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有休息好的道光皇帝，得知英国人不听话，不但不交还定海，还在广东炮轰中国船只大怒，拍着龙案，对众大臣说：
“我一定要严惩这些不知高低的洋毛子！”
“是呀，老虎不发威，总以为我们是病猫。”大臣们在下面窃窃私语起来。
于是，道光皇帝调兵谴将。
道光皇帝调兵谴将，琦善却是脓包一个，琦善在与义律的交涉中，在英国赔偿烟价、开放口岸等问题上，对英国俯首屈从。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中英广州谈判开始。但由于双方开价差距悬殊，一开始就进入了扯皮阶段。
1840年12月，义律提出割让香港岛（广东新安县南部小岛）作为贸易根据地的无理要求时，琦善急奏道光皇帝，道光皇帝接到琦善奏折，见英国人无理要求中国的领土，他不能答应，他不能当败家子，骨子里的反抗情绪，一触即发起来，大怒：
“娘卖匹的，这些洋人贪得无厌，竟妄想想我中国领土！寸土不让！打！”
于是，决定对英国一战，急谕琦善：
“痛加征剿，以张国势！”
琦善怕被满门抄斩，于是在1840年12月11日、14日、26日及1841年1月2日致义律的照会中，多次予以断然拒绝割让香港岛。1840年12月14日照会义律称：
因通商而转予之以地，无论于理不顺，亦复于情不协，且从未与他国，独能与贵国乎？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第一期奏折，得知英人的要求如此过分（和南京条约的内容相似），下令琦善备战。
1840年12月26日致义律的照会中，琦善即已向义律宣布，中国的寸疆尺土均属朝廷所有，朝廷的疆土绝不可与私人财产相比，“处于臣下之人绝不敢稍自专擅”。
英国全权代表义律、英军驻中国代司令伯麦，因要求割让香港岛屡遭拒绝，极为不满。
1840年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二期奏折，认为谈判已无希望，下令琦善“勿得示弱”，同时命令川、湘、黔三省向广东派援军。
1841年1月5日，英军驻中国代司令伯麦向琦善发出最后通牒：限一日内答复，如不满足割岛等要求，英国“将立即采取战争行动。”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三期奏折，对琦善下严令：“洋鬼子要求过分，我们集大军，坚决打出洋鬼子，偌再递谈判公文，拒收，我主意已定，决不再有丝毫的犹豫。”同时重新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等。在谈判期间，琦善不断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虎门兵力达到11000人。虎门也成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火力最强大的炮台。
1月7日，未等琦善回文到达，义律利派出大小战船20多艘，突然向虎门外沿阵地——穿鼻洋的大角、沙角两个炮台发动猛攻，英军2000多人由汉奸带路，抄清军背后险要处，架起竹梯，攀登上形势险要的沙角后山，并焚毁山下三江口守军和水师船。陈连升亲自坐镇炮台后卫，凭着自己丰富的战斗经验，使用杠炮及事先埋藏的地雷，炸伤爬山而上的英兵数百人。驻守靖远炮台的广东水师关天培，威远炮台的总兵李廷钰都只有数百兵力，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无法前往支援。陈连升率领600多名守岛官兵，使用着掺杂炭屑的劣质炮弹，与数倍于自己的英兵作殊死斗争，并用弓箭堵击来犯的英军，英军在箭雨下被击退数次。陈连升“请备兵与火药”，琦善不许。由于琦善不发援兵，坐视海防被突破，英军炸毁中国兵船11艘，陈连升及其所属兵勇终因兵力单薄，难以抵挡已占据山顶阵地的英军，仍致死不退，终因敌我悬殊，陈连升之子武举人陈举鹏、守备张清龄都拿出中国武术的真本事，英勇奋战，血拼到底，杀死英军多人，直至战死。
中国守军此战非常勇敢，共计战死282人，受伤462人，沉没战船11艘，直至炮台被打塌后，才开始后退。英军仅受伤38人，占的是船坚炮坚的优势，并不是他们能打。
穿鼻洋的沙角、大角两个炮台，相继陷落。
诗人张维屏作《三将军歌》：
英夷犯粤寇氛恶，将军奉檄守沙角。
奋前击贼贼稍却，公奋无如兵力弱。
凶徒蜂拥向公扑，短兵相接乱刀落。
乱刀斫公肢体分，公体虽分神则完。
公子救父死阵前，父子两世忠孝全。
战后，广东人民将陈连升入祀“昭忠祠”，又收殓了阵亡将士的遗体，建立了“节兵义坟”安葬，作为永久纪念。陈连升家乡恩施的乡亲们，也集资建立纪念碑，纪念他们父子。
1月8日，琦善要求重开谈判，英军同意，暂时停战。此后一直在谈判。8日当天，义律、伯麦再次提出中方停止备战、恢复广州商务、割让沙角等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限琦善３日内答复，否则“将立即重新开战”。
英国全权代表义律、英国远征中国军司令伯麦提出割让沙角的要求，并非真意，其目的是以此为要挟，迫使琦善同意割让香港岛。当时，义律相当看好香港这个独立的岛屿，水深浪静，适合泊船，对于海运贸易，香港简直是一块金子宝地，不过，当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几十年后，证明义律是英明的，香港成为世界贸易名城。
此时，英方此举使琦善惶恐万分。沙角、大角两炮台地扼珠江咽喉，割让沙角，广州将失去屏障，琦善断不敢将沙角擅自答应给英国人。但如不对英国割地要求作出某种表示，英国必然要“重新开战”，而琦善却根本没有率领军民誓死抗敌的勇气。在此情况下，琦善一面下令撤兵，一面向查理·义律乞和。在义律、伯麦１月８日发出的限期３天的最后通牒期满之日，即1月11日，派鲍鹏持文前往英舰会见义律，表示中国不同意割让沙角，但在给予英人“外洋寄居一所”的事情上，他可以“代为奏恳”。
琦善在敌人军事外交的双重压力下，对于割地一事，态度已开始发生变化，但琦善此言，仅是同意“代为奏恳”，关于“外洋寄居一所”，究指何处，亦语义含混。义律得此复照后，于当日照会琦善称，他所要求的地方，系指香港岛、尖沙咀及两者之间的港湾，如以此等地方“代换沙角予给，事尚可行。若除此外别处，则断不能收领，”企图越出香港岛扩大割占范围。
1月15日，琦善又派鲍鹏持文面见义律，当面说：
“尖沙咀与香港系属两个地方，他很难为义律同时割让两地的要求奏报皇帝，他只同意为英方代奏：仅选择一处作为居住和泊船的地方。”
16日，义律照会琦善，不再坚持割占尖沙咀，但强调说“以香港一岛接收”，即要割占香港全岛，如果中方同意，英方“退还舟山、沙角和大角。”
1月18日，琦善向道光帝请求，“允许英国人在香港泊舟寄居，仍然可以前来广东通商”。
道光帝看了琦善的奏章，非常生气，谕令琦善：英国人“所求无厌，日肆猖獗，若非痛剿示威，恐贻后患”，敕令他于接旨后“钦遵办理”。
19日，道光帝以琦善对御敌“全未准备”，甚为愤慨，谕令将他“摘顶严议”，并责成其将军队“分布要隘，按段拒守，毋许再有疏虞。”
道光帝决意对英作战，不断地从各省调兵遣将，并派宗室、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奕山加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驰赴广州，督办征剿，准备在广东，与英军决一死战。
道光皇帝对于奕山、隆文、杨芳，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打得英军“片帆不返，尽数殄灭”。湖南提督杨芳仍是清庭一代名将，曾直接捕获新疆叛王张格尔，道光皇帝日夜盼望捷报的到来，然而，琦善欺上瞒下，尽弄假战报上奏糊弄道光皇帝。
1841年1月20日，中英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际，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大臣”义律，无中生有，突然在澳门发布一份题为《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的公告，声称他与清政府钦差大臣琦善“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中除了赔偿英国烟价600万元、开放广州贸易等内容外，还规定“将香港岛和港口割给英国。”
其实，义律和琦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协议”，义律先声夺人。
“义律害我不浅，皇上要是知道了怎么得了！”琦善闻讯，双手揉搓太阳穴，叫苦不迭，又惊又怕，对左右说。
1月21日，道光帝主剿的谕旨送抵广州，琦善被求和之心迷了心窍，竟然违旨与义律在莲花城和蛇头湾（均在虎门以内），先后举行两次谈判（1月27日—28日、2月11—12日）。但在这两次谈判中，琦善虑及道光帝对他的妥协行径的严重不满，对义律割占香港岛的要求进行了抵制。
25日，英舰“硫磺号”舰长贝尔彻，奉英国侵略军代总司令官伯麦准将之命，将该舰驶往香港岛进行勘察。当天上午8时15分，英军在今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的大笪地登陆，擅自将此地命名为PossessionMont（占领峰），狂妄的英军欢呼雀跃，并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健康“三次干杯”。
26日，英国一支舰队开来香港岛，大批海军陆战队随即登陆，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代总司令伯麦准将在舰队众军官的簇拥下和隆隆的礼炮声中，宣布英国军队正式占领了中国香港岛。
琦善闻讯，此时如梦方醒，惊呆不已。
1月27日，义律在莲花城将一份包括割让香港岛的《条约草案》中译本交给琦善，要求逐条讨论，也称《穿鼻条约》。琦善指出，企图割占香港岛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要求义律撤回这项要求。义律对此极为反感，坚决反对修改他《条约草案》中有关香港的条款，硬要由英国“完全据有香港”，双方争执不下。
28日，义律又前往琦善住处逼他屈服，会谈几个小时仍无结果。最后，琦善以患病为名，拖延时间，谈判无果而散。在2月11日～12日蛇头湾的下一轮会谈前，琦善将义律提出的《条约草案》修改为四条草案（未签名）送交义律：
一、割让沙角与英国；
二、割让香港（广东新安县南部小岛）给英国，但税收仍归中国；
三、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银币600万两。
四、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琦善将其中第二条关于香港的条款，改为准许英国人“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义律对此大动肝火，气冲冲地说：
“琦善的修改草案，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在这轮会谈中，义律对琦善施加了极大的压力，逼他在英方草案上盖印。
琦善进退两难，如不盖印，英军必将再次发动进攻；如盖印，他本人必遭道光皇帝严惩，身家性命难保是小，如果满门抄斩，大大小小有100多条人命。琦善对左右说：
“我现在左右不是人了，要达到英国人满意，必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皇上不愿意；要达到皇上满意，英国人一无所获，必将开战，战火一起，又是我的罪过。唉，难办啦！”
出于万般无奈，琦善再次施行拖延战术，恳求将盖印时间“再延迟10天。”
1月29日，义律单方面发布公告称：
经清朝大学士兼钦差大臣（琦善）盖印，香港岛已割让给英国君主。
义律单方面宣布：
在该香港岛内和岛上，所有女王陛下的各种权利、特权和特惠，无论是对于或关于土地、港口、财产或个人的利益，都完全保留给女王陛下。
义律一口咬定琦善已在割让香港岛的“文据”上“盖印”。
30日，英军代司令官伯麦照会清军大鹏协副将（从二品）赖恩爵，也说琦善和义律已“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他“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
1月30日，道光帝得知虎门战事，革除琦善职，授奕山为靖逆将军，南下统兵，并派两个名将、“强硬派”的裕谦和颜伯焘分别负责两江和闽浙，为奕山侧翼，策应奕山。川、湘、黔三省向广东派援军，均已到位。
裕谦也是清朝贵族，裕谦，1793年生，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出身于将门世家，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任礼部主事、员外郎。道光六年(1826年)出任湖北荆州知府，后调武昌知府、荆宜施道。道光十四年(1834年)升为江苏按察使。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江苏布政使署理江苏巡抚。鸦片战争时期，由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此时实授。
颜伯焘，1792年生，广东连平元善镇人，出身于颇有“政声”的官僚世家，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考取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又依次任武英殿提调、戊寅恩科四川副主考，道光二年（1822年）出任陕西延榆绥道。继而，先后调任陕西督粮道、按察使，甘肃、直隶布政使，陕西巡抚。道光十七年任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道光二十年任闽浙总督。诰授荣禄大夫，赏戴花翎。著有《回字楼奏议》及诗文集。颜伯焘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受祖、父辈的良好思想影响，秉性刚正不阿，“娴习吏治，所至有声”。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在云贵总督任上，力排众议，改址建造云南滇池石碑，使大片农田得以保全，当地群众感恩颂德，此时颜伯焘调任闽浙总督。
2月1日，义律、伯麦又联名发出公告，向香港岛的居民宣布，义律、琦善已达成“明白的公开协议”，香港岛“现已成为英国女王领土的一部分；在该岛居住的所有中国人已是英国女王的臣民，必须对女王及其官员们表示敬意和服从”。
2月13日，琦善接到道光帝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赴粤主持战事的谕旨，琦善方寸大乱，更不敢在“条约”上盖印。
2月14日，琦善奏报他与义律会谈情况，并呈上他拟就的允予英人寄居香港的章程底稿。道光帝阅过奏折后，怒斥琦善“败家子”，“丧心病狂”。对琦善所拟上述“章程”，斥为“一片呓语”。
因义律对外宣称，琦善已在条约上盖了印，而实际是没有的事，义律在国内外舆论界，也是骑虎难下。
2月16日，义律再次逼迫琦善盖印，照会琦善：
如果在下月（1841年3月）1日以前和约还没有盖印，必将重新开战，并已经调动好了部队进行准备。
2月16日，道光皇帝又痛斥琦善“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代逆恳求，……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事”，“无能不堪之至！”
2月26日，广东巡抚（从二品）怡良毅然独力上疏道光帝，揭发琦善对英妥协，私订《穿鼻草约》，擅割香港的卖国罪行，道光皇帝见了奏章，气得吐血，大叫：
“这些败家子误我！这些败家子误我！”
道光皇帝吐血后，从此落下病根。
道光帝立即降旨将琦善革职，锁拿进京，暂由广东巡抚怡良兼署两广总督。
30日，琦善在广东被革职。
道光皇帝认为琦善有损国威，发布对英宣战诏令（时为农历年的正月），命伊里布进兵，“收复定海”，但伊里布浪得虚名，并没有真才干，畏缩不前，一再要求对敌妥协，被道光帝严斥，改派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代替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负责浙江前线指挥，派皇族宗室出身的奕山到广东主持军事。
义律企图迫使琦善，于1841年3月1日以前在割让香港岛的条约上盖印，已经来不及了。
对义律的要求，已被革职的琦善不敢接受。
此时说中国，不能不说此时中国政府的一把手——道光皇帝，还有禁烟钦差大臣林则徐、中国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一批人。
道光皇帝，姓爱新觉罗，名旻宁，年号：道光，故称道光皇帝，生于1782年9月16日，即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属虎。1820年，其父嘉庆皇帝，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病死，终年60岁，爱新觉罗旻宁于同日继位，时年37岁，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是清入关后的第6个皇帝。是清朝唯一一位以嫡长子的身份继位的皇帝。
爱新觉罗旻宁，自小较聪明，嘉庆皇帝很喜欢他这个儿子，15岁时，父亲嘉庆帝即位之日，为他娶妻钮祜禄氏，是户部尚书布彦达赉之女，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反清复明的组织天理教，在京畿非常活跃，一部分义军准备趁嘉庆皇帝出宫之际，拿下北京，他们的主攻目标是紫禁城，而且已经买通了几个太监做内应，义军按计划混入城中，准备从东、西华门冲入紫禁城，但东华门的义军过早暴露了身份，不得已总攻提前开始，义军在太监的带领下迅速冲进了宫中，有几名起义者由廊房越墙，靠近养心门，此时嘉庆皇帝正在避暑山庄，宫内一切由太子旻宁掌管，正在乾清宫上书房读书的太子旻宁得到报告后，31岁的太子旻宁，非常镇定，临危不惧，立即召集亲王兄弟——皇三子锦恺，振振有声说：
“父皇不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稳住，我们不要慌，我们一慌，下面的人没了主心骨，就更慌，你随我前往”。
两位王子兄弟，手持鸟铳火枪，冲了出去，太子旻宁边走边大呼：
“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有我在，大家不要慌，紧闭城门，一会援军就来了，大家听我指挥”。
大家见太子亲临，不慌不忙，遂稳下心，听太子指挥，进行抵抗，当时内宫的大门已经关上，太子旻宁、皇三子锦恺冲到苍震门，用鸟铳，太子旻宁当场击毙了2个义军，皇三子也发鸟铳射击，由于太子勇往直前，皇宫人员也神勇起来。
留在京城的礼亲王昭梿、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等人闻警，急率禁卫军由神武门入内，援兵到了，冲进紫禁城的义军被全部杀死。由于太子旻宁的机智勇敢，保住了内宫女眷没有受到伤害，得到了嘉庆皇帝的高度评价，并封他为智亲王。
道光即位之初，中国正面临最重的内外危机：
在内，清王朝经“康乾盛世”后已经走下坡，到嘉庆皇帝，已是千疮百孔，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虚，许多官员阳奉阴违，疲沓敷衍，欺蒙推诿，官商勾结，明禁暗纵，特别是沿海地区，大大小小的官员，贪污腐败，将走私雅片，当作谋利之途，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史称“嘉道中衰”。早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时，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就描写了清朝政府的黑暗，又经过了百年的腐败，政府更加无能；
在外，欧美各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技术突飞猛进，工业发达，经济腾飞，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中国人民。
道光皇帝雄心勃勃，勤政节俭，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一登极亲政即收拾了旧臣——东阁大学士、正白旗领待内卫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都统托津，文渊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协办大学士戴均元，巩固了皇权；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提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并参赞军务，调陕、甘、宁、乌鲁木齐、伊犁等处精兵强将2万人，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前后用兵4万将士，击败张格尔10多万叛军，花费了1千万两白银，历时7年，活捉了张格尔，在北京枭首示众，巩固了西北边陲。他虽然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