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李一超调到中央机关工作。
不久，****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地址选在卡尔登戏院后面的一排楼房里。
为了保证此次大会的顺利召开，组织上安排李一氓当这幢房子的“主人”，为了更好的掩饰身份，李一超和一个叫赵毅敏的同志与李一氓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李一氓和李一超只有一字之差，李一氓是四川彭州人，李一超是四川宜宾人，两人同为四川老乡，又都姓李，年龄接近，李一氓比李一超年长两岁，李一超和李一氓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李一氓对于李一超这个革命女同志充满敬仰之情。对于李一超的爱人陈达邦的事情也较留意。
会议期间，他们和其他“家庭成员”或听留声机、或打麻将、或聊天、顺利地掩护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顺利召开。
会议一结束，临时家庭就解散了。但李一超和李一氓时常保持着联系。
后来，李一氓把李一超丈夫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介绍和李一超相识。这是李一超认识的第一个陈达邦家的直系亲属。
陈达邦和堂妹陈琮英的关系非常好。李一超依稀还记得离开苏联时，丈夫的嘱咐“那遇着什么问题，你一定记得去找我的妹妹陈琮英。她一定有办法解决的。”而宁儿最好的归处还是认祖归宗，和亲人相认。
姑嫂相见别有一番情感。陈琮英见着自己的嫂子，李一超见着了自己的小姑子。
“达邦在苏联的时候，经常提起你。”
“我曾收到陈达邦从苏联寄来的信，他曾向我提起你。”
李一超娓娓道来回国后的日子，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不停地走南闯北，接受一个又一个任务，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特别是在执行任务中遭遇的艰险。
“我千辛万苦回到国内，独自一人去湖北宜昌开辟交通联络站，借宿在码头工人家，生下了宁儿。孩子还未足月，码头工人因赌博被抓，急需一大笔赎人，我卖掉了结婚戒指，救出了码头工人。但因为金戒指，被特务盯上，我因此带着宁儿悄悄离开宜昌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安排在中央机关工作。因叛徒出卖，中央机关遭到破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住进了医院，宁儿送给了友人看管。
“后受党的指示，前往江西南昌省委机关工作。因叛徒出卖，我只好用床单抱着宁儿，连夜逃亡。到九江的船费是用达邦给我的怀表折的。而九江到上海的船费却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迫不得已，在大街上卖儿还船钱。。。”
李一超回忆着回国后的工作生活情况。说到生死攸关处，李一超仍汗如雨下。
“嫂子，你一个人带着宁儿从事革命活动，确实多有不便。”陈琮英清楚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从事革命工作，诸多不便。
“我想把宁儿送回陈家抚养，给他一个安定幸福的童年。”李一超向陈琮英道出了想把孩子送回陈家抚养的想法。
陈琮英表示支持和理解。
“达邦让我遇着问题多和你商量。你看，把宁儿送到哪？送给哪家合适？”
陈琮英考虑了一下，说：“我觉得宁儿可以送回湖北武汉，五哥陈岳云家里。陈岳云经营着印刷，家道殷实，在政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陈岳云只有一个女儿，宁儿过去应该不会受委屈。宁儿的安全、教育、成长应该不成问题。”
李一超点了点头。
陈琮英接着说，“一超，我回去后会抓紧和陈岳云联系，听听岳云家的意见。我联系好后会和你联系。”
“谢谢。宁儿送养的问题，我就拜托给你了。”李一超紧紧地握着陈琮英的手。
李一超和宁儿已经有很深的感情。宁儿一岁零三个月，聪明乖巧。说心里话，李一超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骨肉。但为了宁儿，也为了革命，李一超宁愿饱受骨肉分别之苦。
李一超清楚，此次离别，母子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面。或许，真的是要等到革命成功的那天了。忍着揪心的痛，第二天，李一超抱着宁儿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也是她们母子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李一超把这张合影寄给了远在莫斯科的丈夫陈达邦，叙说了自己带着孩子革命的不便，为了宁儿成长，把宁儿放在陈岳云家抚养，让他不必挂念。
李一超特地送了一张母子的合影给了郑琇石一张，请她帮忙转给自己的二姐李坤杰。
4月，李一超抱着孩子和小姑子陈琮英一起到了武汉陈岳云家里。但是，陈岳云对这个孩子并不欢迎。尤其是陈岳云的夫人很不高兴。在李一超的面前，毫不掩饰不喜欢宁儿，经常冷言冷语。
这些，李一超都看在眼里，她已经预感到孩子留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但身为革命党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又怎能容忍儿女情长呢？为了千百万人的幸福，李一超只有忍痛作出这样的选择。
就这样，李一超向哥嫂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希望哥嫂不要告诉宁儿的身世。李一超亲了亲宁儿的小脸，硬着心肠，抛下哭闹的小孩，走出了陈岳云家。一走出家门，李一超坐上黄包车，泪水夺眶而出，宁儿啊，我的儿子，不要怪妈妈心狠，妈妈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宁儿，我的孩子，妈妈因为革命，选择了把你送回陈家。妈妈只能看着你的相片想念你。妈妈和你只能在梦里相见……
李一超回忆起和孩子的一点一滴。在宜昌生宁儿时没有钱请医生，是好心的码头工人的妻子祥嫂接的生。宁儿刚出生的时候，啼哭声很嘹亮。宁儿还未满月，因特务追来，当天夜里，自己带着宁儿没有惊扰其他人，坐上了去上海的轮船，在船上，自己一度想抛弃宁儿，最终是宁儿的哭声把自己拉回现实。在上海时，自己躲了十来天才去看宁儿，宁儿见了妈妈，伸出小手，咿咿呀呀的说话，露出笑容。宁儿的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手，眼睛直溜溜地围着自己转，不停地用嘴巴亲妈妈。在南昌的时候，自己逃脱了敌人的追捕，趁夜逃往乡下，母子相依为命，互相取暖……
骨肉分离时，宁儿才一岁零三个月，自此以后，母子俩生死两茫茫。
回到上海后，李一超轻装上阵，为党的革命事业继续工作。李一超从小并不喜欢这些琐碎的家务事。风吹雨打下，李一超早已明白，机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作为革命战士必须服从革命利益。党指向哪，就到哪，党叫干啥，就干啥。每天，李一超提着菜篮子买菜、做饭、浆洗、缝补、拖地板，哪怕是日常最平凡的事务，李一超都认真、愉快地干着，一点也不含糊。李一超必须做好一名“家庭主妇”保卫革命的顺利进行。
上海炎热的夏天快过完了。一天傍晚，李一超又去了好友郑秀石的家，向两个好朋友辞行。她一进门就说“没想到吧？我又要开旅馆了。”这句话的意思，表明李一超的工作又有新的调动。
这一次，大家好像都有共同的感觉：可能要走得很远很远，分别得太久太久。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郑琇石红着眼睛说：“来，我们给你饯行！”说完，从写字台上拿过半瓶五加皮酒。
一家人忙乎了起来，从弄堂们口买回一大包咸花生米，加上头顿剩下的咸鱼，和着半瓶五加皮酒，倒别有一番风味。几个好朋友一直谈到夜深，在酒精的作用下，郑家两姐妹才明白了李一超这些年的牵挂。
“我很想念二姐李坤杰，不知道他们一家现在如何？”
“我也非常想念远在苏联莫斯科的丈夫陈达邦，不知道陈达邦为什么还不回国？”
“在苏联时候，陈达邦的学习能力强，外语基础好，成绩名列前茅。而我，是在陈达邦的帮助下，才提高俄语成绩。”
“一超，你学得已经很不错了。不单学到了不少的理论、军事知道，还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汉语也有提高，完全可以不借助注音字母帮助读书、写字了。”
“一超，我觉得你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为了革命，响应党的安排，你离开丈夫回到国内。为了革命，你忍受骨肉分离，毅然决然送走了儿子宁儿。”
……
一直谈到深夜，郑家两姐妹和李一超才在路灯下依依惜别。谁都没有料到，上海一别，竟成永诀。后来，李一超和同志们奔赴了东北沦陷区，在革命的征程上大步向前，把那里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尽写了一个抗日民族女英雄的风采。在东北，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瘦李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