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其曷昉乎，始肇于《周礼》，《周官》外史掌邦国四方之志。若《晋乘》，《楚帱杌》之类，是则诸侯之成书也。自秦兼并四海分郡邑，汉因秦制置州县。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计书先上太史，副在丞相。汉自张禹属朱贡条记风俗，始有方域记。东汉有《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其初惟扬明耆献，渐而方物有传。然一事一篇，而未集成一书也。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其书犹存，观其体例，有似今之方志焉。然其为偏方割据，纪载一国之全史，不可视为方志之肇端耳。自刘宋迄隋唐，记山川郡邑之书有志、乘、记、谱、编、录、图经、事类等名，于是方志之名始立，而不过记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及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兼及古迹，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又增人物、艺文。后来修郡县志皆仿其例，故自宋以后方志体例臻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艺文、灾异，无不概载。其名称曰志，或曰记，实兼及图经、录、乘，至是方志渐符史体矣。元、明方志，大抵承宋志体列。元始置行中书省，明有布政司，掌管一省事宜，自明以来，乃有一省之通志。其时关镇军、乒备道诸武官，亦著书侈谈地理形势、疆场城塞、兵马刍粮之事，而有关镇军卫所之志。明、清职方制，设省、府、州、厅、县、卫、所，乡镇诸级，各有修志，其记载有区分，而体裁大抵相似，事无巨细，无不述焉。王士祯谓：“《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史书之所无，有溢于史例之外矣。虽不免踵事增华，末大于本，若非妄谈，乃可以补史书之不足也。
盖论历代纂修方志得失，以缀周、秦、两汉、六朝以来之书，说地理者多矣。或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隋书·经籍志》地理类载者，今其书渺不可求，亦无从窥其体例也。自宋迄元、明、清之方志存者尚多，犹可考其纂修因革之源流。宋自祥符中诏天下修图经，援以《太平寰宇记》为例，兼述人物、艺文，体例庞浩，周淙《临安志》，范成大《吴郡志》，为尤著者也。元修方志，以宋志为法，纪载增详。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述及物产，徐硕《至元嘉禾志》，录以碑碣，袁桷《延祐四明志》，记及水利。均增益备，叙述简括，深有体要，可与宋人颉颃也。明修方志，初以宋志为树范；至正德间体裁始变，沿史法，工词章，褒贬善恶。康海《武功县志》七篇，一篇一文，首尾相贯。其文简事赅，训词尔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韩邦靖《朝邑县志》，则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约其文辞，治其烦重。故文省而事不漏，且叙次点缀，若有余间，宽然无局促束缚之迹。论二公之书者，称为“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又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朝邑志》笔墨疏宕，取法《史记》。”其后修方志者，莫不以《史》《汉》为圭臬，因而多奉康、韩为宗矣。清修方志，于乾嘉时最盛；如戴震、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辈，以修志应繁，终年载笔。其所纂之志多征博引，致无一字不著来历，戴震甚谓：“志以考沿革，但悉心于地理，则志事已竞。”其时章学诚驳以修志，专事沿革，则偏而不全。由是修志家致生二说，互持论评。后人称戴震等为考据派，章学诚为撰著派。学诚修志，实承康、韩，以著述为旨，以史法为例。其尝言曰：“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须立三家之学。”三家之学者，章学诚所订《方志立三书议》也。余谓学诚修志，以史法为例胜。康、韩修志，以《史》《汉》之文胜。康、韩之书，辞约而事不漏，简核尔雅。学诚以史例为骨，体大空疏。其所拟《湖北通志》例，体裁庞浩，则文繁事复，终不免后世议其缺失也。岂其定例，剪裁之技虽工，而修辞炉炼之功不足哉欤？终不若考据家如钱大昕、洪亮吉辈，勒成诸志，开卷井然，事详词畅。其后李兆洛、俞樾辈继为有名，而学诚之学，则无后继者也。
方志之书，见载于史书艺文志者，始于《隋书·经籍志》，及《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新元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均列于地理类，未有别立方志一门。《清史稿·艺文志》地理类有都会郡县之属，载方志三百五十六种，大抵为官修之志也。而《千顷堂书目》所收方志，有一千六百多种，《古今图书集成》内录方志，约计一千四百数十种，可知方志卷帙之浩繁矣。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执事者于方志，厌其芜滥者多，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仅收四十七种，又杂志及存目一百数十种。考方志之载于公私书目，而独立一门者，始自《通志·艺文略》地理类，有郡邑之属，图经之属。《国史经籍志》地理类，有图经一门，《万卷堂艺文目》地理类有方州志一门，《澹生堂藏书谱》图书类有省会通志、郡邑志二门。迄清末缪荃孙编《学部方志目》，始有方志专目之书，瞿宣颖撰《方志考稿》，又有提要之作。自后数十年间，方志目录之书多矣。或为考索存轶，或为著录藏书，竞为新异。近人朱士嘉汇集全国今存方志，编为《中国地方志综录》，共有七八千种。
观今存方志，由于编纂者之学识参差不齐，往往高下悬殊；故其书有纯有拙。然大率芜滥者多，纯于史法者少；要不失为可备考之资料，即使有芜滥之偏，亦皆足以参考也。举凡方志中省府州县之建置沿革，职官典制，风俗物产，农业水利，人物艺文之类，由于各级方志纂辑之时，因地近知征而易核，故能迹真翔实。虽其有详有略，或核或谬；则撷信实，弃虚构，皆可以为当世建设所致用也。清初顾祖禹纂《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大抵取材于府县方志，凡一国之疆域山川郡邑形势、典章制度、风俗物产、屯田赋役、战守成败、兵马刍粮之事，及河漕堤塘水利之兴废，皆究厥本源，汇于一书，可以详其利病之所在者也。由是后来学者，乃知方志中蕴有可备考之资料。其初则用之于考证经史，及国家经济利病之所在，如朱彝尊《日下旧闻》，钱大昕《辽史拾遗》，陆心源《宋史翼》，间亦取材于方志。陈垣专取材于《至顺镇江志》，作《元也里可温考》，张星烺援引闽、粤方志，成《斐律宾李马奔之真人考》，沙彦楷以宋、元、明方志所列秦、汉古舆图，考定《禹贡》三江源委，作《江湖五考》一书。由是世之学者，乃知方志中蕴有经史所未载之史料焉。方志中非惟蕴有丰富之史料，其于天文地理经济等资料，亦蕴藏丰富，尤为经史之书所无焉，则正待后来者之所启发耳。近来学者，为国家建设所需之资料，对方志颇注意，方志目录之编辑，不下数百种，方志资料之纂录，亦在兴起。至于考方志资料之真伪，述山川郡邑形势之扼要，物产矿藏之所在，以及历代方志体裁之因革，则未有作者。惟瞿氏《方志考》，仅成六篇，述及八省，只考修志源委，论纂辑工拙，且其所录多为习见之书。又观今公私藏家所编方志目录，仅著书名卷数撰人版本而已，且以书名不似方志之地志书，往往摈弃不录。以故余久有志于方志提要之作。提要则可以概述一书之内容，至于山川郡邑古今之沿革，一郡一邑物产之所著名者，以及历来方志体裁之因革，与夫修志者，手裁之优劣，皆可简括而说明之。然方志卷帙繁浩，势难尽录，固非一人一手之所能为。然观古人著书，贯彻终始而成一家之言，亦非众手之所能作也。且余才疏学浅，虽蓄有此志，自忖不免狂妄。惟以有志竟成之教为愿，不惜劬劳，不稽及时刻，公退之暇，每阅稀见之方志及著名志书，摘其书内核要，先于上海地区公私藏家，录得几百十种，著成提要。复又征求于外地，北至北京，南至天一，近在苏、宁、杭、嘉诸地，亲往访书，如此历二十余年。余于方志之学亦略有所知。著成提要约计一千一二百种，编为十五卷，首一卷，名曰《稀见地方志提要》。
《稀见地方志提要》虽未尽收今存之志书，而每省之通都名郡邑，则绝少遗弃，尤于书名不似方志，诸家目录遗漏者、稀见者，《提要》著录之。历代方志体裁及各级地区之方志，《提要》皆无遗漏，例如侨立志书、编年体地志、纪事本末体地志、赋体地志、骈俪文地志等，今行诸家方志目录，不辨方志体裁，大抵摈弃不录，《提要》则每一志类、每一体裁，皆有著录，可以考见历代方志之变革焉，于《提要》之《例言》一一详述说明。至于宋、元、明有名之方志虽存者不多，前人已作提要考证者，而今毋须作补正者，《提要》不再尽数著录矣。《提要》于方志书中内容资料，只能撷其核要，以资阅者。至于资料之真伪，核实虚妄之辨别，则赖各业专家自行考证。然于方志中虽一图一表，《提要》作者视为可撷取者录之。例如，顺治《河内县志》卷前列《大禹覃怀底绩图》，乾隆《宜川县志》之《壶口古图》，嘉靖《徽州府志》列秦、汉鄣郡古图，表如《建康表》之例。又如历代疆理之制，清有分县，而不列职方之制，惟行于甘肃一省，穷僻之邑。而宝山分县《江东志稿》，初稿始于乾隆时，乃知毗连松、沪繁富之区，亦有分县，非惟限于甘肃一省焉。《宣统泰州志稿》详载商会农会之创设开始，清代有此制矣。至于物产之变迁，方志每载唐、宋、元、明、清时矿冶之业，而稀有金属之蕴藏，前人未知此学，方志记蕴地生物之状况，可以推测焉。如《长兴县志》记乌瞻山，乌过其地，必高飞俯首，昔有道士炼丹于此。又如光绪《苗栗县志》物产类附《潢案》一篇，记光绪丙子，募西士为工师，设机械开井炼油，而与西士争讼之事。成化《湖州府志》载，绢紬绫纱，惟郡城中织之，其外具无。考清代湖紬，机杼之家，偏于村野，而反郡城中则无织紬之家。此乃工业集中于城，或分散于乡之变迁也。成化《府志》又载“笔出归安县之善琏村，昔有冯应科、陆颖，皆善制笔，近时王古用所制亦妙”。而近二三百年来，则推郡城之王一品所著最佳，以此可考古今商品之变迁也。兹序言略举此数端，以见稀见方志，有不易征之资料存也。陈光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