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我只知道父亲是因为我才病的。毕业时，学校通知我留校工作。过几天，学校又来信说不留我了。记得那是1979年8月末的一天，当我把一切都找回来，重又向父亲报告喜悦的时候，他显得疲惫，脸色苍白，不论我情绪怎样飞扬，他已经激动不起来了。中午的饭也办得潦草，吃几口便放下筷子，一个人看报纸。我也跑累了，打一盆凉水泡脚。要到一点了，父亲说他得去开会，我便看着他走进那座森严的院子。
其实，父亲那几天一直感冒。那个中午，他懒得说话，我也懒得说话，我们都以为这世间有的是供我们父女说话的时光，用不完地用。就在那天晚上，父亲倒下便再也没有起来。他一个人在小火炕的蚊帐里发着高烧。他试图起来过，后背都磨烂了，可是夜太深，太遥远。他烧得口干，喊不出来，烧得骨软，挣扎不起来。那个时刻，父亲的神智一定是清醒的，他心里想些什么？
他才五十三岁。连一次生病的经验也没有，他怎么会处理这急来的恶魔呢？
父亲在大院里有一间办公室，里屋便是宿舍。或许是那里面的气氛使他梦中也不轻松，就选择在院外农场的一间平房里住。
那天早晨，总与父亲散步打拳的丁伯伯见屋里没动静，以为父亲又熬夜了，便拣来一块木板顶在门上。他想和父亲开个玩笑，他们以前常开玩笑。
第二天早晨，丁伯伯又来了，他想听听父亲如何骂他。可那块木板没人动过。他感觉到了什么，忙招呼人踹门。门开了，父亲已奄奄一息。就是说，在地狱与天堂之间，父亲整整奔波了两夜一天……
然而，不论丁伯伯怎么说，我的心仍疚疼难当。父亲是个性格内向情感脆弱的人，他太以子女为重。我考的是大学，却因车祸“照顾”到中专；留校的事，已人人皆知，突然又不留。一个乡下女孩，没有父母一点庇护，路全由我自己独走，他因为无奈而难堪。如果那天我问问父亲哪里不舒服，如果由我陪他进一次医院，也许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上，只需伸伸手就可以拉住父亲，我却无动于衷，任由死神大摇大摆地邀请父亲！
我去大连请教名医，要求把父亲转到市里来治。名医说病人已经不起转院的颠簸。我急忙挡住他的话，父亲的灵魂正跟在我身后，一旦听见会痛不欲生。那个夜晚，我无助又无望地蜘蹰在滨城的大街上，不知路在哪里。
父亲单位首长派人到沈阳买来两颗牛黄安宫丸。我把那贵重的药丸捏成碎末喂给父亲，然后大家围过来等待奇迹。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父亲仍跋涉在死寂的沙漠里。他走不出来。
父亲农场的犯人来了，他们做了一个小菜板，把翠绿的小白菜洗干净，剁碎，放在一块纱布里挤出汁儿，又在酒精炉上熬八分熟了，让我给父亲喝下去。父亲的喉咙咕噜了几声，他似乎感觉到了那生命的泉。但他依然滞留在谷底……
住院日记写到第十四天。想不到那就是世界末日。像尼采当年目睹了父亲和小弟的死，然后对生命产生恐惧一样，我第一次被死亡的力量震慑了：父亲从始到终，就会不睁开眼睛看一看，就会没有一句分别的话，就会气息一点一点弱下去，弱下去；最终消失在那片无边无垠的黑暗之中……
父亲他真的就一个人远行了。
那个秋意浓重的夜晚，我们的哭声响彻了名叫瓦房店的小城。
首长为父致悼词时，我才知道，他是省公安战线连年的劳动模范，刚刚当选为省劳改总队党代会代表。我才知道，父亲很会贮藏白莱，农场的白莱够支队的人吃三个季节，连县蔬菜公司也要跟父亲讨教……可这一切，父亲从未流露过，他的嘴总是紧紧地关闭着，就那么轻松地带着一个一个荣誉的行囊上路了，就那么淡漠地带着阳光和骄傲，带着不该只属于他的秘密，背着手走了！
我心里一定是保留了什么，有一次梦游时与父亲重逢，就问：“爹，你最爱吃啥？”他笑着说：“你忘啦？我最爱吃红皮地瓜。”于是，梦中就有了姐夫和大弟赶来的白马车，上面装满了红皮地瓜……
父亲的模样，我刻在心上。有时在街边走，无论是匆匆地穿行，还是闲闲地散步，目光总在寻找。偶尔，就会惊异地站在一个酷似父亲的长者面前，呆一阵，陌生而又绝望地离去。
父亲三周年祭的时候，我从城里回到乡下。父亲的骨灰安葬在西山后的祖坟地里，那颗从二十三岁就开始流浪的灵魂，去了另一个世界才得以与家人长相厮守。
那天上坟的人很多是长辈，他们认为女儿为父亲所能做的就是烧香磕头。当我宣布说我要在父亲坟前说几句话时，全体目瞪口呆。姐姐在烧纸，大弟小弟在添土，其余的人懒散地坐在草地上。他们以为我读书读愚了。可是，当我一笔一画雕刻出父亲的塑像时，山坡上男人女人哭成一片……
前不久，接母亲到城里住。母亲说，现在乡下时兴给过世的人祭十周年。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就劝她不要流俗，父亲生前是个平凡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平庸的人。母亲点点头补充说：“一个老实人。”
父亲，请让我走近您
倪沁佳
不知什么时候我与父亲有了隔阂，以至于我与他进行短暂的交流都有些发怵。
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受父亲的委屈。大概两年前春末夏初的一天，我用第一次稿费买了一斤猕猴桃孝敬父母，晚饭后我兴高采烈地将猕猴桃端到父母面前并故弄玄虚地讲着猕猴桃的营养价值及其稀罕之处。当我边讲边把一只剥好的猕猴桃送到父亲的嘴边时，他随便地问了一句：“这东西多少钱一斤？”我得意而高声：“四十元呢！”几乎是在我话音落地的同时，父亲恼怒地喊：“你把这东西给我拿走，四十块钱一斤，我享受不起，你们这些年轻人也太敢花钱了！以后少尽这份孝心……”我一时惊愕不知所措，一向友善温和的父亲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不解人情？
结果，父亲真的连看都没看一眼猕猴桃，我更不敢奢望他尝一尝了。这以后为讨好父亲，我无论买什么东西在父亲面前只能报半价或者半价以下，只有这样才能蒙混过关、安然无事。从此我在父亲面前开始不说实话了。
时间流逝，父亲逐渐变得细致而琐碎，对生活中的小事极为留意和关心。我习惯用流水洗脸，这个习惯一不留神被父亲注意到了，每次洗脸的时候常伴着父亲那喋喋不休、独具韵味的责怪声：“水龙头开小点！”“洗个脸接盆儿水不就行了吗？讲究什么！”我不以为然。父亲的声音中开始带着心疼和气愤：“洗个脸要一吨，哗哗哗地，我都听见水表转的声了。”父亲这种无奈的“幽默”增多了，我渐渐地怕父亲注意我，在父亲的眼里我的毛病越来越多，甚至动辄得咎。
春冬换季，年近六旬的父亲每到这个时候身体总有些不适，所以要在家休养几天。我怕父亲看着我不顺眼，每天早晨总是匆匆忙忙离家上班，尽快逃离他老人家的视线。
一天，我刚一到单位就发现自己办公桌的一串钥匙不见了，一着急想不起放在什么地方。想打个电话问问是否在家里，又怕叫父亲知道骂我丢三忘四的，只好决定自己跑回家一趟找找。我刚出单位大门，一抬头远远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顶着风蹬着自行车迎面而来。我愣住了！是父亲。“丢三忘四的，钥匙忘家了，还干什么工作……”父亲还没站稳，我本能地想说：“这钥匙没用了，故意扔在家里的。”望着父亲，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父亲扶着车伫立在风中是那么苍老那么虚弱，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好像不是那个在我儿时牵着我的小手对我无休止的提问永不厌烦的父亲；不是那个在我少年时，面对胸怀大志夸夸其谈的我惟一充当我忠实听众的父亲；不是那个在我自以为成熟的时期，已经看破我的心思却还鼓励我祖国儿女志在四方的父亲；不是我曾视其为终身最好的朋友并可将我全部的思想倾诉的父亲。不是，真的不是！父亲您很近，又很远。难道真的有谁要在苍老的您和长大成人的我之间无情地设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难道真的有这条沟吗？我不信！
“外面风太大，快回去干活吧！我走了。”父亲瘦弱的身体迈上自行车慢慢地、慢慢地在我的视线中模糊了。我知道父亲至少要在风中骑四十分钟才能到家，我想说：“爸，您老慢点儿骑，路上小心点儿。”可我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姥姥
樊虹
原来，死亡是有日期的。
一个叫上帝的人把每个人都编排好了，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我从来没想到也没想过姥姥有一天会悄无声息地走掉，像平时一样，怕给人添麻烦，连个招呼也没打。
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几时时几回回梦里她还是老样子，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什么地久天长，好人一生平安，姥姥是好人，可她一生也没平安过。
姥姥嫁了个二婚头。
姥爷的老婆死了，留下个几岁的儿子（我大聋舅）。架不住媒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太姥爷（姥姥的爸爸）见姥爷生得端正，又是个买卖人，姥姥嫁过去虽是填房都是独门过日子。
就这样，太姥爷的一句话，姥爷带着姥姥到集市上买了两身衣裳，就过了门。
姥姥高挑大个儿，瓜子脸，大眼睛双眼皮，模样极周正，极秀气。当姑娘时，在家铲地收割打头阵，是个好劳力。
姥姥不大爱说，外场由姥爷那张笑眯眯的脸迎来送往，时常有亲戚朋友来家吃饭，姥姥忙不迭地割肉炒上七碟八碗的，在桌下置酒布菜，偶有不周，姥爷大声吆三喝四，姥姥低眉顺眼垂手站定，不敢争辩半句。
姥爷的父母死得早，两个姐姐（我叫姑姥）自然是又当家又做主。因二姑姥与姥姥住前后院，“关照”就多起来。姥姥刚嫁过来，二姑姥就提醒姥爷：“做事拿出点老爷们样儿，别让媳妇‘拿’下马。”赚钱姥爷不大交家，年底分红，“猫”到菜窖里一个通宵就输得分文皆无。为了维持生计，姥姥把仅有几身衣裳、几件心上的首饰先后卖掉了。每天清晨早早起来，做上一大家子的饭，叫醒孩子料理吃喝，自己吃一口饭，就下地了。最忙的当属晚上，做饭收拾，哄孩子睡觉，洗洗涮涮不说，夜里还要起来给牲口添料，叫醒孩子别尿炕。
大聋舅是老大，二姑姥又常“教导”：“你不是这个妈亲生的，啥事你得争。”常常是大聋舅兜里揣着姥姥背着几个孩子偷塞给的零花钱，回到家里却又是骂又是摔。姥姥多少次泪含眼圈，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常常对大聋舅惯宠有加，明明知道该管，又怕二姑姐说三道四，只得罢了。钱尽着他花，好的尽着他吃。大聋舅淘得竟将石头子儿摆到铁轨上，被日本鬼子抓去，电聋了耳朵。虽多方医治，听力也未恢复正常，待到长大成人，托人走关系把他送到镇上当了瓦匠。
姥姥一辈子没进过城，也很少赶集上店，斗大字不认几个。
大跃进那年，扫盲的姑娘小伙子们风风火火地要教姥姥学认“毛主席万岁”，姥姥一指门框：“孩子，拿粉笔把这几个字写上！”
工作组来检查，姥姥应对自如。从此，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姥姥的聪慧与善解人意。小辈的习惯叫她“大姑”，老辈的则指着孩子叫“他大姑”。
姥姥身体好，先后生养了八个孩子。其中两个长到两三岁时，得了肺炎，姥爷胆小又迷信，请来跳大神的，活生生把两条生命“跳”没了。
眨眼间，孩子都长大了，相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大舅（姥姥生的第一个男孩，我们打小习惯称大舅）是姥爷心上的肉，在县城农校念中专，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大串联，天南地北地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家里接的只有照片没信。姥爷早就替他相下了一门亲事。大舅死倔，回家一听，脑袋一挺，咬牙坚决不同意。姥爷不容分说，挥起铁锹就打，大勇吓跑了。姥姥啥也没说，也没掉眼泪，就是整日不吃不喝，头不梳脸不洗，姥爷从未见姥姥这样，怕了。最后退了一步，大舅娶了自己相看中意的，可也从此，“大舅不听话”便在家族中传扬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