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王氏《诗总闻》序
雪山王氏《诗总闻》二十卷，每章说其大义，复有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凡十门。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冠于四始之首。自汉以来，说《诗》者率依《小序》，莫之敢违。废《序》言《诗》，实自王氏始。既而朱子《集传》出，尽删《诗序》，后之儒者咸宗之。而王氏之书晦而未显，其自诩谓研精覃思几三十年。而吴兴陈日强称其自成一家，能寤寐诗人之意于千载之上。要之虽近穿凿，而可以解人颐者多矣。王氏名质，字景文，汶阳人，过江侨居兴国，中绍兴庚辰进士。
孙泰山《〈春秋〉尊王发微》序
宋·晋州孙明复先生庆历间隐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以教授弟子。范文正、富文忠两公言先生道德经术，宜在朝廷，召拜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后官至殿中丞而卒。方先生卧病时，天子从韩忠献之言，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家录其书，藏于秘阁。案唐以前诸为《春秋》说者，多本《三传》，至陆淳始别出新义，柳子厚所谓明章大中发露公器者也。先生之书因淳意而多与先儒异，故当时杨安国谓其说戾先儒，而常秩亦言其失之刻，石林叶氏谓其不达经例，又不深礼学，议者殊纷纭。虽然，群言异同必质诸大儒而论定。欧阳子言：“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经之义为多。”而朱子亦谓：“近时言《春秋》者如陆淳、孙明复，推言治道，凛凛可畏，终是得圣人意。”绎二子之言以读先生是书，则《春秋》大义诸家所不及者，先生独得之，又岂可以说之异同而妄议之也哉。
《〈春秋〉皇纲论》序
宋《艺文志》：《春秋》之书凡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余所见者仅三十余部，为卷数百，王皙《皇纲论》其一也。皙不知何如人，自称为太原王皙。陈直斋《书录解题》亦但言其官太常博士，至和间人而已，不能详其生平也。直斋《解题》于著书之人往往举其立身大概，使后世读其书者虽不获亲见其人，犹稍稍得其本末，以为论世知人之据。乃于皙独否，岂其人在直斋当时已不可得而论定耶？然直斋所录《皇纲论》外尚有《明例檃括图》。又云：馆阁目有《通义》十二卷。而王伯厚又云：《通义》之外别有《异义》十二卷。《通义》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缺者，以己意释之。则皙所著《二义》者，正其解经之本书，兹论则总括立言大旨以成编者也。论特弘伟卓荦，则《二义》亦必有足观，惜乎不得而见也。嗟乎！古人辛勤著书，将以求知于后世，而世顾不得而知之。即其书幸而传矣，又不能尽传也，岂不重可叹也欤！《论》凡五卷，二十有三篇。
刘公是《春秋》序
石林叶氏谓：庆历间欧阳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刘原父虽出其后，以通经博学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父。又曰：原父为《春秋》，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泥《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已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以难入，或诋以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盖不知《经》，无怪其然也。石林所谓苏、孙，盖指子由、莘老也。晁公武谓刘氏《传》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诸公之推伏原父者若此。
今观《权衡》之作，折衷三家，傍引曲证以析经义，真有权之无失轻重，衡之得其平者。《传》十五卷，集众说而断以己见。文类《公》《谷》。独《意林》一编，元·吴莱谓多遗缺，疑未脱稿之书，然究而论之，皆经学名书也。宋·四明史有之刊《权衡》、《意林》于清江，其本犹有传者。《传》则出于录本，人或以为非真，观其文义与二书合，疑非赝鼎，故并刊之，以传示学者。
龙学孙公《〈春秋〉经解》序
宋熙宁以前荆舒未用，《春秋》犹立于学官。以是经名者有两孙先生，一为泰山孙明复，一为甓社孙莘老。两人俱有著书传世。明复以师道与胡安定并称，石介辈至尊之如孔子。然石林叶氏谓其书不尽达于经例，又不深礼学，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于经者。莘老则早从安定游，有声经社中，患诸儒解经之凿，蠹蚀遗经，乃摅其所得而为之解。谓《谷梁》最饶精义，故多从之。而参以《左氏》、《公羊》及汉、唐诸家之说。义有未安，则补以所闻于安定者。
晁公武称其论议精严，良然也。王介甫惎其不能胜之也，因举圣人笔削之经而废之且为“断烂朝报”。其始不过忮刻，而终于无忌惮若此。龟山乃言当时《三传》异同无所是正，于他经为难知，故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殆曲护之而为是言欤？是书宋南渡已不常见，故海陵周之麟有学士大夫罕知之叹。至绍熙癸丑阳羡邵辑始得之而刊于甓社。其后庆元乙卯槜李张祯、嘉定丙子新安汪纲皆增为序跋。三君皆官于其地，争与表章先贤经术，可谓知所先务矣。先生别有《〈春秋〉经社》六卷，晁氏言其亦本啖、赵，凡四十门，惜乎不可复得而并行于世也。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以“例”说《春秋》著于录者：郑众、刘寔之《牒例》，何休之《谥例》，颍容、杜预之《释例》，荀爽、刘陶、崔灵恩之《条例》，方范之《经例》，范宁之《传例》，吴略之《诡例》，刘献之之《略例》，韩滉、陆希声、胡安国之《通例》，啖助、丁副之《统例》，陆淳之《纂例》，韦表微、成元、孙明复、叶梦得、吴澄之《总例》，李瑾之《凡例》，刘敞之《说例》，冯正符之《志例》，刘熙之《演例》，赵瞻之《义例》，张思伯之《刊例》，王晳之《明例》，陈德宁之《新例》，王炫之《门例》，李氏之《异同例》，程迥之《显微例》，石公孺之《类例》，家铉翁之《序例》，而梁之简文帝、齐·晋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刁氏有《例序》，张大亨有《例宗》。
杜氏之言曰：为例之情有五，推此以寻《经》、《传》，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而说《公羊》者则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毋乃过于纷纶与？涪陵崔彦直尝与苏、黄诸君子游，知滁州日，曾子开曾为作记，刻石醉翁亭侧。其说《春秋》有《经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请下湖州取彦直所著《春秋传》藏秘书省，于是其孙若上之于朝。今其《经解》不可得见，而《本例》独存。其说以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乃列一十六门而皆以日月时例之，其义约而该，其辞简而要，可谓善学《春秋》者也。题曰西畴居士者，殆书成于晚年罢官之日与？
《〈春秋〉经筌》序
《春秋》之《传》五，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列于学官者三焉。《汉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传》而别自为传者。自啖助、赵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诸儒各自为传；或不取《传注》，专以经解经；或以《传》为案，以经为断；或以《传》有乖谬，则弃而信经；往往用意太过，不能得是非之公。呜呼！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久矣。盖尝读黄氏《日钞》，见所采木讷赵氏之说，恒有契于心焉。既得《经筌》定本，乃镂版传之。善哉木讷子之言乎！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盖《春秋》，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几得是非之公，而圣人之志可以勿晦焉已。
叶石林《〈春秋〉传》序
宋·吴郡叶少蕴当绍兴中著《〈春秋〉传》、《考》、《谳》三书，凡七十卷，又为《指要》、《总例》二卷，《例论》五十九篇。开熙中公孙筠守延平，刊于郡斋。历世既久，其书不可尽见，所见者《传》二十卷而已。少蕴之言曰：“《春秋》非为当世而作，为天下后世而作也。后世言《春秋》者不外三家。《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其不知经也。《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与经。其不得于事者，则考于义；不得于义者，则考于事；更相发明，以作是传。”辩定考究，最称精详。
直斋陈振孙言其学视诸儒为精。则是书岂非有志《春秋》者所当研究者欤？其为《谳》也，即啖、赵《辩疑》、刘氏《权衡》而正其误，补其疏略。自序《〈春秋〉考》曰：“自吾所为《谳》推之，知吾之所正为不妄也，而后可以观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择为不诬也，而后可以观吾《传》。”是三书者，阙一则无以见少蕴之用心，而惜乎今之不得见其全也。虽然，即《传》所取之义以求其所舍择，纵全书未能尽窥，亦可得其大概矣。况四海之大，好事之儒，藏书之老，宁无秘而传之者？安知不因是书之行而亟出欤？少蕴名梦得，官至参知政事，生平具见《宋史》，居吴兴弁山，为园亭，奇石森列，故用《楚词·天问》语自号云。
注：参考中国年限索引可知，南宋并无开熙年号，所以该序中所说的开熙应为有误，尚待考证。
吕氏《〈春秋〉集解》序
《〈春秋〉集解》三十卷，赵希弁《读书附志》云东莱先生所著也。长沙陈邕和父为之序。按成公年谱，凡有著述必书，独是编不书。《宋史》本传，公所著有《易》、《书》、《诗》而独无《春秋》。惟《艺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书成公姓名。考吴兴陈氏“书录解题”有《〈春秋〉集解》十二卷，云是吕本中撰，且撮其大旨，谓“自《三传》而下，集诸儒之说，不过陆氏、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计氏、胡氏数家而已，其所择颇精，却无自己议论。”合之是编诚然。盖吕氏自右丞好问徙金华，成公述家传，称为东莱公；而本中为右丞子，学山谷为诗，作《江西宗派图》，学者称为东莱先生，以之名集。然则吕氏三世皆以东莱先生为目，成公特最著者尔。朱子尝曰：“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窃疑是编为居仁所著，第卷帙多寡不合，或居仁草创而成公增益之者。与序其端，用质淹通博达之君子，倘获善本有陈和父序者，予之疑庶可以释矣。
康熙丙辰二月纳兰成德容若序
注：此篇并没有载入《通志堂集》，而是据《通志堂经解》补入。《江西宗派图》是由宋代著名诗人吕本中所作，而宋代最具影响力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即得名于其作。
清江张氏《〈春秋〉集注》序
清江张元德游朱子之门，为白鹿书院长，终著作佐郎，迨除直宝章阁，而元德已殁矣。其于《春秋》有《集传》、《集注》、《地理沿革表》三书，端平中进于朝，宣付秘阁。朱子尝报元德书矣，曰：“《春秋》某所未学，不敢强为之说。而于《尚书》，则谓有老师宿儒所未晓者。”夫学至朱子，智足以知圣人矣，而于《尚书》、《春秋》无传，非不暇为，亦慎之至也。明洪武初颁《五经》、《四书》于学官，传注多宗朱子。惟《易》则兼用程、朱《传义》，《春秋》则胡氏《传》、张氏《注》并存。久之习《易》者舍《程传》而专宗朱子，习《春秋》者《胡传》单行，而《集注》流传日鲜矣。余诵其书，集诸家之长，而折衷归于至当，无胡氏牵合之弊，允宜颁之学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说，乃命学士刘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书传曰《书传会选》，今其书渐废而仍行蔡《传》。顾元德是书昔之所颁行者，反不得与蔡氏并，书之取舍兴废，盖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春秋〉五论》序
《春秋论》五篇，共一卷。一曰《论夫子作〈春秋〉》，二曰《辩日月褒贬之例》，三曰《特笔》，四曰《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曰《世变》。宋吏部侍郎、知兴化军、武荣吕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论》闳肆而严正，《春秋》大旨具是矣。
圭叔登淳祐七年进士，授潮州教授，改赣州提举司干官，秩满调袁州、福州通判，升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出知兴化军，常以俸钱代中下户输税。德祐初元，转知漳州军节制左翼屯戍军马，未行属，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笺，圭叔不肯，将杀之。会圭叔门弟子有为管军总管者，掖之出。圭叔变服遁岛上。寿庚将逼以官，遣追之，问其姓名不答，被害。先是圭叔缄其著书于一室，至是毁焉。《五论》与《读易管见》、《〈论语〉〈孟子〉解》以传在学者得存。然《管见》诸书皆不可见，见者又仅此而已，惜哉！
圭叔少嗜学，师事乡先生潜轩王昭。昭为北溪陈淳弟子，淳受业晦庵，称高足。渊源之来，人称温陵截派。呜呼！当时诋訾道学者，往往谓其迂疏无济。然宋社既屋，人争北向。圭叔独不为诡随，甘走海岛，不惮以身膏斧钺，大节何凛凛也！以是观之，道学又何负于人国乎？良可叹也矣！武荣即今泉郡之南安县，唐嗣圣中尝以县为武荣州，故名。圭叔居县之朴兜乡大丰山下，学者因号为朴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