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出生的前一年，即端平二年（1235），在北方呼伦贝尔草原上崛起的蒙古向南宋大举进攻，引发了蒙宋全面战争。到文天祥出生的这一年，蒙军攻陷成都，逼降秦（甘肃天水）、巩（甘肃陇西）等二十余州；另一路攻破郢州（湖北钟祥），逼襄阳守军反叛献城。襄阳历来是宋蒙争夺的军事重镇，它的失守，标志着南宋京湖沿边防线被突破，蒙军直压长江北岸，构成对南宋的严重威胁。
蒙古国是在草原各部落间的血腥杀伐中建立起来的。《蒙古秘史》这样描述那个铁血争锋昏天黑地的岁月：
星天旋转，诸国争战，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争夺，虏掠。世界翻转，诸国攻伐，连进被窝睡觉的工夫也没有，互相争夺，杀伐。没有思考余暇，只有尽力行事。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
蒙古国成立后，又带着这股杀伐之气猛力向外扩张。开国大汗成吉思汗说：男子汉的最大乐事，莫过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他们斩草除根，而夺取一切。蒙古大汗和贵族把战争和掠夺当成毕生事业，驱策着剽悍顽强的草原铁骑，以“来如天坠，去如电逝”之势四面出击，南下攻金，灭西夏，后又灭金；东征高丽，后伏高丽；西征灭西辽，灭花剌子模，追击逃兵至印度，又翻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大肆抢掠；后又从伏尔加河杀到多瑙河，击溃阿尔部（保加利亚），横扫俄罗斯，攻占马札尔（匈牙利）、孛烈尔（波兰），兵锋抵至亚得里亚海滨。
同一时期，即从文天祥出生到他参加殿试的这二十年间，蒙军不断攻犯宋地，与宋军由西而东在四川、京湖和两淮三大战场持续展开激烈的鏖战。
铁蹄践踏之地，一片惨状。时人吴昌裔记录了川北沦陷时的情形：“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这也是任何沦陷之地都逃不脱的劫难。
文天祥进京考试这一年，蒙军已攻灭大理国，自云南“斡腹”攻宋的战略得以实现，正酝酿第二次倾全国之力的大规模侵宋。
反观南宋，理宗朝廷沿用祖上议和与苟安的国策，一味地守内虚外，对外消极防御，苟且偷安，对内压榨苛重，钳制将帅，造成贪腐成风，军力不逮，民众欲反的情势，内外交困面临全面爆发的危局。
时势造英雄，时势造文心。爱国士子的思想情感被抛入了战乱，他们对敌国的仇，对家国的爱，他们的民族自尊和独立思考品格，他们的赤子情怀和担当精神被激发了出来。他们反思、质疑、抨击国策、朝政和军事上的成败得失，在朝野形成舆论的力量。
当年联蒙灭金，继而从蒙军虎口夺得洛阳，是否是重蹈北宋联金灭辽的覆辙引火烧身，导致国无宁日的开端呢？而后朝廷又不思进取，一味奉行守内虚外战略，把议和作为苟安的法宝，是否又是导致错失战机，使蒙军得寸进尺扩张野心膨胀的原因呢？京湖制置使孟珙三次出兵奏捷，收复襄阳和樊城等重镇，上奏朝廷增兵固守，后攻克蒙军在河南的许多地盘，又上奏朝廷接受曾经叛蒙的北军将领归降，却均遭朝廷拒绝，以致孟珙抑郁而死，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吗？还有姑息庸将，排挤良将，如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痛击蒙军，整顿吏治，扭转了残破局势，却被捏造罪名逼迫而死，死后更被抄没了家产，掘了坟墓。还有贪腐成风，以致无钱养兵，正如文天祥在《御试策一道》所指：“自东海筑城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如此等等，大宋王朝何以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人们反思、质疑，把矛头指向决策者，指向皇帝身边的奸臣佞官，指斥史弥远专权，史嵩之营私，董宋臣和丁大全乱政。
同时，人们呼唤道德高尚、胸怀天下、躬忠体国的义节之士。人们呼唤一身正气、秉承直道和正道的仁人君子，呼唤闪耀在先贤圣哲身上的民族魂魄和精神。供奉在庐陵学宫乡贤祠的欧阳修、杨邦和胡铨；后来在文天祥诗中反复出现的忠烈之士，如西汉时出使匈奴被扣，历十九年坚不屈服的苏武；三国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东晋时击楫渡江，立志恢复中原的祖逖；唐代裂目碎牙死守睢阳，壮烈殉难的张巡；汉末穿布裙安贫讲学，决意不事敌君的管宁；还有痛骂叛将安禄山，因而被钩舌而死的常山太守颜杲卿；蜀郡宁断头不肯投降的将军严颜；以及刚正不阿直笔记史的晋国太史董狐、齐国太史兄弟……许多许多在史册中闪光的人物，都在被呼唤之列。
面对志士先贤，文天祥发誓说：“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国危时艰在这位自觉成长者的年轮里深深地刻下忧国忧民立志报国的情感和志向。
宝祐三年（1255），文天祥不到二十岁，与大弟文璧进入庐陵白鹭洲书院，为备考做最后的冲刺。
白鹭洲位于赣江江心，其名一说得自白鹭仙女和年轻渔人的爱情故事，一说得自李白诗“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名句。白鹭洲书院就建在东南洲头，其前有泮月池，升阶进入大门，有棂星门，有文宣王殿，进而可登云章阁，可登风月楼。登高举目，但见洲上竹木葱茏，环洲波涛汹涌，隔岸群山奔腾起伏，真是一个秘可探幽、开可涉远的好去处。
白鹭洲书院是由江万里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创办的。江万里字子远，号古心，少时从父学《易》经，后专治程朱理学，肄业于白鹿洞书院，为朱熹门人林夔孙的弟子。宝庆二年（1226）以舍选登进士第，所作策论《郭子仪单骑见虎》，表达了对郭子仪的胆识和爱国情操的仰慕。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淳祐五年（1245）迁尚右兼侍讲时，与理宗谈论诸事得失，曾说：“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他在出任吉州知州的次年创办了书院，广集图书，收授门徒，并曾亲自讲学。
文天祥在吉州的这所最高学府学习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但在他的成长中却是加钢淬火的关键阶段。
文天祥到白鹭洲书院学习时，书院的山长（主讲人）是庐陵名儒欧阳守道。欧阳守道字公权，初名巽，晚号巽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他与江万里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便可得知。淳祐元年（1241），欧阳守道登第进士，受到知州江万里的接见。也许是听说欧阳守道少时家贫，无师自学，品学皆超群，年不过三十便被称为乡郡儒宗，江万里便故意要考考他。江万里问他：天下称吉州为“欧乡”，想来文忠公在此地后裔甚多，你欧阳守道是欧阳修的第几代子孙？欧阳守道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是他的后人，我祖上名位官职和所居所葬，都与文忠公搭不上。他还纠正江万里说，“欧乡”之称也不起于文忠公，早在南唐时，就已有此称。江万里由此看出欧阳守道是个有独立人格的才俊，便对他另眼相看。
白鹭洲书院的创办人和现任山长，他们的气质和气节，正是文天祥景仰和追求的。如果说文天祥从古代圣贤身上标定了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那么在往理想攀爬的山道上，他仰头看到了他们散发着体温的背影。
江万里创办书院是为传播理学，兴学化民，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气节教育，并提倡实学，提倡融会贯通经世致用。欧阳守道推进了江万里的治学理念，“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不为蔓衍而支离”。授课不但条理井然，见解深刻，而且灵活教学，常针对时政在师生间开展对话、讨论、讲座等教学活动，使学生了解国情世象，开阔胸襟和眼界。有时师生间的争论甚至很激烈，要是遇上别的学生，欧阳守道会生气，甚至一整天闷闷不乐，但对文天祥就不同了，就偏心眼了，哪怕是观点相左，争得面红耳赤，也毫不介意，反而愉快得哈哈大笑。文天祥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上了一天课，晚上还要独自到僻静的风月楼去苦读，直到夜深，以致不知道怎么演绎出一个文天祥在风月楼“捉鬼”的故事。
白鹭洲书院自由讲习、议论时政，讲求实际、反对空疏的学风，对文天祥非常关键，不但使他得以深研经史，眼界大开，而且对他刚介正洁的操守的形成都意义重大。他在《御试策一道》中，能胸览乾坤纵横国家大事，肯定不是“从田间侧听舆论”所能获得的。白鹭洲书院自创办后，吉州各科第进士者群出，淳祐四年（1244）十九名，淳祐七年（1247）二十一名，淳祐十年（1250）二十五名，宝祐元年（1253）二十四名；这以后的宝祐四年（1256）三十九名。如此许多人才，“不于州学，则于书院”。白鹭洲书院对培养人才，发展当地教育功莫大焉，故与庐山的白鹿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齐名，被称为江西四大书院。
在书院学习期间，文天祥与欧阳守道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文天祥后来在《祭欧阳巽斋》中写道：“先生爱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执经。”他默默地品嚼着欧阳守道的品性，用先生的品格滋养着自己。
其与人也，如和风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义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为性也，如盘水之静，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风雨，互发而交驰。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处子之自洁；及其为人也，发于诚心，摧山岳，沮金石，虽谤兴毁来，而不悔其所为。天子以为贤，缙绅以为善类，海内以为名儒，而学者以为师。
后来两人长期来往。文天祥任景献太子府教授时，讲经彻章，深得理宗赞赏，获赐一只金碗。欧阳守道迫于生计，曾把金碗借去到质库（当铺）换钱，后赎回还给文天祥时，文天祥说自己眼下用不上，先生手头紧，不妨再拿去换钱用。
经过不到一年的深造，文天祥的学识、眼界和胸襟都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文天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自称“青原白鹭书生”，可见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入白鹭洲书院学习这一年，正逢三年一次的乡试大比之年。凡赴京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都须先在州府的乡试中取为贡士。文天祥与大弟文璧一道参加了八月举行的乡试，放榜双双中举，录为贡士，获得了参加省试的资格。
兄弟俩同时中举，不仅是文氏家族的大喜事，也是地方上的荣耀，一时间贺客盈门。赴京省试前，知州李迪举亲自设宴为他们饯行。文天祥春风得意，赋诗感怀：
礼乐皇皇使者行，光华分似及乡英。
贞元虎榜虽联捷，司隶龙门幸缀名。
二宋高科犹易事，两苏清节乃真荣。
囊书自负应如此，肯逊当年祢正平。
这首《次鹿鸣宴诗》，是收入《文天祥全集》中的第一首诗，也许也是他存世的第一首诗。他在诗中表达了在他心目中真正看重的是像苏轼和苏辙那样清高的节操，是像东汉名士祢衡那样才华出众、性格刚强、蔑视权贵的品质，表达了要做一个清正刚直的士子的志向。文天祥与大弟文璧刚于乡试中举，诗中却以自己和文璧比况当年同榜进士及第的北宋宰相宋庠、宋祁和苏轼、苏辙，并称考中进士并非难事，可见他对此去京城赴考的前景充满了自信。
虽然天祥、文璧兄弟双双中举，二弟霆孙的夭折却给文家投下了悲戚的阴影。霆孙病逝后，全家都十分悲痛，尤其是父亲，时常独自流泪，悒悒伤怀，累及了身体，天祥、文璧双双中举后也不见好转。文天祥和文璧便与父亲商量，决定让父亲一道去京城，一可随时侍奉，二可借游览山水，排遣父亲心中的郁结。
十二月十五日，父子三人从庐陵启程，取道信州（江西上饶）、江山等地前往临安。
此一去，又是一喜一悲。对文家来说，又发生了两件堪称惊天动地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