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我的过去
记得那年是冬季，一九七一年我就高中毕业了，是在边疆的一个小县城毕业的，离市里还很近，多年以后又调到了市里来。那年开春后的一天，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我还在一个村子里和中学同学在一起玩耍，县里来了信息，说月末我去县里，办有关上班的事宜，我和他约好，赶快去县里报到上班。因我是在县里的上学，县里的人一个不认识，县里捎信来只让我快去，所以也只好我先去，去县里后看看如何再捎信给他再说。
到了县里，第二天让我去县劳动局一趟。县劳动局在“青砖房”，县里的老年人都知道，那是县里最长的一排平房，也是森严壁垒的县委大院，一般的平头百姓是进不了那个大院，后来存在了二十多年，一直是属于县委机关，现在想想还打怵。那时一名同学领我去面见局长，我心里打起了小鼓，为何局长要见我，是有什么特殊好事吗？还是有什么特殊问题?这些都不得而知，见完面以后很长时间才知道他的用意，是我，拯救了我们一批同学!原来，我们这批毕业生按当时的惯例，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上山下乡”的，我们的上几批和今后的几批都是如此，但这一批有些意外，一是当时县非常缺人手，各单位都是，好多年没新人工作了，没有新的劳动力；这第二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班的某某人的父亲在县劳动局当官，他也顺应潮流，特事特办了。能留在县里工作是很不容易，我们也是非常幸运。但另一名主管领导在翻看花名册时，发现了一个重大漏洞，这批学生竟然有几个人的年龄不足十六周岁，这不是童工吗，这还了得，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就是我），因为跳了一级嘛，当时我十足年龄是十五岁零十一个月，另外俩女生一个叫张翠娥一个叫郭玉霞的，也和我一样大。这位领导想：都不要了也不好，那时很多事马马虎虎，但这么多“童工”也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慎重，最好把这个男的喊过来看看再说。于是他就挑了个年龄最小的我就捎信指名道姓告诉我的同学捎信让我专来一趟。就这样我从家里单独的过来了。当忐忑不安的我按时来到县委大院见了这位局长大人。谁知他一见我顿时惊呆了，吓！这么高的大个子，那时的我有一米八十多的身高，晃晃悠悠，往他面前一站，他大吃一惊，才不到十六岁这么高，殊不知我可是全年级最高的，他说：“不看了，真想不到，有这么高”。本来我的身高就特殊的高，那时有这么高得也少之又少，就这样，这官就有了错觉，可能感到这么小的年龄就这样高，那么其他人也就不用说了。
于是，这次平生第一次面见大官的经历就如此结束了，后来同学们都大喘一口气，大家说真是感谢我，要不是他的个子长这么高，怕是有些人要通不过。尤其是个子最小的杨文广（人称小六子，家里排行老六，象棋下的好，六岁时有幸与当时的省长李范五来安达视察时和他下棋而闻名）、宋长利，宋绍新等不足一米六的一些同学，就这样，审查算是结束了，我们这些人竟然全数通过。紧接着第二天录用我们的单位是县市外贸系统，来了俩人一男一女，男的叫宿开业，戴着个眼镜，是一个干事，三十岁左右，女的叫孙桂梅，十七八岁（后来与我同一个办公室四、五年，做财务工作的，人很好，再后来与县里一位农业局局长结婚，九十年代见过一面），女的负责在县医院检查身体后登记情况，我在医院检查了身体情况，很简单，用仪器的地方是量身高体重和血压，量完了血压和心跳，看了看孙桂梅登记的表，我是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四十斤，指标均为录用人员的第一。这样县仅市外贸系统就录用了我们年级的一班和二班的一半，我是一班的，有近五十名。其他人都分布在县里的其它各单位。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我正式参加了工作。这一天，三月初的东北天气晴朗，初春的阳光照在白皑皑的积雪上，房檐上的冰溜子被阳光一点一点融化着，滴滴答答流下点点水滴，我穿着如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轧成竖条状的棉衣，与五十多个被县外贸录用的同年级男女同学，聚集在外贸系统的一间大的办公室里。由一名叫宿开业三十多岁的男人给大家主持，这些男女同学聚在一起后，大家还男女有别推推搡搡的仅几个人几个人分别小声的开着小会。宿开业见大家谁也不大声说话，便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不要拘束嘛，大家唱个歌曲活跃活跃吧，来，谁起个头儿”，大家互相推让了一会儿，我们的同学李自田的位置靠前，宿开业随便指了指他说，你就起个头儿吧。李自田推脱不过，于是清了清嗓子，开始起：“三大纪律，唱”，此时大家对此歌曲又熟悉又陌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的开始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直接唱：“三大纪律”，大家自然无法开口了，于是哄堂大笑，过了一阵安静了下来。宿开业接着又重新开始，滔滔不绝的大谈了一阵粮食系统的重要和未来，描写了一副光辉灿烂前景和美好的图画，说得大家顿时有了精神，那时对未来也没有大的希望和要求，能分到县外贸系统这样的单位大家都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它在里县是几乎首屈一指的好单位、铁饭碗，我们的上几届毕业生都分到了乡下，天天与锄杠子、土疙瘩打交道。当上了外贸系统的工人就上班领工资，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今后我们就是工人阶级了，中国革命靠的就是工、农、兵，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们走在嘉荫县的大街上都有些盛气凌人、趾高气昂的感觉。
以后不久，市外贸系统曾经好过一段时间，但是八五年以后就慢慢走了下坡路。那时我还没到市里来，一点借不上市里的光。我开始在县里的外贸办公室工作，后来又与同厂的老婆结婚生子，父母想奔着好日子过，又在市里买了间破房子。一九九二年，市外贸破产，就在这家国企下了岗，从此我和老婆没有了工作。但是我也愿意冒险，虽然工作没着落，我们还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在市里买了个房子，带着儿子过来，从此就在市里安了家，开始和老婆卖起了“麻辣烫”，做起了个体经营，这不现在就我一人做这。为了避免东奔西跑的，就考察了一番，在离大学近的地方，开了这家小吃店，就算是指望它生活，一天到晚地奔波在这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