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叔举荐管仲后,自己甘心位居其下。他的子孙世代在齐国做官,领有封邑的有十余代,都是当时的名大夫。为此,天下人不侧重于赞美管仲的贤能,而是侧重于赞**叔牙能够知人。
管仲相齐之后,与鲍叔牙、隰朋、高傒等贤才通力配合,在齐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下令发展捕渔业和煮盐业,流通货物,积累财货,富国强兵,与百姓同好恶。管仲曾说:“粮仓充实百姓就懂得礼节,衣食充足百姓就知道荣辱(管仲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君遵守法度上下左右就能紧密团结。礼义廉耻这四维不能弘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一定要让它顺应民心。”所以他发布的政令力行简便而容易执行。百姓期盼的,就顺应他们的心愿让他们得到。百姓所反对的,就顺应民意革除这些弊病。
管仲把普通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民的后代仍然是农民,士人(介于庶民和大夫之间的阶层)的后代仍然是士人,工商匠作的后代仍然是工商匠作,保证了四民的安定。官府经营盐铁业,土地按肥沃程度分等征收赋税,适当征发劳役,减轻人民负担。把国都分为十五个士乡和六个工商乡,十五个士乡用于保证兵源,六个工商乡用于保障财政收入和军费。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使齐国国力大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齐国都是诸侯国中的强国,使其他诸侯国十分畏服。
管仲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一方面固然与他自己的才能有很大关系,而另一方面,与齐桓公的充分信任和善于纳谏善于用贤也密不可分。换了一般心胸狭窄的国君,别说是任命管仲为相,不杀死他报一箭之仇就已经算得上是宽容。因此,在为管仲取得如此不凡的功绩而感到惊叹的时候,同时也应该把更多的赞美送给宽宏大度的齐桓公,贤君与贤臣的最佳结合,应该就属于这样一种模式,它能焕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魔力。
还有一个方面,则来自于管仲的非凡见识。管仲不迂腐,他不是死读书的那种迂腐书生,知道什么事情大,什么事情小,什么事情上需要对国君作出让步,不能干涉。据传齐桓公曾经问过他这样一些话:“我这个人,喜欢出去田猎巡狩,但仅仅喜好田猎也就罢了,又十分好色,请问这样还能称霸于诸侯吗?”齐桓公也是个实在人,对于大多数的国君来说,那都是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还自命为道德的楷模,要他承认缺点和错误,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齐桓公却就非常坦诚地说了,而且还非常担忧地向管仲请教,这种心情很能理解,因为之前那么多堪称道德模范化身的国君都没能称霸,何况是好田又好色的齐桓公。但管仲却对这类事情看得非常透彻,他回答说:“这些事情都是小节,对称霸诸侯毫无妨碍。”齐桓公就问:“那么什么会妨碍称霸呢?”管仲说:“你不了解哪位臣子贤能,妨碍称霸;知道臣子贤能而不让他担任要职,妨碍称霸;让贤才担任职务而不信任他让他放开手脚去施政,妨碍称霸;既用贤才又用小人,妨害称霸。”齐桓公对此非常赞赏,因此管仲终其一生,都得到了齐桓公最大限度的信任。
对鲁作战两战皆败使齐桓公清醒过来,他意识到以齐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达到使诸侯钦服并俯首听命的地步,争霸事业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接受管仲先内后外的方略,先谋求国富兵强,然后再图谋争霸中原。
齐桓公在他即位的第二年,起兵灭掉了邻近的谭国(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原因是之前齐桓公流亡之时路过谭国,谭国国君没有接待他,而齐桓公回国即位之后,谭国也没有派人前来祝贺。
经过四、五年的励精图治,齐国国力大增,具备了初步的争霸条件。齐桓公就迫不及待地征求管仲的意思,想要召集诸侯会盟。而当时的一个现状是,诸侯们虽然地盘有大有小,爵位有高有低,但却都认为自己和别人相差无几,既然谁都认为自己和别人相差无几,那就谁都不愿甘心情愿地听从其他诸侯国的号令。管仲于是建议让齐桓公打“尊王攘夷”的政治牌,先赚取政治优势,赢得外交上的主动权。这个“尊王攘夷”,实际上跟后来三国时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尊王攘夷”这个说法不仅立场正义得多,听起来也好听得多,是尊奉周天子联合诸侯共同抵御侵扰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意思,境界也比“挟天子以令诸侯”要高出许多。而实际上,二者的实质是几乎没有多大差别的,都是借天子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的诸侯,使诸侯们不敢有什么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