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接过，匆匆看了一眼：“闽局四船太小，一次根本不能运送完毕。要是这样的话，这五营兵勇不就得分两次才能抵达台湾吗？”
“是呀！只能多装一次。”徐文达抬头看了一眼炙热的日头，又擦了擦顺着额头和脖子上淌下来的汗。
盛宣怀望着徐文达的举动，把信还给他，不禁焦虑地说：“天气这样炎热，若换乘小船，我军将士必定拥挤不堪，要是还没到台湾，就先生起病来，这岂不是因小失大。”
徐文达也叹了一口气：“可中堂大人有命，我们也只能按令行事。”
几个营官见许久还不下达登船的命令，不禁纷纷跑了过来。
“盛大人，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盛大人，赶快下令登船吧……兵士们在这日头底下晒着，都快受不住了。”
“是啊，盛大人，到底怎么了？”
“中堂大人有令……”徐文达转身对几个营官说，“请各位带兵先回营房，待闽局四船归来，再行赴台驰援。”
“啊？”几人不禁同时一愣。
第八营的营官颇为不满地说：“徐大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万一弟兄们已经在那边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人少吃了亏，那可怎么办呐？”
“不错！”第十营营官也插道，“闽局那四艘小轮船，装我们这些人怎么也得分两次，可兵贵神速，要是贻误了战机，那可就要出大乱子。”
“诸位安静，中堂大人有令，我也没法子。”徐文达晃了晃手里的信笺，“众位就安心再等上几日吧！”
“盛大人，不能等啊！”第八营的营官指了一下渡口，“这船不是现成的，就在那儿吗？”
“是啊，弟兄们在那边生死不明，我们还在这等个鸟？”
徐文达面色一变，又是一扬李鸿章的手令，大声呵斥道：“军令如山，谁敢不从？”
三名营官见此情形敢怒而不敢言，都一脸愤愤之色地把目光转向盛宣怀。盛宣怀紧锁着双眉，大脑飞快地运转起来。
台湾。侵台日军西乡从道的营帐之中。
“禀报将军阁下！”一个营官匆匆跑了进来。
“说。”西乡正在看一幅台湾全岛的地形图。
“又有大批清国的增援部队，正在乘趸船登岸。”
西乡紧张地站起身：“来了多少人？”
“具体人数不清，但从停泊在海口的四艘轮船来看，不会少于一千人。”
“再去打探。”西乡挥了挥手。
“是。”
西乡在屋里焦急地来回走了两圈，然后又走回桌案前坐下。他沉思了一会儿，紧接着拿起笔写了起来。
这段时间，西乡心情极不平静。自从唐定奎率兵抵达台湾之后，两军不仅形成实力相仿的对峙局面，而沈葆桢联合台湾当地番社，共同抵御日本的策略也取得了很好效果。日军在当地不仅孤立无援，军中流行的霍乱更让其士气低迷，人心惶惶。就连西乡自己也不知道，在这样的局面下还能再坚持多久。
西乡认为，一个人，不能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再去想退路，而要在自己还有赌注的时候，尽快做出决定。此时他想做的就是要把台湾的现状，还有自己的建议，准确地阐述给设在日本的“大本营”。
西乡放下笔，高喝了一声：“来人！”
一名士兵迅速出现在了营房门口，西乡把信交给他说：“这是给柳原大人的信，马上派人送回京都。”
“是！”亲兵接过信，很快就在西乡的视线里消失了。
瓜洲渡口边。三个营的兵士已在烈日的暴晒下汗流浃背，渗透了衣衫。几名营官也焦急地望着盛宣怀，等待着他的指令。
“众营听令！”盛宣怀的眼睛蓦然一亮，一举令旗，高声喊道。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营官们又见他高举令旗，急忙躬身施礼。
“各营听我号令：第八营、第九营，‘伊敦号’；第十营，‘永清号’；十一、十二营，‘利运号’……”盛宣怀扫视了一眼众人，“速速登船，不得有误！违令者，军法从事！”
“是！”众人就像盼到了天上的月亮一样，脸上均不同程度地现出喜色，指挥各自的兵勇，依次登船。
“杏荪，你……你可闯下大祸啦！”徐文达张大了嘴望着盛宣怀，“违抗中堂手令，你疯了不成？”
“仁山兄徐文达，字仁山。，中堂曾告诫我，凡事要学会变通。”盛宣怀指了一下泊于渡口处的轮船，“中堂欲削减成本，本无可厚非，但众将士们的话更是不无道理。兵贵神速，迟则生变呐！”
“可是这……如何向中堂交代？”徐文达晃了一下手中的书信。
盛宣怀把信从徐文达的手里接过来，意味深长地说：“仁山兄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徐文达还是颇有些放心不下，忙问：“杏荪，你意欲何为呀？”
盛宣怀露出一副轻松之态：“前令在先，待此手令到来之时，招商局的运兵船早已经开出了。”
徐文达连连摇头说：“不成，不成，那中堂岂不是要唯我是问？”
盛宣怀笑着安抚道：“中堂不是担心运费贵吗？”
“是啊。”
“我即刻便写信给幼帅，如实禀告。”盛宣怀沉吟道，“幼帅通情达理，此次招商局轮船的运费自会由闽府支付。中堂张不开口提钱，咱们自是顾不了那许多。只要运费的事解决了，中堂又怎会怪你？”
“好，就这么办！”徐文达不由转忧为喜，“杏荪呐，我敢断言，以你的头脑要是经商的话，绝对不比走仕途差。”
接到西乡的信，日本政府经过审慎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以目前的国力还无法武力夺取台湾。于是，又开始使用外交手段以期获取利益，并任命柳原前光为全权大臣访问中国。于是，清廷命李鸿章在天津接见柳原。
“中堂阁下。”柳原深深地鞠了一躬。
“坐。”李鸿章面无表情地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
柳原彬彬有礼地又鞠了一躬，然后恭敬地坐下来。
李鸿章淡淡地问道：“你们派到台湾的兵，如今怎么样了？”
柳原回答：“兵士水土不服，病倒众多，正在休养之中。”
李鸿章说：“已经休养了这么久，你们究竟打算什么时候撤兵？”
柳原说：“这次发兵是我国政府通过的，什么时候撤兵也需他们决定，柳原不能做主。”
李鸿章故意奚落对方：“你既是全权大臣，自然可以做得了主，不然还称什么‘全权’大臣？”
柳原不动声色地说：“柳原的‘全权’专指此次与贵国通好，而不是指台湾兵事。”
“通好？有你们这么通好的吗？”李鸿章冷哼了一声，“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又叫人前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个日本，一个发兵，一个通好。”
柳原强辞夺理地说：“台湾生番杀害我国属民，贵国政府既然不惩办杀人凶手，我国派兵查办，也属合情合理。”
李鸿章声色俱厉地反驳道：“查办凶手有难易、迟早，你怎知我不办？更何况，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你们多事？”
“阁下误会了。是琉球国王派人到我国诉冤，我国才肯出兵的。”
李鸿章闷哼了一声：“笑话。琉球是我大清属国，不到我国申冤，怎么反而去你日本？”
柳原一时语塞，李鸿章继续说：“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说兵行诡道，但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像你们这般宵小所为，别说我文武百官不服，即便妇孺老弱也全都不服。中国有十八个省，人多势众，拼着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能吃得住吗？”
柳原的额头渗出了细微的汗珠，他稳稳了心神说：“中堂阁下，贵国的《左传》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楚国，楚王派大夫屈完来到桓公的军中。桓公为显示自己的实力与屈完共乘兵车检阅军队，并对屈完说：‘我要是用这么多的军队去作战，有谁能抵挡？用这么多的军队去攻城，还有什么城攻不下？’屈完回答：‘您若是以德来安抚诸侯，则谁敢不服？您若凭借武力，楚国将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您的军队再多，恐怕也用不上。’”
李鸿章怒极而笑：“你既然也知道以德服人、方城为城的故事，就自然知道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你我两国刚刚立约，便兵临我境。要是各国都与你们一样，出尔反尔，阳奉阴违，这天下岂非要大乱了。”
说到气愤之处，李鸿章唯恐在一旁担任翻译的郑永宁不能深解其意，特意取过书案上的纸笔写道：“你既知《左传》，就更该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正是《春秋》所谓的‘侵之袭之’者。而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
柳原悄悄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阁下说的话我都领会了，柳原一定会把阁下所言，转达给我国政府。”说完，把李鸿章写过字的纸收了起来。
李鸿章见火候已经差不多了，语气为之一宽说：“柳原先生，贵国未与我国立约之前，二百余年却并无一兵入我国境。而刚一立约，便反其道而行之，你扪心自问，这么做是对得起我中国，还是对得起我皇上和数万万百姓？”
柳原站起身，躬身说：“柳原这次携带我国国书，就是准备进京觐见贵国大皇帝，以求两国永结同好的。”
李鸿章说：“我们还没有议出个结果，你进京也是徒劳无功。”
柳原自知李鸿章难缠，他宁愿与总理衙门那些智小谋大的满族权贵周旋，也不愿在天津多停留一刻。想到这，他巧妙委婉地说：“我国政府既然派遣柳原进京，柳原必当奉命而行，将来无论两国怎样，我总可不受责备。”
“那我就不强留你了。”李鸿章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客厅。柳原则被尴尬地晾在那里。
郑永宁不失时宜地做了一个手势，嘴角挂着一丝嘲讽：“柳原先生，请吧。”
正当身在扬州的盛宣怀加紧调派兵力和粮械运赴台湾之际，突然接到李鸿章的来函说：在京城的总署大臣和恭亲王奕等人已与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大久保利通签订了和约。
主要内容是：日本出兵台湾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该指以为不是。并给予遇害的琉球难民之家及日本此次在台湾所修栈道、建房等支出，总计赔款50万两。日军将于本月底撤出台湾……
盛宣怀读罢全文，不由长叹道：“总署虽议定和局，恐怕酣迷之态一如往日。一局棋无一先着，又怎能不满盘皆输？”
“诚如中堂所言，‘有损国体，渐长寇志’。”徐文达也深表惋惜地说，“只可惜了我那千名淮军将士，没有战死沙场，却因深山瘴毒客死他乡。”
盛宣怀放手中的信笺，愤愤不平地说：“孔子曰，‘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一味退缩忍让，只会继续纵容对方的野心。”
徐文达说：“是啊。我们这个邻居的胃口，大得很呐。”
盛宣怀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说：“俄国兵占伊犁，扼据西北要塞，对我内陆虎视眈眈。而今日本又对我心存觊觎，我国海疆绵延数万里，海防诚可谓重中之重。如若海防不慎，敌寇必定乘虚而入。日本现在虽勉强就范，可日后必为中国永久之大患。”
徐文达说：“塞防、海防都该未雨绸缪。可朝廷就那么些银子，顾得了头就顾不了尾。”
盛宣怀说：“说来说去，话题又落回到自强大计之上。制器、开矿、练兵三项为自强要务，欲要自强，必先求富。若欲求富，则需大力兴办工商实业，由富到强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老弟说得对。工商业不举，税厘不增，朝廷哪有钱去买炮、练兵？”徐文达点点头，“如今台湾兵事已毕，不知老弟下一步做何打算？”
盛宣怀说：“中堂欲在湖北兴办矿务，我准备先去那走一趟。然后再去江宁，办理招商局运漕的事。如今商局立局未稳，便又遭洋商倾轧，只有多运漕米才可分担成本，抗衡洋商。”
北京城。一间客栈的正房之中。
李鸿章坐在房中的一把太师椅上，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资治通鉴》，一边对周馥说：“玉山，这次皇上召我进京奏对，我估摸着，海防的事应该有个着落了。”
周馥正就着灯烛埋头在写着什么，听李鸿章跟他说话，便停下手中的活计说：“这可不好说。西北战事已到了生死攸关之际，您这个时候提出取消收复新疆的计划，并把用于西征的军费转移到海防上来，我看呐，左宗棠绝不会轻易就范。”
“这恐怕就由不得他了。”李鸿章放下书本，“当初西征用资紧迫，挪用海防经费我自然无话可说，可如今海防也是迫在眉睫。倭寇都欺负到咱们眼皮底下了，从边防的款子里挪出些钱来，这又有何不可？”
周馥似乎想起了什么：“这就是您说过的不争而争？”
李鸿章点头道：“到了该争的时候，不但要争，还要争得理直气壮。”
周馥笑笑说：“不管怎么争，最后都是朝廷来结账。”
李鸿章微微颔首说：“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在奏章里说‘弃边防而专事海防’，不过是虚晃一招。”
周馥放下笔说：“卑职明白了。海祸、边患，纷至沓来，朝廷断然不会各执一端，唯有齐头并举方为万全之策。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我们这次都不至于无功而返，空手而归。”
李鸿章说：“海防、边防并举，不过是说出来好听罢了。朝廷就那么几个钱，左支右绌，怎么着都是难以腾挪。富国强兵的根本，还是要落到实处，那就是兴办洋务、创办实业。”
周馥轻叹道：“国欲求强，必先求富。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就在胡光墉为左宗棠剩下的500万西征借款频频同怡和洋行、丽如银行接洽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参赞马嘉理，在云南腾越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被杀。史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
英国公使威妥玛，随即照会在华的各家英资洋行：在此案与清政府没有正式完结之前，不准英国商人借款给中国。
这样一来，可着实难为了胡光墉。虽然怡和、丽如各自均有运作英国政府的关系网，但此时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他们一是想静观一下事态的变化，二是想拖一拖胡光墉，从而借机提高与对方的谈判价码，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
基于以上原因，怡和、丽如都不约而同地劝胡光墉暂时等一等。他们或许更加自信地认为：对方若想获得借款，除了与自己合作之外别无选择。
然而胡光墉更清楚：自己可以等，但在前方率兵打仗的左宗棠却是一刻也等不了。军情瞬息万变，随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如果因为筹饷而延误了军事行动，甚至导致了不利于湘军的战况，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急忙找来自己的得力助手——买办古应春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绕开怡和、丽如，把目标锁定了同是英商的汇丰银行。这次选择汇丰，基于三个原因：
一、汇丰具备雄厚的实力和可以达成这次合作的政治背景。汇丰银行的发起人中不仅有沙逊、琼记、禅臣等诸多实力雄厚的外国洋行，就连赫赫有名的大英轮船公司也身处其中，而这正是一家与英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公司。
二、汇丰上海分行刚刚营业不久，急需站稳脚跟，扩展业务。
三、汇丰是一家敢破、敢立，“不太守规矩”的银行。丽如银行曾经自恃在外国银行中的地位，网罗了有利、麦加利、法兰西等银行，规定上述各家银行把过去习惯使用的以6个月为期的期票缩短为4个月。其目的是在于降低自身的风险。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项规定却遭到了汇丰的抵制。当这些银行都不收取6个月汇票的时候，汇丰却敞开大量购进，从而赢得了众多商号的好评。
对这三个原因充分分析之后，两人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表面上由胡光墉继续与德、俄、英、日等国银行广泛接触、洽谈借款。而由古应春暗中把这个消息传给汇丰，以勾起他们的合作欲望。
这天，古应春把汇丰银行的华人买办席正甫请到了上海阜康银号同胡光墉见面。
“雪公，素贵席正甫，字素贵。兄可谓是银钱业奇才呀！”三人甫一落座，古应春便对席正甫大加称赞，“他想出一个法子，能让仅有三四万两本钱的小钱庄，去做七八十万的大生意。您说，这是不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胡光墉看了看席正甫，笑着问：“竟有这样的事？”
席正甫只是谦逊地笑笑说：“其实也什么，这其中的关键，雪公只要稍稍一听，心里就跟明镜似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