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兴起于资本主义剧烈变革的时期，反映了经济高度发展、传统社会解体后西方社会重估一切价值体系而面对的精神危机。现代主义崇尚个人表现，追求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强调艺术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以反传统的抽象、象征和变形等实验形式加以表现，因而现代主义往往具有先锋派的性质，它的动力来自对未来的人类意识进行不懈的革命性探索。按照中国的正统观点，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混乱和道德堕落的反映，它反现实主义的实质遭到中国主导文化的长期拒斥。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解放运动取得阶段性的进步，现代主义不可避免地进人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并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
80年代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时间标记，它既没有什么断然的宣言，没有团体组织，也没有形成有规模的持续运动，毋宁说它是在原有的文化秩序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的趋势。从其最初的源头来说，可以分为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两股源流，它们之间在最初的阶段几乎不发生直接的关联或呼应关系。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是在现实主义的总体性框架内加以表现的，这就不奇怪它不具有真正的叛逆性，而更像是现实主义文学自身作出的一种创新努力。
现代主义文学也从来没有越过土导文化的边界，它一直在正统文学史的叙事中作为新时期文学“新动向”的一个最在活力的侧面加以叙述，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代现代主义的历史性质。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对大多数人认为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不过是舶来品，不过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简单模仿这种说法，我持不同意见。我认为，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根源于时代思想意识的深处，它是“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寻求思想突破的必然产物。同时，我也不同意简单地把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异端，事实上，它从主导文化那里找到生长的依据。因此，如果用两方的现代主义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现代派，那就很难找到符合理想的样本。实际上，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是指那些吸取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在艺术形式和思想意识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构成较大差异，在依然严整的思想氛围中产生美学上的震惊效果的作品。现代主义或现代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具有比喻性的意义，那些与经典现实主义有所悖离的艺术行为和作品，都可能在艺术上产生震惊效果，这就足以认定它们具有现代主义特质。
文学的现代主义首先根源于时代的意识形态诉求。在80年代多次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中，现代主义都被当做主导文化的危险的对立面加以批判。不管是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把文学上的现代主义看成重点批判对象。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现代主义是反主流文化的思潮，它不过是80年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两种力量冲突的反映而已。在整个80年代的上半期，现代主义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它及时投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政治诉求。
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界是以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的深化，必然引起思想界寻求新的思想资源来解释与解决历史与现实矛盾。现代主义对人的价值、人的本质的思考，给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序列的推进提供了参考系，因而也可以把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看成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延伸。
现代主义的引介并不一帆风顺。在80年代初期，现代派遭遇到严厉的批判。对于当时还相当有势力的正统派理论家来说，现代主义显然冒犯了现实主义的权威性。对于他们来说，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构成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部分，企图用西方现代主义来冲击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艺术创新，而是把当代中国文学引入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思想的歧途。文学界的左、右思想斗争，不过是政治领域斗争的反映。现代主义无疑与主导文化倡导的现实主义构成矛盾，它能在80年代思想文化的频繁斗争中发展起来，在相当程度上也借助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现代化”的理念。倡导者敢于提出探索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其重要理由是建立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的。既然中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成国家的最高理想，那么文学方面也有必要考虑“现代化”的问题，而文学的“现代化”被理解为“现代主义”。当时，现代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的徐迟早在1978年3月发表的《文艺与“现代化”》一文，引起多方注意；1979年3月，外国文学研究所组织关于“外国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1982年，徐迟发表的《现代派与“现代化”》震惊文坛。这些讨论逐步形成这样一个命题，即：实现现代化不能忽略文学的现代化，而文学的现代化不借鉴“现代派”则无从谈起。
尽管在整个80年代，现实主义始终是主导文化倡导的主流，但“现代派”却在思想上和创作实践方面，构成一种不可遏制的探索力量。对于一部分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80年代正值开放初期，禁闭多年的思想有所松动，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新变化。掌握新的知识与心想方法。这一切部是任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精神激励之下的历史动向，追求现代派虽然被视为异端，与主导文化不协调，但它同样从时代的创新要求方面获得动力。因而多次的政治批判运动，始终无法阻止这一潮流向前涌动。某种意义上，新的思想构成崛起的创生文化虽与主导文化产生冲突，也作为主导文化可容忍的新兴文化，推动时代思想前进。因为，主导文化内部也有一股力量需要借助新兴的文化冲击原有的保守文化体系，这就使现代派这种显而易见的异端文化，居然也可大肆传播。正是在多种台力的作用下，现代主义成为80年代最有争议又影响的文化潮流。据有关资料统计，仅1978年至1982年5年之内，关于现代派问题争论的论文不下500篇。由袁可嘉等人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卷于1980年出版，第一次印刷发行5万册，迅速告罄。即使在1983年第三卷出版，也印刷了2.1万册，争相抢购者不只限于大学里的专业教师和学生，普通文学爱好者也不甘示弱，因为“现代派”被认为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最新的思潮，也反映了西方最新的文化成就，急于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也急于在文化上进入现代化，不管正确与否，文学上的现代派就成为一条捷径。
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并不是在文学界单独展开，80年代的中国国门刚刚开放，在各个领域，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想都被广泛引介，并作为最有活力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最突出的可能应推哲学界，西方现代哲学对正统意识形态构成相当大的冲击，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产生广泛的影响。80年代卜半期就有过“尼采热”、“弗洛依德热”、“萨特热”，并且《哲学译丛》和《国外社会科学动态》等刊物陆续介绍“结构主义”、“阐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流派，这些对文学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理论界在讨论“人道主义”基础上，进而讨论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思想，《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引起理论界极大的热情，左派、右派都忙着引经据典重新加以诠释，结果引发了“异化问题”的讨论，而这一问题则与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密切相关，异化理论一时成为理解两方现代派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哲学界与文学界殊途同归都开始张扬“主体性”，存柯学界，李泽厚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阐释，从康德的思想中发掘出主体性问题。李泽厚在80年代的中国居于思想领袖地位，他的著作对青年学人的影响极大，不管看得懂看小懂，他的著作都以极大销量摆上青年人的书桌。刘再复则把“主体性”问题引入文学理论，由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统治的文学理论面临严重冲击。从哲学的意义而言，“主体性”问题未必是现代主义的核心范畴，但在80年代的中国，“主体性”则是现代主义思想的入口处。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到主体性和异化理论，中国思想界关于两方现代哲学和现代派文学的接受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知识接受过程，也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照搬西方的模式。它与中国“文革”后经历的社会历史的内在变化及思想界的对立斗争与更新都密切相关，并且构成这一历史过程最直接的知识的和思想的动力。
总而言之，文学的现代主义在80年代兴起，根源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它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试图运用新的思想资源的努力，尽管它引起广泛的争议，但它终究创造一种有活力的文化情势。不管如何，80年代终究还是改革派的思想占了上风，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不可动摇的方针政策，中国进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乃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大趋势，这就使封闭保守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全面控制当代思想意识。文学界长期为苏联模式的文艺理论所统治，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审美观念实际上明显偏向于左倾，其僵化和保守是显而易见的。年轻一代的作家普遍寻求新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现代主义预示着文学新的可能性，它给作家提示了创新的经验，因而文学借鉴西方现代派也就成厂难以压制的新生力量。
80年代中国九陆的现代主义不足个有纲领的文学运动，它是创作界白发的对西方现代派进行有限借鉴的艺术探索。虽然较早的理论倡导发生在1978年（徐迟文），但创作方面也几乎是在同时就开始尝试，例如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作为自发的非团体性的个人借鉴，中目的现代派在其初始阶段无疑是幼稚的，但它也无疑表现当代文学努力探索的勇气。就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的创新动向而占，在强调叙述的主观视点方面，在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活动方面，在表达偏激的自我意识方面，在运用象征等修辞方法方面，都显示出创新的意义。
王蒙显然是最早开始追寻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他的数篇意识流小说可以看成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滥觞。王蒙出于什么目的运用意识流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意识，似乎难以捉摸，如果我们认为王蒙在写作伤痕时，就与当时的主流倾向重塑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形象有所不同，王蒙更感兴趣的在于表现劫后余生的人们的复杂心理，他也许还试图去揭示更深刻的政治根源，这些以王蒙当时的思考不是不可能达到的深度，但王蒙显然不会直接去以卵击石，意识流一类的叙述可以把那种复杂性的思考改装成艺术形式和表现技艺。只要看一看那几篇被推为意识流代表作的作品（如《蝴蝶》、《春之声》、《夜的眼》、《杂色》等），就可以一日了然。事实上，就这一时期的写作而言，王蒙的形式主义并不浓重，他的“意识流”不过是比较偏重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觉，与伍尔荚和乔依斯的意识流相比，王蒙的小说还是偏向于现实主义一类，但当时现实主义的简单明晰的主导文风，使王蒙的小说叙事显得锋芒毕露。
王蒙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受到两方现代派的意识流小说的影响尚难以断言，但聪明过人的王蒙那时肯定注意到西方现代派的翻译作品，只不过王蒙出于他要表达的思想的隐蔽性而在形式方面浅尝辄止。直接从艺术形式技艺方面主张大量吸墩西方现代派的是剧作家高行健。高行健当时也写小说，但总是受到质疑，据他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写的小说被认为“不像小说”、“不是小说”或“不会写小说”，出于这种压抑，高行健1981年在《随笔》上连载多篇短文介绍西方现代派，随后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本题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引起极大的反响，先是王蒙在《小说界》发表一封公开信支持高行健，随后刘心武在《读书》上义加以推荐，紧接着《上海文学》发表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关于这本小册子的通信，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与反批评。冯骥才在一封信中记录过他阅读高行健的小册子的感受：“我急急渴渴地要告诉你，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过高行健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如果你还没有见到，就请赶紧去找行健要一本看。我听说这是一本畅销书。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与此同时，报刊对西方现代派的评介也多了起来。早期现代主义，如伍尔芙、乔依斯、卡夫卡、布莱希特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后期现代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如荒诞派戏剧、巴斯、巴塞尔姆、卡尔维诺等人的作品和言论都有评介，虽然不成系统，但对文学界产生的冲击则是足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