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误是每一个人都难以避免的，关键看如何对待所犯的错误。杰出的领导者会区别对待错误的发生：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所犯的错误并非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受个人经历和学识水平的影响或是受他人的迷惑而缺乏对客观实际的足够把握而产生的，对于这样的错误，一般不会成为影响领导者决定干部任用的影响因素。但也有一些错误是完全由个人在完全清楚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恶意所为，对于这样的错误是决对不能姑息的。当然，对于这两种情况的处理只有具备了很强的原则性，同时又具有宽阔的胸怀、坦荡的胸襟，大公无私、清正廉明的领导者才能做到的。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领导者。
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时的刘伯承就萌发了富国强兵、报效祖国的思想。1911年，他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23年，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刘伯承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总指挥。同年秋，刘伯承结识了共产党人吴玉章，随后又与吴玉章一同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他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经过认真探索，他最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实现了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大革命失败后，刘伯承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1928年，他受党中央委派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其后又进入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其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夏，刘伯承学成归国，并担任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
1931年底，刘伯承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工作，并与毛泽东相识。之后，有着苏联学习经验和良好的军事素养的刘伯承立即被毛泽东任命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希望刘伯承能使红军学校成为红军自己的“黄埔军校”，对刘伯承寄予厚望。但没过多久，刘伯承就做错了一件事。
在成功粉碎蒋介石三次“围剿”之后，红军内部“左”倾激进的观念日趋明显，加之有共产国际代表和王明等人的积极鼓动，红军在战略上面临着选择。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并通过了攻打赣州的决议。但在历时33天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红军只得撤回。这一仗，使得红军内部在战略方针的选择上的分歧逐步显露。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负责人的分歧逐步增大：后方负责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强敌进攻下，主动出攻，争取克敌制胜。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线指挥员对此提出强烈反对，致电说：“在目前敌情与一方面军现有数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为了统一前后方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及前方诸领导人的战略指导计划。但毛泽东的观点引来了其他同志的驳斥，批评前线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右倾。说毛泽东自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来，一贯与中央路线相对抗，对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即免除。这样一来，毛泽东是否留在前方成了讨论的问题。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将毛泽东留在前方继续指挥，但没有获得通过。
当时，刘伯承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对实际指挥作战缺乏经验，因而确实也批评过红军中有“游击主义”思想的存在。但此后在反“围剿”的战争实践中，使刘伯承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当时避开正面主力进攻的观点的正确性、可取性。到遵义会议前，他已经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战略主张，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对于这一次判断上的错误，刘伯承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从我本身上来说，我自己反省我的历史，我自入党那天起，就叫我‘听招呼’。因为我是从旧军队里出来的，我自己晓得，我不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的这样一种人……我在党内将近20年了，犯一次严重的错误，就是宁都会议。由于我政治上的落后，单纯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了支援作用……这个错误促使我自己反省。”
对刘伯承所犯的这次被其视为“严重的错误”，并未影响毛泽东对刘伯承的看法，对刘伯承还是一如既往的加以重用。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黎平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力主重新起用刘伯承当参谋长，此提议得到一致通过（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被错误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职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其后，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抢夺娄山关、巧渡金沙江与小叶丹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走了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说：“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殷理由：《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军事人物篇》，第108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也一直对刘伯承委以重任，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等为刘伯承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美誉。
1950年9月，毛泽东急调时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主持筹建解放军陆军大学（后改称军事学院）。同刘伯承在1931年担任红军学校校长时一样，毛泽东对刘伯承依然寄予了厚望：“党中央派刘伯承当院长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战略、战役、战术经验，希望大家在刘伯承的领导下，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毛泽东十分清楚，对于当时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存在的意见分歧而造成毛泽东暂时被免除军内职务的局面并不是刘伯承的个人因素所造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刘伯承当时自身的实践经验的缺乏是促使刘伯承作出错误决定的根本原因，况且刘伯承在其后与毛泽东的军事合作中逐渐领会了其中的战略意图，承认了自己在考虑问题时仍停留在战术方面的局限性，迅速认同了毛泽东的观点。因此，刘伯承在这件事情上，只是对于事物的认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过程，而并不是在原则性上，在个人品性修养上，在对党对革命的立场问题上存在的错误。毛泽东不计前嫌而重用刘伯承，不但说明了毛泽东在对待干部的错误上客观、公正、辩证的唯物论观点，更体现了毛泽东在用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