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预言永不枯竭的源泉
西方神启预言的集大成者便是流行于世的伟大著作《圣经》，作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公奉的经典教义，其中记载了许许多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神启预言。全世界《圣经》的信徒都相信：《圣经》里所记载的全部都是神的计划和意志，而上帝不会当众宣读这些预言，他往往指定几个先知来代他行使这个权威，于是这些计划和意志无一例外地通过先知之口说出来，而这些先知们的陈述，便成为了《圣经》神启预言的主要内容。
通观整部《圣经》，它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点就是，所有的国家、民族和人物都是上帝的工具，他们的兴起和没落只不过是上帝的原定意志，是神预定的结果罢了。因此，在《圣经》中，先知们只不过是作为神的仆人和“喇叭”，受神的启示来预言当时的国家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命运的，甚至有些预言还涉及到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和最终结局。而这正是《圣经》诞生以来，直至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仍然令人们深感不安的原因所在。
只要看过2009年末上映的美国大片《2012》，无不为其真实得近于恐怖的末日景象所震撼，在惊叹于眩目的特技效果的同时，也自脚底生起一股寒意，这会是真的吗?其实，只要看过《圣经》，或者仅仅是读过《圣经启示录》的人，对于影片中骇人的末日景象，都不会太过惊诧。因为，影片所呈现的灾难，远不及《圣经》预言中描绘的末日的大灾大难来得恐怖。《圣经》自它诞生以来，便成为了全世界各种末日文学和电影的灵感源泉，今天的很多末日预言也是从《圣经》发挥而来。
那么，《圣经》究竟是什么样的著作?是神话?还是预言?为什么它能够历经几千年而不衰落?它所描绘的末日景象，为何会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梦魇?而它那咒语一般的“末后的日子”究竟是在哪一天?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开启对于《圣经》中末世预言的探索吧。
《圣经》全书的完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现在通行的圣经全书包括《旧约》39卷和《新约》27卷。据考古学家证明，《旧约》全书大约写作于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完成于基督教诞生之前，被犹太教奉为正典，其中前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最为重要，被称为“摩西五经”，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新约》则是公元l世纪，基督教诞生后才出现的。基督教诞生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吸收了《旧约》全书作为基督教经典，其后基督教门徒又陆续写下了基督诞生后的事情，编成《新约》27卷。所以《圣经》全书的完成历时达1500多年。
《圣经》的各卷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独立完成，跨时1500多年，在写作意图、写作手法上必然不会完全一致。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它是犹太民族可靠的史书，甚至现在很多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巴比伦、波斯、埃及等等地区的历史，都采取《圣经》中的记载和说法；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眼中，它是上帝与信徒的约定，是至高无上的神与他的子女的约定；而在那些对宗教毫无兴趣，又不喜欢考证之学，只是出于好奇的人眼中，它就成了一部传奇、神话，或者预言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隋况，是因为在这部书中确实同时具有这些特征。这也决定了在《圣经》中关于世界末日的看法必然存在一个演变过程，而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在探索末日预言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圣经》中关于末日的预言主要集中于《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启示录》这四部书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末日预言的出现、发展，以及最终成型的罄个过程。
1．启示录文风的形成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居鲁士圆筒”。这些圆筒由赤陶做成，保存完好，圆筒上面记载着波斯帝国时期的各种信息，包括居鲁士征服巴比伦，遣返被掳民众的事情。虽然犹太人返乡一事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应该可以推断当初犹太人也属于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在另一些圆筒上记载的是巴比伦的日历：公元前5世纪早期观察到的日食；公元前4世纪某一年的天文日记；公元前164-163年的天文日记，其中包括公元前164年9月末对哈雷彗星的观察。这些日历表明了巴比伦人在天文学方面的高度技巧，他们每天记日记，把每日的观察记录下来，记录的日期始于公元前7世纪。
犹太人从公元前6世纪流亡巴比伦达50年之久。可以想象，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被流放的犹太人一定也吸收了这些知识，对夜空的变化和日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们把这些知识带回了本国，这些知识加上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和犹太民族自己的遭遇，使犹太人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写作风格，即启示录式的文风。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才能弄明白西方世界关于末日思想的来龙去脉。
启示作品的主题是末日的事件。作者为了使这种作品具有说服力，通常假托古代伟人，说此书出自他之手。例如，但以理是假托人物，以诺也是假托人物。公元前2世纪的以诺被描绘成为一个具有非凡智慧和知识的超人，《创世记》里说他“与上帝同行”。这个假托人物还有一个译员，通常是天使，负责解说隐蔽事物的意义。
在《但以理书》中，这位译者是加百列，加百列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但以理书》9：22）。
在《以诺一书》中，充当向导和译员的是天使长伍里尔：“以诺
啊，我让你看了所有的东西，向你透露了一切，以便你能够看到太
阳、月亮和领导天上众星的人……但是，在罪人的日子里，年将变
短……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将发生变化，不会在恰当的时间出现”
(《以诺一书》80：1、2、3)。
《利未遗书》则介绍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天使，他负责为以色列说情，他把利未领到上帝面前：“这位天使给我打开天堂的门，我看见圣殿，至高无上的上帝坐在圣座上”(《利未遗书》5：1)。天使在启示文学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他们的存在就代表了犹太人传统中的新发展。
一种作品为了被列为特殊的体裁，它就必须具有某种特点，读者一看到它，便知道它是这种体裁。例如，自传是用第一人称由真人讲述他或她的真实故事的。诗的版面编排不同于散文，它的效果依靠韵律，并运用隐喻或其他修辞手段增强其感人力量。一位先知利用世界末日的主题，着重强调某一论点，那是预言；而当人们把此作为写作的主要目的，并用恐怖景象来表现这个主题时，实际上已经从预言进人了一种文学形式——启示录文学。
从文风上看，启示文学充满象征主义。因为象征主义用一物代表另一物，就使之具有了额外的意义。由于这种体裁是要揭示隐秘事物的含义的，所以各种对象、事件或思想都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以便弄清楚言外之意。例如，《但以理书》中的四巨兽象征四个王国，第四个巨兽的10个角代表10个国王。不过他们的身份太含糊了，无法解释为实际生活中的各个统治者。数字的象征也很重要，但是各有各的解释。3、5、7这些素数的解释是因人而异的。时间的衡量最为含糊，例如《但以理书》中“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的寓意至今没有人能解释真正的含义。末日的迹象特别反映在自然秩序的混乱上，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很容易看出启示文学的特点：行星从天空坠落，国家战火连绵，善恶之间进行最后的大决战。
那么，是什么促使人们用这样一种独特的风格进行写作的呢?最通常的说法是，启示文学出现在国家危机之际。如果一切都很好，那么，谈论世纪末日就不正常了，也是不健康的。看来，只有当前景非常暗淡，人们一致认为大难当头、末日来临的时候，各种预言才会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构成故事。像世界末日来临，或世界不可逆转地在走下坡路等等说法，总是为支持某种事情而提出的。《圣经》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如此。例如，圣约翰的启示录诞生于早期宗教受迫害之际，而中世纪和现代发生的战争、瘟疫和革命也促使了启示思想和启示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