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时的比较文学梦
稍微梳理了一下北京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对自己本科阶段的启蒙，倒真是发自肺腑。
我还记得陈跃红老师在课上用叶维廉的一个比方：青蛙对鱼讲陆地世界上的汽车有四个轮子，于是鱼想象成四个圆的鳍……所以必须要跳出思维定势，而关键在于进行比较……做至少能够两栖的学术青蛙……我总是忍不住回忆那段时光，因为一粒种子大千世界，后来的学业之路是那时酝酿的。我很羡慕90年代初，陈老师谈的去香港科技大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的感受。
我常常缩在比较文学研究生班上的后面角落里听课，我知道蒯轶平、俞国强、张洪波、张辉、宋伟杰和后来的李华川等很多人（这些人有些日后都转行了）。但乐黛云老师不认识我，因为我躲在后面，只是很羡慕地听着，不敢上前。研究生的课上在讨论“西马”，分析宇文所安所解析的中国古代文论，当时在电影学院的戴锦华老师也来北大开课。我也听到了弗克玛、刘康、张隆溪、杜维明等的讲座。（那时他们还年轻。）这一切，让我兴奋，让我迷恋，觉得为我树立了学者魅力生活的榜样和梦……曾觉得比较文学是整个文学研究的“外事处”。青春时代的我，是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崇拜者，也去英文系旁听当时王宁老师的后现代文化课程。（尽管英文系学生还没有我这个中文系旁听生感兴趣。）所以内心深处，我认为我是“根正苗红”的，汲取了比较所的大量的正宗营养。那也是比较文学的黄金时代，思想活跃，不像今天那样条块分割，学科壁垒森严。
但在邓小平南巡后的环境下，我意志不坚定，想工作当白领挣钱。等我工作后，签的是八年的霸王合同，断了我继续考研的路，因为赔不起巨额违约金。于是就动了出国学习的决心。
我当时对“文艺学”为何物还不甚了然，今天在这个行当里也没有什么归属感，因为里面没有我的老师，也没有本科时做的比较文学梦。（当时的梦想是成为比较文学学者，住在燕南园的古老的小洋楼里……我承认，这当然是很幼稚可笑的……）
现在想来，二十年来现当代、文艺学、文学人类学的新话语，都是在80年代北京、上海与海外互动的比较文学的大窝里孵化出来的。“一粒种子，大千世界”。我这一路折腾，总根子就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熏陶罢，虽然我那时是很幼稚的。
中国比较文学，是乐黛云老师在80年代初，整合和盘活“文革”后存活的国学、西学、哲学大师资源和海外、港台资源（特别是伯克利加大，她在那里扎扎实实地访问），孵出的一窝珍贵的蛋，这些蛋，分别成就了日后各种的文艺学、文化人类学、诗学，电影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日后打着各路旗帜的英雄，当年都是在比较文学的卵翼之下，羽翼未丰的雏鸟——只要看看1986年出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就一目了然了。
但今天，都要“大国价值观输出”了，各个行当里外语好的人有的是，经费也很足，可以直接去“对话”了，所以比较文学就不新鲜了，变成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旮旯儿，不再是香饽饽。各个学校的这个小庙，都得自谋生路去吧。比较文学当年的红火，在“大国价值观输出”的时代，反成为了一种疮疤式“耻辱”——钱钟书说什么“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今天听起来很没面子……今天GDP很牛了，我们要输出价值，讲差异性了，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就是要与西学的道术“裂”，才时髦……所以，比较文学如何见风使舵，是个关键问题。
90年代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就是黄金时代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北方的窝罢。作为一只没有正式师承关系的小小鸡，我向乐老师这只含辛茹苦的老母鸡致敬。我也曾在这个正宗的窝里当过积极向上但意志不坚定的小小鸡，受益匪浅。
YY老日记：“青春”
上完一天的班回来，感觉自己就像一节耗用了八个钟头的充电电池；拼着不多的精力吃完饭，便独坐室内一边听暖气里水声潺潺，一边静候自己的体力渐渐充盈。
且不管外边的凛冽寒风，能够在晚上吃得饱饱的并无所纷扰地倾听暖气汩汩呜咽，似乎已经是工资之外对我劳动的最大回报了。冬夜的屋里，我不去奢望那绅士气派的壁炉，尽管梁遇春说跃动的火焰是“单身汉的最好伴侣”；对我来说，能够如同藏在冰盖下温水里的鱼一样打个盹，自己已很满足了。一个冬天就这样又要安然度过，气候总要转暖，我这条越冬之鱼，如果如同佛经变文故事所讲的那样，就又该在春天变化为另一物了。变个什么好呢？
庄子的大鱼“鲲”一“怒”就飞了，变做大鸟“鹏”，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件可怕又骇然的事。我坐过几次飞机，也在祖国各海域游过泳，然而还是既怕掉下来摔死，又怕沉下去淹死。依自己的体验来看，生理上乃至心理上的大转换都会带来不尽的烦恼。由此看来古人琢磨着变来变去的，其精力和勇气是着实叫人佩服的。
然而古人一个不剩，全作古了。有时夜半醒来，擦擦自己的皮肤，觉得是个奇迹；想想再过一百年，一切都会被时间的抽水马桶冲到不知什么地方……所以，暂时拥有一间静室，坐听水音潺潺，一边让自己像一条鱼一样在时光的追忆之流中摇尾嬉水，不是挺好么？
母校北大的图书馆东边，曾经有美丽而巨大的草坪。深秋的夜晚，黑蒙蒙一大片草长发般摇动着，上面依稀有人影在唱歌——唱着从未在别的地方唱过的歌。现在的新生是再也听不到了。（九五年秋天，那里开始盖新图书馆。）
然而四年后新生毕业时，他们也许还会像我一样记起母校四月份哲学楼燕春园等处白色紫色的丁香，还有秋天金黄的银杏叶飞旋，盖在最后一茬绿得像火焰般的羊胡子草上。一年又一年的秋叶落在心里，记忆就会自动点燃跃动的火焰。（为什么慈祥和蔼的绅士老叟总是在火炉边？）我想：在我和“慈祥”之间，还隔着更多的落叶……
母校北大的女孩，偏着头从记忆中走了过去，简单的布裙，手中握着的网球拍比一身的装束还值钱。春天阴雨的傍晚，疾风翻开了三教所有的玻璃窗，窗外自行车一排一排地倒下，运动场边杨树抖动疯女人般的长发，楼道里爆发出女孩尖利的笑语叫嚷，一切向我揭示着不可言说的神秘……燕子翻飞在母校一教翘起的旧式檐前，迅疾的刹那，在它们圆亮的眼里倒映的该是怎样的晕眩？燕子并不会头晕，它们飞到远方去过冬，忘却了这边的一切。而我明天还要上班，我的思绪也就不陪它们飞那么远了。
外边太冷，风也太大。我只愿坐在屋中倾听暖气里边的潺潺絮语，尽管它既不能烤白薯，也不够点燃一年一度的落叶。
我是上过大学，但我没过过正常的新生生活
我上过大学，但我不知道应届高考后，开学上大学的正常新生（复读也全都算上），该是啥感觉？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是主观遗忘也不是搔首弄姿，而我真的我没有过过这生活。
当我迈进大学校门开始当大学生的时候，我们所有同学都处于一种退伍兵享受教育福利的度假氛围中。再也不用怕洗澡洗到一半，断水断电，凌厉的哨声想起。而在校园走路，居然可以自由地把手揣进裤兜里。
不合逻辑么？其实合乎特殊的特定的逻辑的。
被历史油腻的大嘴吞没的一段事实是：1990年高考录取后，我们军训了一年。我们熬到1991年7月，退出预备役。1991年9月才开始北大的正式学习……这中间，只有春节回家了十多天。
现在，看着SYSU（中山大学，我教书的地方），幼齿国防生对幼齿同学的军民鱼水情式军训，我苦笑地想起来了我和我的同学们的土鳖经历来。
我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待了一年。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要新生直接去陆军学院报到，不是去北大报到。
说来话长，这要牵涉到国家教委和三总部的重大任务等等。而过去的事情，真的就不想再说了……
欲言又止，是一种折磨。或者，没有到说的时候？
我们见到了大批首长。有的首长今天已经成为上将。而且，我们也见过……总之，要多离奇有多离奇的。我还喜感地记得，春天，一个胖子同学在西柏坡窑洞外边的雨里，收拾网里的鱼，冻得直哆嗦。这是荒诞派喜剧么？当全国人民都在看《渴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渴望》是什么。
1991年5月4日，当我们一个歌唱小组来到北大校园小住，还穿着军装，喊着番号。于是路边宿舍楼噼里啪啦地往下扔酒瓶子……
刘若英有一首歌，唱道，后来……再后来……是的，后来我们像退伍兵一样进入了大学校园。从军大衣到军被，到军内裤，一共是37件，大学四年也穿不完。
娇生惯养的高三毕业生，在陆军学院被关了一年。后来，才心有余悸地来到录取他的大学。我很鲜明地记得，首先受用的，是肉体上的自由舒适——不会半夜紧急集合，也不用去挖菜窖，也不用在雪里练单兵动作，更没有那永远无视扁桃腺化脓的哨子、军号和“不要脸的，我看见你了！”的精神轰炸和踢屁股、打后脑勺。我深深地感到，当大学生，真的让人肉体松弛。
与这种肉体上的惬意相比，精神上的惬意真的是第二位的啦。
这就是我想说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正正常常地去上大一，到底是啥感觉。
“阅读”陈平原
恬美的燕园，在去年春天的百年校庆中显得分外妖娆。其中，各种关于北大的书刊如同校庆日的T恤、纪念邮折一样满眼都是。现在，热闹的节日已经在记忆中被封存和融入延绵的校史。然而，这倒不妨碍你反复阅读一部关于“老”北京大学的书。一茬一茬“新”北大的儿女，在这部书里转了一圈后，对此情此景的校园给予更大的期望与挚爱，获得比眼前的湖光塔影更飞扬广大的情怀。不说大家也知道，这部书就是一年来在北大内外广受欢迎的《北大旧事》，它的作者就是陈平原先生。
去年5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播出了对陈平原教授的专访。播出的时候，他正在美国；镜头传达给观众的，会是一位清瘦而略带广味儿口音的谦谦学人。然而，镜头的推拉摇移是传达不出陈平原文体之美与学术风范的。所以，真要了解陈平原，还是以“阅读”为佳。
想如苏东坡吃甘蔗一般“渐入佳境”地“阅读”陈平原并不难。先从《北大旧事》读起即可。这本书“火”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在北大，随便推开哪间本科生、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宿舍，都可以找到一本。相信那样一种平实、严谨的学风与温润的文笔会超出你的期待。《北大旧事》透射出的是陈平原学术之魅力。这本书的成功，实在仅调用了其学养中的“一旅轻骑”而已。平原先生近年来的学术主业是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对于这一课题，他十分投入，让自己在一百多年来的学术脉络里游泳。做这样一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式的工作，是没有捷径、“轻功”所能指望的。想来，关于北大的思考也成为陈平原这场学术跋涉的重要部分。如果把平原先生的学术空间比做波光粼粼的昆明湖，那么“通俗化”的《北大旧事》就是湖边的万寿山了。一个以学术为生活的必须，根本不需要“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子的学者，“一不留神”出了本无意于流行却广受大众“买帐”的畅销书，这使人对二十世纪末中国学问家的活力与读书者的悟性产生信心。不管怎样，《北大旧事》“畅销”的是醇厚的文风与学术生机，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平原先生是有本事吸引大家去“阅读”他的。边“阅读”平原先生边觉得，哪怕“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好。
陈平原，1954年生，出身广东潮州书香门第，三代都是读书人。家中藏书数千册，“文革”时陈家半夜三更拉严窗帘烧书，大清早端着脸盆倒纸灰，最终被红卫兵识破“奸计”，以“破四旧”的封条将书封存，以防陈家继续烧毁“罪证”。殊不知，这倒反成了一件好事。陈平原十五岁初中毕业正赶上插队，他在粤东山村老家插队八年里就是靠着父亲的藏书度日，其中也读完了大学中文系课程该读的书，包括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挥耗掉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后，终于等到了“文革”后恢复高考。这年，陈平原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他的作文试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82年，陈平原在中山大学做了陈则光先生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三十而立的陈平原北上求学，考取北京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文学博士生，师从王瑶先生。1987年出版论文集《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1988年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三十六岁起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三十七岁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三十八岁被破格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平原先生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访问学人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97年3月至7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之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平原先生著作颇丰，不同口味的读者都会列出各自津津乐道的一批书目。对北大一往情深的朋友喜爱平他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关注学术的人士看重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等，以及平原先生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而与同人主编的集刊《学人》、《文学史》；而更多文学爱好者则乐于徜徉在他的随笔《阅读日本》、《书生意气》、《游心与游目》、《漫卷诗书》里。
北大的教授各具神采，平原先生便是其中颇令人难忘的一位。平原先生讲：在北大这个地方是不敢随随便便“乱说乱动”的。他又进一步解释：站在讲台上的未必如坐在下面的高明。听讲者“虎视眈眈”，逼得人不敢掉以轻心。听过平原先生课的人都知道，平原先生从不会为追求某种效果而在课堂上进行“学术煽情”。在北大这么一个每天都有好几个讲座和演讲，学生自由选择各取所需的地方，平原先生从来没有应各学生社团之邀而做过什么讲座。平原先生普通话里带着粤腔，声音也不大，且从不强调或重复上一句话。基本上可以说，平原先生不是一位善于演讲、雄辩、或具有预言家魅力那种类型的学者，是一位钟情“冷板凳”而不要“满堂彩”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