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乱炮齐鸣,声波象海浪,一波一波争先恐后住耳朵里钻。春节文艺晚会主持人朱军和周涛两张铁嘴,在我家的电视机里无论怎样卖力,都象两个失声的哑巴。我想此刻,全世界的华人,至少是中国境内的华人,都在无可奈何地遭受鞭炮的强奸。当人们一秒一秒地朝新年钟声走去时,那爆炸已经没有了从产生到消失的过程,只留下巨大声波冲撞人们的耳膜。
这就是中国人的大年三十夜!
过年放鞭炮,始于哪个年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迷面,现在有没有迷底我也说不清,说不清的事暂且放一边去。过年为什么要放鞭炮,据说是要赶走一个叫年的野兽。那个叫年的野兽祸害百姓,专坏人们的好事。后来,人们发现,那个叫年的野兽害怕爆炸声。这大慨就是过年放鞭炮的来历。大年三十放鞭炮,从原始的对叫年的野兽的吓阻,代代相传到今天,已经赋予很多的文化内涵,承载人们对未来的期盼和希望。
今天,我仿佛从大年三十的鞭炮声中,感受到鞭炮的沉重,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托的沉重。声声巨响,热烈而有着震憾力,然而,声响愈大,我就愈感到它是一种力不从心的嘶叫,虚张声势,仿佛不这样,就对不起人们对它寄予的厚望和重托。
童年时代,有次在外婆家过年。外婆家买了一挂小小的鞭炮,用现在的眼光看,小得有些发育不良。在那个时代,那挂小小的鞭炮,还是从每月五分钱点灯的煤油费里省出来的。他们宁可每晚吃完饭后,将煤油灯熄灭,把一家老小交给黑暗,也要买下那挂小小的鞭炮。那挂小小的鞭炮成了节日的象征,因为有了那挂鞭炮才有了节日似的。大年三十放鞭炮是有讲究和忌讳的。鞭炮要放在自家门前;鞭炮点燃后,要一次炸完,不能中途熄火再点,否则来年不吉利。外婆很信这一套。那年,外婆家的鞭炮中途熄了火。整整一年,外婆小心了又小心,仿佛家中埋有地雷,那日子简直就是在钢丝上过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子开始富裕了一点,再也不要从煤油灯里省鞭炮了,也是我家鞭炮放得最响亮的几年。大年三十晚上,鞭炮就象一条长龙排在门前。前面的长龙还没爆完,后面第二条长龙就开始了,这样就不会中途熄火。不仅是我家,邻居家也一样。平时很要好的邻居,相互也很谦让,但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放鞭炮,就要在暗地里比拼一番。仿佛谁家的鞭炮越多越响,就能把对方的好运抢过来。有年我家放了十大盘,可能是我家历史上最多的一年。一盘鞭炮,比洗脸盆还大,水红色的包装上,印着一些俗气而又吉祥的图案。我们象走私贩子一样,偷偷把十大盘鞭炮分几天搬回家,为的是不让邻居侦察到我家鞭炮的数量。那年大年三十,鞭炮炸翻了一个小镇,把小镇的天空烧得火红火红。放到最后,我家还是没有比过邻居家,邻居家还多放了两盘。小镇的本质是理性的、宁静的。当小镇回归她的本质时,我心中的理性和宁静,被邻居家多放了二盘鞭炮闹得无法回归。
北京是全国禁炮的一根标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率先发布禁炮令。全国各大大小小的城市,也照葫芦画瓢,发布各地的禁炮令。一时间,大年三十夜就有了几分落寂,几声偷偷摸摸的震响伴陪着新年钟声。没了鞭炮,这过年仿佛就没了道具,没了包装。年的功能也遭遇了怀疑和挑战。过年,这个代代相传的节日,原本不是用来娱乐的,不是用来休闲的;她负载着对过去一年的总结,来年的期望;是新年的开始,抑或是整装再发,同时也是欲望的加油站。
禁炮的标杆正在缩矮。今年大年三十的鞭炮堂堂皇皇地越过标杆,又炸开在家家户户的门前。
新年钟声越来越近,近得仿佛伸手可及。这时,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小,小得只剩下了爆裂声。邻居家还放了礼花,我的窗外就成了声和光的世界。火烧般的夜幕和一个个腾空而跃的花朵,把个天空装点成了大花园。我站在窗前,喊儿子快来看窗外的景色。儿子今年15岁,初三学生。儿子回答说,不看,有什么好看的?吵死了,一耳朵燥音。过年一点不好玩,不如圣诞节有味。
二零零六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