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亮简介
陈亮(1143-1194年)：中国南宋思想家、文学家。字同甫，后改名陈亮，人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为人豪侠，喜谈兵，励志恢复失地，力主抗金，多次诣阙上书论国事，并痛斥秦桧。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因攻击时政，得罪当权派，三次被捕入狱。宋光宗朝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擢进士第一名，授佥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未到任便死了。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
陈亮的思想特点是提倡“实事实功”，讲究“立国之本末”，有益于国计民生；厌恶“安于君父之仇”、“低头拱手以谈性命”。认为整日侈谈“正心诚意”、“尽心知性”的理学家是麻木不知痛痒之人。他倡言“道”是不能离开实际事物而存在，要从事物中去找出宇宙间的道理和规律。
在教育思想上，陈亮主张造就“非常之人”。他认为，在南宋内忧外患交迫的艰危时局中，要收复失地、重整河山，如果依靠那些平庸无才的文臣武将，是不可能负荷这项重任的。而造就“非常之人”的主要方法，在于严格锻炼。好像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锻炼程度不同，决定着材器的精粗和好坏。
他主张做人要谦虚而不自满，说：“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为足，而尝以其未能者为歉。”千万不能因稍有成就便自满起来，应该以有所不知和不能而加强学习。
他又提出要注意教育对象的年龄发展程序，从实际出发进行教育。“童子以记诵为能，少壮以学识为本，老成以德业为重。”因此，儿童时期则注重记诵能力的培养，少壮时期适宜于知识学问的增益，老成时期重在德业的修养。这个说法是片面、机械的观点，显然也是不科举的。但他能够看到人的发展阶段，提出按不同对象给予不同要求，这一点还是可贵的。
他也讲究个人涵养，就是喜怒哀乐爱恶之情，要“得其正”，即处理“得当”。平日既不可“纵欲”，也不可“灭欲”，自己须认真陶冶正当的喜怒爱憎感情，使能成为有益于世的“非常之人”。实质上是批判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腐败说教。
二、陈亮的教育思想
陈亮生活于南宋和金朝混战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的尖锐，同时南方经济又有所发展。陈亮的言论基本反映了工商地主阶级的利益，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经济，同时也渴望在政治上施展拳脚。他提出了“实事实功”的主张，希望统治者在用人上“尽收天下之材，长短大小各见诸用”，希望能够改变工商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
在宇宙观上，陈亮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认为“夫盈于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因而“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苟能潜心玩省，于所已发处体认”，他认为，所有的客观的事物都有自身的规律性，事物都按照自身的规律运动，并且具有具体的法则。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只能从“实事”和“实功”出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面对现实，讲求实效。
陈亮的人才思想，充分地反映了其事功思想的特征。他针对当时“天下士人烂熟委糜”的歪风以及当时抗击金国，恢复经济的需要，主张对用人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使士人能够“成其才而充其气”，使人才有大显身手之地。为此，他多次上书孝宗皇帝，对当时的选人、用人制度提出批评，并表达了自己的人才选拔、任用的主张。
《上孝宗皇帝书》一共4通，作于淳熙五年和十五年。淳熙五年(1178年)，陈亮36岁赴临安，正月十九日丁巳诣阙上书孝宗皇帝(第一书)，劝导皇帝选拔人才，积极抗金，这让孝宗震撼，“欲榜朝堂，以励群臣”；想依据种放的旧典故，召他至殿上奏对，然后擢用。但是却遭到了那些大臣的反对，陈亮等了八天没有消息，再一次上书，结果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陈亮又呆了十天，上了第三次书，孝宗想要给他官做，陈亮以“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渡江而归。淳熙十五年(1188)，高宗死于临安，金使节来吊，态度轻慢。陈亮极为愤慨，再次上书孝宗，陈述复仇之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而在廷交怒，以为狂怪，遂不用。”
陈亮几次上述，都以抗金复国为目标，以人才问题为中心，论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改革主张，批判了道学教育及封建专制政体对人才的败坏和销蚀，提出了选贤任能的具体措施，使其人才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和人才的本质问题，在人才思想上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陈亮认为，抗击金国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指出即使再聪明的君主，一个国家也必须依靠贤才，才能有所作为。贤才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帮手。自古以来，国军都要广收人才，重用人才，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认为，“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则电扫六合，非难致之事也。”
陈亮对销蚀人才的科举制度十分反感，为此，他曾撰写了许多文章对科举考试进行抨击。陈亮指出，当时“选人之在诠者，殆以万计，而侥幸之威，未有穷已。”科举考试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纯粹是图侥幸。他认为，“国家以科举选士”，是“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这种“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的选人用人制度，以门第或儒家的经典教条选择人才，其实是埋没了真正的人才，其结果是“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义之为常程，科举之为正路，法不得自议其私，人不得自由其智，而二百年太平由此而出也。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正当，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
同时，陈亮又极力反对论资排辈的选人才法，认为这种“除授必以资格”的取人用人制度，实际是扼杀有用之人。由于这些“庸愚龌龊之人”堵塞了人才的进取，“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陈亮的剖析，真可谓一针见血。
在中国人才思想史上，陈亮第一次将人才问题同君主制度联系起来，对君主的独断专行，压制人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君主专制是造成庸人的总根源，而庸人又反过来成为君主政治的基础和土壤。陈亮认为，君主的大权独揽，事无巨细，都让臣子整日处于惶恐中，根本不可能有所大的作为：“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故其势必至于委糜而不振。”陈亮在实践中认为，君主的专制是以压抑人才来求得其政权的稳定的：“艺祖皇帝一兴……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雋功，……以礼义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由此而立。”在君主的统治下，人们只能对皇帝的言论言听计从，否则就会有生命之危。
陈亮还对道学家们所宣扬的“成人之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道学家所谓“成人之道”，所谓“以醇儒自律”，就是教人自保，不管国家的存亡。这种“成人之道”“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使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虑之经营，一切置中国于度外”，在北方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同女真贵族的军队展开浴血奋战的时候，士大夫们则“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他认为这些人简直到了无耻的地步。
儒生们只空谈生命，没有真才实学。“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吐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天下之经生学者讲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而天下之才臣志士趋当世之务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义。论恢复则日修德待时，论富强则曰节用爱人，论治则曰正心，论事则曰守法。君以从谏务学为美，臣以识心见性为贤。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举世谓之正论，而经生学士合为一辞，以摩切陛下。”陈亮认为，真正的“成人”，应当是文武兼备，才智俱全的人。
在当时，抗战与主和是两种势力的政治，而陈亮的人才思想与其政治立场一样，是与其抗金复国的现实政治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其人才思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主和投降是当时消磨人才、产生庸人的直接政治原因。“秦桧倡邪议……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与金议和，会让这个社会失去信心，死气沉沉，人才也就脱离了实际，最后只能是失败。在这种无所作为的过程中，往往庸人得志，人才磋砣。“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格守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命，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磋砣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南北角立之时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
陈亮认为抗金复国的实际斗争才是培养治国安邦之才的基础、条件和有效途径。“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也，故其臣东西驰骋而多可用之才，”处于这种战乱的年代，英雄人才才会辈出：“使朝野常如虏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只有坚决抗金，才能振奋人心，培养国家栋梁，剔除庸俗的人才。
人才的发现和任用，是陈亮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唯才是举”的前提是发现人才，辨别人才。陈亮说，人才没有被发现之前，“混于不可知之间，媚之者谓之狂，而实狂者又偶似之。”人才与狂妄常难分辨，人才惊世骇俗为常人所不理解，斥之为狂；人才被疑忌又可被斥之为狂，而那些“一辈无赖平居大言以诳人”者，又造成真假难分，人才难以发现，这也是人才辨识上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陈亮主张从平凡的实际生活中选拔真正能熟悉实际事务的人才。他认为：“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贱士，不胜忧国之心，……臣以为拘挛龌龊之中，当其有卓然自奋于草野而悟圣聪者。”他赞扬唐太宗的不拘一格选人才，给后世君主做了榜样。
陈亮还特别提出了因为非常之事必须破格使用非常人才的思想。“有非常之才，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第非常之事，非可与常人谋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智者而后知其不济也。”因而“非常之命，黎民惧焉”，英雄豪杰之所以惊世骇俗，就因为他们要变革，“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虑，则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要求有用的人才，就必须“破去旧例，不以次用人”，即废除“士以尺度而取”的科举制度和“官以资格而进”的官僚选拔和晋升用人制度，“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
接着，陈亮进一步讲述了选拔人才的根本途径。他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就在于“用”，“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文当以处世之才为标准，武应以料敌制胜为标准，人的才智应该用于实际当中得到实际的验证，才算真的有智慧。人才只有在具体的活动中才能展露出其真实才华的。人才的知识和才干只有在实际中才能成长。因此，只有“以用见其能否”，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以人才的实际政绩决定其升降、赏罚，这样才不会上下相蒙，从而让那些想换取功名的平庸者不能得逞。
为了人尽其才，陈亮提出，要从本质上认识人才，不要求全责备，感情用事，因小失大。他批评了一种求全责备的用人现象，使有才者不能尽其才，而庸人则得志：“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横议，庸议谓有典型。”由于用人上“求全责备”，平庸之人掌握国家命脉，有才智的人却得不到应用。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在那时的政治上，庸才得志，人才必然受到排挤。“朝得一朝士，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