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水准很低，但是许多人关心它，所以我愿意在这儿谈一谈，就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个文学的大奖，它叫大奖起码它的奖金大，它是100多万欧元，中国最高的奖项是茅盾文学奖，四五万人民币，这是第一。第二，它有瑞典科学院的18位院士组成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他们都是终身制，死一个补一个，这里头只有一个人能懂中文，就是马悦然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呢他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比较喜欢给具有或者是色彩上沾一点，持不同政见的人给他们发奖，在西方国家它相当喜欢给左翼的文学家发奖，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早期，他们发过海音里希·伯尔，他当时把西德批得一塌糊涂，西德政府拿他没有办法，他的驻华大使曾经跟我说，给他发奖，这真的使我们头疼，当时法兰克福一个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说伯尔他的德语相当差，他们得奖是以道德家的身份，因为谴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下面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而获得的，有过这种说法，他还曾经给葡萄牙共产党人萨马拉戈发过奖，给加西尔马尔克斯发过奖，在中国，好多人都可以看出加西尔·马尔克斯把不发展的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迷信，所谓落后的东西把它审美化，变成文学的契机，变成文学的才能。另外一位偏西方的秘鲁的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略萨，他的政治意识还特别强，写过很多政治论文，还竞选过总统，当然未能选上，他曾经痛骂加西尔·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太监。还有意大利的剧作家达里奥福，那也是令人大吃一惊的，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奖励一些流亡的，那多了，太多了，我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我亲历的事情，1993年在纽约，在华美协电影社，胡适当年创业的，为美国主流社会了解中国文化搞的一个机构。我在那儿讲话，讲完话了以后，美国的蓝克儿，一个女的秘书，但是在中国肯定叫秘书长，她很强悍，这位女士就来问我，说今年北岛将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据我所知，诺贝尔文学奖是封闭的，不是先发表的，她说我知道，我当然很佩服，是不是？这是牛秘书长啊，我你知道啊，好好好，她说你什么态度？我说我祝贺啊，我说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都祝贺，我说要你得了我也祝贺，她说中国作家什么态度？我说有人会高兴，有人会不高兴，她一看两眼发光，她赶紧说为什么有些人高兴，有些人不高兴？我说你连这都不知道啊，所有的作家都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哪有老子天下第二的作家，老子天下第二就不干了。她说中国政府什么态度？我说现在这个说得早了点儿，我说现在我不当部长了，代表不了中国政府。这也是一个事实。我有一种印象，这位女士拿着中国政府当公牛，拿我们作家当红布，想这么甩一下，这么甩一下。
到1992年，我接到瑞典科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的邀请信，说希望你推荐五个中国作家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其中完全可以包括你自己，这份材料不得少于15页，中国人讲字数，外国人讲页数，我就不懂，这个字号怎么算，是用1号字？后来我就写了，请王勇毅先生给我翻译，而且我告诉你们，我这里面推荐的有韩少功、张伟、铁凝、王安忆，还有一个人我还没写，我可能想写我自己，反正也没成没关系，如果顺利的话，我不会不写我自己。但是完了以后呢，有关我的规定，因为我担任过职务，第一步要征求我驻瑞典的机构的意见，当时驻瑞典的机构就说，马悦然约你，不好，对中国的态度不好，你王蒙的身份不应该来，不可以来，第一步就挡住了，我不能去，文化部还特例又写了一封信，说由于王蒙有很丰富的经验，说可以应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建议这次还是让他去一下，跟瑞典科学院建立联系，但是我们驻瑞典机构仍然说不不不，还是不，瑞典方面着急啊，就改由SAS公司的总裁来邀请我，可是咱们这个驻瑞典的机构一看就看出来了，那航空公司的总裁邀请你干什么？你又不买飞机，其实当时给我一种感觉，火眼金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这种感觉，不行，还是不能来。瑞典方面也使劲，瑞典一个女的副首相兼国防部长来中国，见到中国跟她同级别的官员，领导人，她跟这位领导就说，说我们瑞典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王蒙先生访问瑞典。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回去就问，说她说这个干吗？别人就告诉他，说那就派王蒙去吧，领导人发了话，说去吧，时间已经很紧了，于是有关部门就通知文化部，王蒙可以去了，但是文化部下属的外联局火了，他也不是说领导发了话可以去，我们一直说可以去，你这儿不让去，现在我们这都忙起来了，我们不去了，不办了，这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没去成，斯特戈尔摩中文系主任跑到中国来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手续没办好，我也不能说别的，我说有可能去不成，他回去就告诉马悦然，说看来王蒙对访问瑞典没有兴趣，于是马悦然也是性情中人，也是学中文学得太透了，受中国人情绪化的影响，他立刻发表一个声明，他说王蒙已经表示对瑞典科学院没有兴趣，也不准备和瑞典科学院进行交流，因此今后我们只好放弃跟中国大陆的文学的联系，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都，他把我想得也太高了。总而言之，所以说你们看着很伟大的事情，你要知道内情以后，阴差阳错，也不要以为那么伟大。结果马悦然的轻率的做法引起了瑞典驻京大使馆的不满，他们的文化专员他在香港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关于邀请王蒙先生访问瑞典科学院的情况你不完全了解，与王蒙先生个人完全无关，马悦然的说法是不公正的，不真实的。现在马悦然又到中国来了，有一段时间马悦然都不许入境，都上了黑名单来了，别人催着我问什么时候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法说这个事儿，怎么说？没处可说，得了就得了，不得就不得，得奖当然很好，100多万欧元，存在中国银行，对国家也有贡献啊，得不了，算了，那也没办法，但是反过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国际奥林匹克，没有竞技技巧。比如我们知道的挪威，这是当年的话，挪威跟瑞典是一个国家的时候，挪威最有名的戏剧家易卜生，他在最后的关头诺贝尔文学奖决定不给他，而给他的一个竞争对手叫比昂松，但是比昂松没有什么人记住他，但是易卜生非常有人气。如果我们列举得奖的人我们会列举出很出色的作家来，近半个世纪有海明威、加西尔·马尔克斯，但是我们列举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有一大批出色的作家，比如说俄罗斯的那批作家等等，有人老在那儿分析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在那儿分析，为什么？因为中国作家胆小，因为中国作家没有成为烈士，还有人分析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外国作家自杀的数量很大，我不知道是由于吃得太多，还是由于低血糖造成的这些说法，简单来说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既不必把它看得那么的渴望，也不必把它视为对立面，以公牛的姿态向它冲去，也不必这样。现在马悦然已经多次表示过，他最喜欢的是两位山西作家，一位是李锐，一位是曹乃谦，有1年在重庆书市，马悦然给曹乃谦站台，而且说他随时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马悦然这样的一个许诺，有些热衷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有些虽然对诺贝尔文学奖不无兴趣，但是已经一看马悦然也没提议，也就死了这条心，踏踏实实该干什么干什么，用不着再折腾这事儿了。
我开玩笑啊，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第一项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就是胡适、鲁迅。因为有人就说鲁迅多么伟大，多么伟大，我说中国人的骄傲在于有一个鲁迅，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只有一个鲁迅，这个作为造句来说这有一定的说服力和煽动力的句子，但是这个句子不通，因为所有的作家都只有一个，没有克隆和复制，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中国也只有一个李白，中国也只有一个杜甫，中国也只有一个曹雪芹，而且只有80回再加后续40回，哪个作家都是只有一个，怎么能来俩，照抄也不好看啊。再想，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英国有俩莎士比亚？法国只有一个雨果，只有一个巴尔扎克，所以关于中国只有一个鲁迅这个说法，而且鲁迅有鲁迅的年代，鲁迅是作为一个精神的领袖，作为一个社会的良心，作为日本的一个代言人，作为一个青年的导师而出现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权利，没有精神上的权利，他跟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很难设想现在的老百姓和伟大的学生或者在座的中文系的学生，你们以嗷嗷待哺的心情等待着一位救星的到来，等待着一位精神导师的到来，说高举起你们的火炬跟着我走吧，有人跟你走吗？所以不同社会的发展，不同的情况下，人们对文学的期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把很多东西尤其是把文学道德化，有些人对于文学的期待实际上是在期待着一个圣人，圣人不出……咱们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圣人，瞅着活着的作家，谁的模样也不像圣人，也不像鲁迅，没有那么悲情，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大的承担，但是他忘记了不同的时期，就在文学史上能够起到鲁迅这样的精神领袖作用的作家也微乎其微，李白喜欢月，喜欢喝酒，杜甫好一点，叫诗圣，还有好多的也在那儿叹息，曹雪芹更不是，他丝毫没有，在他的作品里面并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的一种高姿态，外国的作家也是这样。
关于鲁迅和张爱玲
我再讲一个话题，我其实是讲我的困惑，在大家怀念鲁迅，谈鲁迅，思念鲁迅，阅读鲁迅的同时，当然也有感到厌烦……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对张爱玲的热度，张爱玲的写作有一种生动感，她对颜色的描绘很好，对有些人情世故的描写，特别是对于女性心理的描写十分不错，但是怎么会，有那么好吗？我实在是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待会儿有人能够对我进行一点儿教育，我已经下过多少次决心了，我既没有教条主义，也没有政审的意思，我也没在政治部门工作过，说是由于政治上对张爱玲不感兴趣，我找了她的书，我还上国家图书馆借了她的书，但是没有几篇我是认真地读下来的，因为我需要更多的艺术的想象，我需要更深的历史，包括对人生的思索。张爱玲说：“她说我要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我还是写不了的，我只能写发生过的事。”这个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是天真了一点？现在张爱玲已经快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了，我觉得有点悲哀，如果选择同时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我更愿意看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谈现代文学，那个时候唯周杨马首是瞻，周杨怎么说的看讲义，但是现在至少有一半是唯夏志清马首是瞻，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认识。
我在这儿讲了半天，介绍了一些情况，谈了许多自己的困惑，也是白白地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非常对不起！
王蒙现场答听众提问
关于网络文学与青春文学
问：我是盛大文学的作者，您刚才提到人们对文学有道德上期待，但是对网络作者来说，几乎没有受到来自这一方面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个人从理论上我对网络文学完全是支持的，我也做过极少量的浏览，包括有些人的很尖锐的博客我也都读过的，里面的某些见解还是好的，是可取的，另外我还给例如安徽的一个网络写手叫耳鸣兔的他写的红楼梦的书，他寄给我那个书，我还给他写过评论和序。还有一些书，我读着也很有兴趣，比如《明朝那些事儿》，但是更多的情况我还不知道。我还参与过一些网络的评奖，或者发奖什么的，所以从总的态度我是支持的，我也是喜欢，但是太具体的我也说不出来，我不觉得写了以后你是先在网络上发也好还是在出版上印出书也好有特别大的矛盾，连写新诗、旧诗我也不觉得有多么大的矛盾，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题材自己的作品的情况先上网也行先出书也行，愿意用文言文写的我也不反对，你愿意用英文写，我更不反对，因为我一直就是，老想学好英文，老学不好，你要用英文写的，那我看着我更羡慕，更有奋进，你好好用英文写。
问：我看到PPT以后，看到王蒙先生第一部作品是19岁写出来的，按照这样来算的话是青春文学，青春文学每代都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成了一个事，我想听听王蒙先生的意见？
答：我觉得跟媒体的炒作也有关，年轻人低龄写作，现在不是19岁的问题，现在好像还有，最低龄的6岁也出诗集了，当然这比较少，是特例，但是我不赞成不同的派别的人在那儿互相嘲笑，互相攻击，青年人肯定有青年人的锐气，他的体力，老年人呢有老年人的优势，我特别喜欢老舍在《茶馆》里面的一句台词，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没牙。这个牙你怎么解释都行，80后浑身都长着牙，想咬一口就能咬一口，而且能咬得起来，但是花生仁少了一点，就是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吃过的盐，经历的挫折少一些。老年人是花生仁越来越多了，但牙已经不行了，锐气、硬功也不敢嚼了，尤其是作家，你要是写好了，你总是会写好的，用不着贬低别人，如果写得差劲的话，就算全国的作家被你骂死，你还是写得比较差劲，如果写得特别好的话，别人更好，大家一块儿好，咱们变成黄金时代，黄金集团，一个实力集团，更是梦寐以求的事，所以不要造成一个气氛，按年龄分。我是“30后”，离“80后”差50年了，但是我在没有得到召唤前，没有完全痴呆以前，我这不是，我也写，该说笑我也说笑……
中国梦：梦与梦魇/易中天
易中天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
刚刚学会与各国平等交往的“天朝国民”，却在屈辱中开始了“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