营运的商船。二就是招商。你要同上海殷实的商绅广为联络，力争让他们投资于招商局。”
“卑职遵命。”
李鸿章意味深长地嘱咐：“你记住，上海粤帮商人和江浙、宁波帮素来不睦，你要拿捏好其中的火候。”
朱其昂非常清楚李鸿章这句话的含义：粤商要是愿意先出资入股，就尽可能不要再去找江浙商人。反之若是江浙商帮出资，粤帮就很难愿意再来蹚浑水。要想把上海这两大商帮，尽行囊括于招商局之中，绝对不是他的能力可以办到的。这一点，对于出身于沙船世家的朱其昂来说又怎么会不明白呢？
想到这，朱其昂忙说：“卑职明白。”
李鸿章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到了上海，一定要去找王永盛。他和上海的几家沙船行联名上的禀帖朝廷没准。所以，要尽可能力邀沙船主入局。这样，依附于沙船为生的舵手、伙工，在来日的招商局之中，还尚可谋得衣食。你要让他们明白：沙船行当离大举破败的日子不远了，此时若不及时思变，他日势必追悔莫及。”
“卑职必当竭尽全力，以拜谢中堂体恤民间疾苦之心。”
“对了，盛宣怀正在上海赈灾局办理直隶水灾的劝募之事。关于招商局的事，你们二人可以再酌情商议。”李鸿章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朱其昂微微一凛，忙说：“杏荪敦敏聪明，才智过人。若能有他相助，必可事半功倍。”
“但愿如此。”李鸿章若有所思地说。
上海赈灾局的劝募现场，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富足绅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