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说：“每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则明晰或则含糊地涉及传播。”而在各种文化形式中，图书的传播作用，那是再明晰不过的了。正因为图书负有传播人类知识的使命，所以它必须使用规范化的语言。若非如此，则难以“最佳地增进社会的负熵”〔1〕。换言之，作为知识的载体，包括图书在内的一切出版物，都必须使用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否则，知识的传播就难以顺利进行。《礼记？中庸》里说：“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把“书”的“同文”与“车”的“同轨”和“行”的“同伦”相提并论，这是很有道理的。那么，语言的规范化，包含哪些内容呢？有人认为，语言应当“合乎语法，合乎修辞，合乎逻辑〔2〕”。这三个“合乎”，无疑是语言规范化所需要的。但是，仅仅有这三个“合乎”，似乎还不能百分之百地满足规范化的要求。例如，成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时下常被人写成或说成“魔高一尺，道高—丈”。应当说，这种修改，本意是好的，但改后的语义效果却难以令人认同。因为，原来的表述，所反映出的“道”与“魔”较量的“程序”，有助于提醒人们对“魔”的警惕。它出自《西游记》第五十回里的一首诗：“道高一尺魔高丈，性昏情昏错认家。可恨法身无座位，当时行动念头差。”原是佛家用以告诫修行的人提防外界诱惑的话。而改后的表述却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不宁唯是，这么一改，也破坏了语言的规范性。
规范化的语言是“合乎语法，合乎修辞”的语言，这似乎不难理解。然而，为什么还要“合乎逻辑”呢？因为逻辑是客观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亦即“事理”。咱们说的话、写的文章，倘若“于理不通”，那么，再怎么“合乎语法，合乎修辞”，只怕也难以收到“规范化”的表达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乎逻辑”也许比“合乎语法，合乎修辞”来得更为重要。
尽管“合乎语法，合乎修辞，合乎逻辑”，还不是汉语规范化的“充要条件”，或曰还不足以保证语言的规范化，但这三个“合乎”却是语言规范化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编辑人员有必要研究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掌握汉语的特点、汉语的运用规则、汉语语法修辞的规律以及古汉语中常见的一些语法现象。
汉语的特点
汉语的特点，说到底，其实就是汉字的特点。
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与世界上的别的文字一样，最初都由图形转化而来，都属于表形文字。但是，当别国的文字从表形沿着表意的途径走向表音的拼音制的时候，汉字却没有向拼音制发展，而是沿着表意的途径逐步完善自身的功能。正是由于这个与众不同的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与众不同的使用规律性。
据考证，汉字产生于商代，最初以图像为主，笔画复杂，主要用于以物易物，亦即经商、做生意（“商人”一词，就是因商代的人特别善于经商而得来的）。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对复杂的图形文字做了一些简化。嗣后，出现了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其单字数目已比图形文字增加了许多，字音、字义也复杂起来。清朝末年，在河南安阳商朝都城的遗址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内容多是殷人占卜的记录。1977年，又在陕西省岐山县古建筑遗址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龟甲文字。这些考古发现，为以上论断提供了佐证。再后，周代出现了篆书。至秦代，李斯把笔画复杂的篆书简化为小篆（周代的篆书因而又称为大篆）。程邈又进一步创立了更简洁更易写的隶书，使之成为汉代通行的字体。至此，现代汉语文字的雏形便依稀可见了。
纵观中国历史，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虽则“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的说来，国家是统一的，语言文字也因而一直稳定地演变着，发展着，在表意阶段就逐渐成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结构体系，文字的数目也日渐增多。西汉时，扬雄编纂的《训纂编》收汉字2 040个〔3〕；东汉时，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收汉字9 353个；清代，张玉书、陈廷敬等奉诏编纂的《康熙字典》收汉字达47 035个。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自秦代始直到现在，一直保持了“书同文”的特点。尽管有些字的读音起了变化，但文字的形体、意义却是古今相通的。这就保证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通过文字记录而保存下来，流传至今。
从横的方面看，进入表意阶段就逐步完善自身的功能，不再向拼音制发展的汉字，对于沟通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同方言区的人，例如上海人和四川人，彼此交谈不易听懂，但写出字来却都能读懂。这种“超方言”的特性，也是“书同文”所决定的。
汉语的运用
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当然不能以认识并运用几千个汉字为满足。因为书稿到了编辑的案头，编辑除了审察其内容的正确性、科学性以及有无出版价值之外，还须审察其遣字用词的规范性，或曰审察其语言文字是否符合汉字的运用规则和汉语的语法修辞规则，继而用规范化的汉语给以“斧正”。也就是说，编辑应该具有相当厚实的文字功底。
众所周知，现代汉语的逻辑结构体系，是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古汉语脱胎而来的。尽管现代汉语更加口语化，免却了之、乎、者、也，但古汉语的一部分运用规则却被继承了下来。于是，现代汉语中便渗透着古汉语的成分。正因为如此，作为编辑，要想胜任本职工作，就不能不对古今汉字、古今汉语语法，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古汉字，一个字往往就是一个词。这意味着，在很多时候，一个字既是一个声音单位，也是一个意义单位，有时甚至是数个声音、数个意义单位。当然，古汉语中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的词。
古汉字的假借，演化出十分繁杂却又十分丰富的字义。例如，借当知识讲的“知”作智慧的“智”，借当提倡讲的“倡”作娼妓的“娼”，如此等等。不懂得假借，不知字的“本义”及其“借义”，有时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或者错误，从而影响编辑对书稿的审读与处理。
复合词大抵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含义。不过，要想透彻地理解复合词，恐怕还得弄清单字成词的意义，亦即原始的根本的意义。例如“哭泣”这个词，“哭”的原意是既有泪水，又有声音，而“泣”的原意则是只有泪水，没有声音；两个字复合起来，成为“哭泣”，“哭”中包含了“泣”，意思本来含混，可人们习惯于这样使用，倒不去深究“哭”与“泣”的区别了。不过，无论如何，所谓“无声的哭泣”这样的说法，还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无声的哭”原本就是“泣”；既是“泣”，又何须在前边加上“无声”的限制词呢！这样“横挑鼻子竖挑眼”看来似乎可笑，其实，不从本源上掌握字的含义，才是要闹笑话的。
另有一些词，须得在知其典故的基础上加以理解。譬如“碧血”，来源于“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其血三年化为碧玉的故事。自从有了这个故事，“碧血丹青”便成了忠诚为国之士的代称。对这些词，绝不可“望字生义”。
在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词，乍看似乎不通，如“打扫卫生”“恢复疲劳”等等，属于习惯用法，人们都理解其含义。对这类词，亦无须“求全责备”。但是，另一些时下颇为流行的词，如“镭射”，却又很值得商榷。因为“镭”是一种放射性元素，故而“镭射”会使人理解为“镭的放射线”。这与其原意（激光）的出入很大，语言失范也非常明显。
汉语语法修辞的规律
如果说，古汉语在组字成词时有其规律性，那么，在组词成句，组句而成文章时，就更有其规律性了。譬如倒装句“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听起来语气就有点不凡——赞美颜回之声，仿佛悠然而来。若非采用“倒装”的手法，绝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还有某些省略了主语而又隐含着主语的文句，譬如辛弃疾《南乡子》词中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不让主语（孙权）出现，并不影响读者对词的理解。不唯不影响理解，反而更有意味。至于某些景物、衣着代替人物的艺术手法，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中的“青箬笠，绿蓑衣”，那就更加富有诗情画意，因而也就更加富有感染力了。
汉语语法是一门复杂的学问，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而修辞，虽然也有一些基本规则，但灵活性就更大。要掌握语法修辞的规律，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我们做编辑的人，又必须具备高水平的修辞功夫。其原因，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与外语的语言结构大体相同，汉语也是由词素（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词根、前缀、后缀、词尾都是词素。有些词只包含一个词素，如“人”；有些词则包含两个词素，如“老虎”；有些词甚至包含三个词素，如“图书馆”）、词（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词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的组合，如“新社会”“打扫干净”“破除迷信”等）、句子（词和词组构成的、能够表达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表示陈述、疑问、祈使或感叹的语气。其末尾用句号、问号或叹号）、句群（一组有清晰的中心思想、前后又衔接连贯的句子）五级语言单位构成的。不过，由于外语由字母拼音组合，而汉语则由汉字组合，汉语的语法便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显得独特而又复杂。
我们研究汉语语法，说得明白些，其实就是研究词素、词、词组、句子和句群五种语言单位的组合规律。
古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词又有实词和虚词之分（实词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等；虚词有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等）。这些词在组合时，必须依照一定的规则，亦即依照古汉语的语法。
词与词组成词组；词组与词组组成句子。句子的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独立语、兼语等。按结构可分为单句和复句两类。单句是按照语法组合起来，结构清楚、表达明白的句子；复句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互有联系、结构上互不包含的分句的组合。若干相衔接的句子组成一个句群；若干句群有组织地组合起来成为一篇文章；若干文章有组织地组合起来成为一本书。可见，遣词造句是“立言”之本。刘勰说得好：“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无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无毕矣。”
修辞的要求有三：一曰准确，二曰鲜明，三曰生动。常用的修辞方式有比喻、借代、比拟、夸张、衬托、模拟、双关、引用、移就、拈连、婉曲、对比、对偶、排比、反复、起兴、幽默、讽刺、设问、反问、层递、联珠、回文、倒装等。
古汉语中常见的语法现象
前已述及，现代汉语中渗透着不少古汉语的成分。作为编辑，要处理好书稿，使之达到语言规范化的要求，很有必要了解并掌握古汉语中常见的一些语法现象。诸如名词作状语、名词作动词、动词的使动用法、动词的意动用法、形容词用作名词、主谓倒装、宾语前置、介词结构后置，如此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就不赘述了。
1995年7月8日
注释：
〔1〕 熵是热力学中的一个状态参数，其数学表达式S（熵）=∫dQ/T。熵的增大，意味着物质作功能力的减小。
〔2〕 此处所谓“逻辑”，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
〔3〕 一说为5 340个，参见《读者参考》1996年第5辑157页。
参考文献：
1．高斯．编辑规律探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285～303.
2．刘允声，彭格人．古诗文译注〔M〕．北京：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1984．650～662.
3．杨鸿儒．当代中国修辞学〔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6～9.
（本文在第三届四川省出版理论研讨会上发表，获优秀论文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