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十一个兄弟姐妹,加上弟媳妇、女婿们,过年过节几十口人,可这么多的人没一个人传闲话闹过矛盾。婆婆有很多美德,其中一个是从不在儿女姑爷媳妇面前说谁的坏话。她的言行总是让大伙团结体谅。婆婆不仅带我的三个孩子,弟妹们的孩子有一阵也都送来,经常是五六个,虽然有阿姨帮帮忙,可少不了老人费心劳神。弟妹的孩子送来前,婆婆总是跟我商量。我虽是大嫂,有好几个弟妹年纪都比我大,可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叫我大嫂。婆婆事事为儿女们想得周到,哪个孩子病了,她都是自己护理,不轻易把儿女叫来,怕耽误儿女的工作。要是她自己有什么毛病,也不轻易和儿女们说,吃点药还叫我别惊动大家。
街道、邻居们都知道婆婆通情达理、热情诚恳。居民们常在我们院里开会。来前,婆婆为他们准备好桌椅纸笔,摆好茶壶茶碗,有带孩子来的,婆婆还拿出玩具、零食,和小孩子上厕所的手纸,最后还给他们放唱片。因为老放我的唱片,居民开会就习惯说:“走哇,上巧儿家开会去!”一九五七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我们家政治上蒙受污点,但街道上不但没有欺负我们,还宽慰我们。都说吴家在这胡同里待人好,吴奶奶有人缘。
婆婆为丈夫、儿子担心一生。祖光很像父亲,性格真挚爱打不平。婆婆长时期为了公公害怕、担心,告诉我:“祖光的性格像他父亲,你要管住他。”可我怎能管住他呢?当北京的许多报纸登了祖光被打成右派的消息时,婆婆脸色惊慌地跟我说:“这些报纸快收起来!”因为公公每天要看报纸,婆婆只能骗他说,报纸被凤霞包东西拿走了。
祖光看见报纸上有了他的名字,一点儿也不惊慌,可把我吓死了。婆婆反倒劝我:“我一辈子跟你公公担惊害怕,你现在又为祖光害怕,这可怎么办呀!”祖光被找去,让他到首都剧场开他的批判会。这天一清早,我跟婆婆就紧张。婆婆亲自给祖光卧了两个鸡蛋,端给祖光吃。祖光好像没事儿一样,他说:“我得先打完这场球。”祖光每天早晨要跟儿子打一场球,事情这么紧张也要打,那天还打赢了。他把头发梳好,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对婆婆说:“娘,我们去开会了。”婆婆拉着我的手说:“你去开会,要是太难受了,你就闭闭眼,捂上耳朵吧!”我们走了,祖光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我坐三轮车,婆婆站在大门口看着我们,我们走得很远了,她还在看。我们开会回来的时候,只见婆婆已经早早等在那里。接我们回家,又亲自为我们做饭,让我们吃好。她心疼祖光,就知道让他吃好。爱丈夫、儿子、儿媳、孙子……这一家人,婆婆不知该怎么爱,就是让吃好!这时祖光的弟妹大都负责重要的工作,政治上都比我们好,可是婆婆谁都不跟,就住在我们这里。婆婆这时是我们的重要支柱。有个入党早、工作能力很强、有点“左”的妹妹,她认为婆婆跟我们一起是划不清界限,她给一个弟弟去信说:“娘的思想跟哥哥有共同点,应当跟她划清界限。”因为我们,儿女要和妈妈划清界限。婆婆说:“哥哥被划成右派,家里人应当了解他。你们谁跟他划清界限,谁就划,反正我划不清。要不,你们就跟我划清吧!”结果呢,大家跟这位极“左”派很少来往,倒是跟她划清了。
祖光在北大荒三年里,弟妹们都要接婆婆去住住。我对婆婆说:“您换换地方住也好,放心我们吧。我可以从剧院宿舍搬回来住。”婆婆不肯,对我说:“你住在剧院工作方便,你工作劳累,还常挨批,这时候你更要安心,我给你们管家带孩子,哪里也不去。”婆婆对别的儿女说:“哥哥不在家,大嫂年轻工作忙,你们都应当帮她一把,我为他们管家带孩子,你们在这时候也都要支持她。”为避免闲言碎语,五八年冬祖光去北大荒的第二天我就搬进剧院集体宿舍,把整个家撂给了婆婆。那时正好是大跃进,我们一天演出六场,困累不说,我头上还有顶内定右派帽子,不单演出,还有劳动改造,加上祖光一走工资没有了,全部经济负担落在我一人肩上,困难真不小。钱真紧,但是再没有钱,我也不向剧院借。我不能让人看出祖光离家,我们经济困难。我每月一分一厘的算计开销,每月三块五毛钱月票都得计划好,而我自己父母照样一个不少给。我心里有什么话都跟婆婆说。婆婆把别的儿女给的零用钱拿出来,给孩子买营养品。那几年东西真贵,为补贴家用,我卖了几件大衣。有次,我带婆婆和孩子去饭店改善生活。婆婆一个劲给我夹菜,说我太苦了,吃完把剩下的菜装进饭盒,一定让我带回剧院吃。我又一定让婆婆带回去和孩子们吃。这时婆婆流了泪,说:“你瘦多了,我不要紧,你忙呵!”我住剧院,每月发薪才回来一次。送钱回家时,我总要给婆婆买些她爱吃的糕点,可她都分给了孩子。我一看不成,后来买回就分成份儿,一人一份儿,我要看着婆婆吃完她那一份儿才开心。孩子们也知道谦让奶奶,常把食物向奶奶嘴里送。
因为我很少回家,孩子们和我生分了,都不跟我亲,心里就有奶奶。孩子们怎不亲奶奶呢?给他们补衣服奶奶手不离针,给他们洗衣服奶奶手不离水,奶奶处处克扣着自己,想方设法让他们吃饱吃好,天天要等他们都睡着了她才睡,还为他们流了不知多少泪,对他们说:“爸爸到远处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天天忙,顾不上你们,你们要乖……”我一回家婆婆就说:“凤霞,你看霜霜瘦了呢。”我说:“三个都胖了!”困难时期像我们这样家的孩子能胖吗?都瘦了。我不能说出让老人伤心的话啊!一九五九年孩子的祖父病逝了,外地的弟妹们都回北京了,只有祖光在北大荒不许回来。我怕婆婆难过,老在她身边陪她。婆婆克制着自己的悲伤反来劝我。一晚,我们婆媳等祖光直到深夜不见他回来,婆婆说:“凤霞,你想开点,还要演戏呢。你要是病了,这个家可就更难了……祖光就是回来,还要赶回去,更难受。再说,你一天演五场六场,他来了你也不能在家……”。
祖光在北大荒那几年,我心里常很难过地想念他。可是看看婆婆,我就想,我要好好地工作,要为亲人争口气。我在婆婆劝解下,一点都不叫人看出我孤独痛苦。春天,我和大伙一样,带上三个孩子参加剧院野游。同志们都羡慕我的三个孩子,个个白白胖胖、活泼可爱。他们关怀地问祖光在北大荒怎么样?我告诉他们,他常来信,身体好,精神也好……真有意思,围了一圈人听。我借机就讲我的家庭和睦情况,让剧院人都知道我有个好婆婆。
“文革”一开始,祖光就被关起来了。我们的四合院,硬搬进人来住,我吓坏了,吃不下睡不着,每天躲进一间房子里,孩子们更提心吊胆。婆婆很沉得住气,她劝我,千万别慌乱,说东西抢走、砸烂不算什么,那都是身外之物,人是重要的。她讲给我听,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逃难失物的经历,多少箱子、家具、贵重物品都丢了,有些古董、字画是无价之宝呵……造反派抄我们家,抄走公公婆婆很多东西,留下的古董、字画被抄得一干二净。
婆婆看着那些东西被砸,被抄走,她从没对我说过一句怨言。
婆婆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是安详稳重,处理得体,几十年没跟谁吵闹过一句,对任何人都用尊重的口气说话。对家里雇用的阿姨、孩子的保姆,工友,都是低声细语:“请你们做点事。”无论谁有困难,婆婆都是想尽办法帮助。记得小女儿霜霜的奶妈和丈夫吵架要离婚,婆婆劝了他们三天三夜,终于和好了。她又给了他们路费,让他们一道回顺义县,走前还送给他们衣物。我还为他们女儿张树兰找了工作。婆婆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对婚,成全了一对是真金哪!奶妈夫妻和好走了,霜霜哭着要找她。她是早产儿,先天不足,日夜哭闹。婆婆不顾年老自己把孩子管起来,还说:“咱们孩子哭哭没什么,人家夫妻和好了可是大事,凡事得为别人多想想,老想自己就永远不得人心。”“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和祖光都被关押隔离起来。婆婆一人带三个孩子生活。这时很少人来我们家了,连我的父母弟妹都不来了,照顾家的只有孩子六叔六姑。婆婆不让孩子随便出去,教育孩子在家里学画画,教他们做饭洗衣服。小欢懂事,我回家跟他讲:“爸爸不在家你要听话,乖乖的。”他点头说:“妈妈好,我再不跟小朋友吵架了,我爱妈妈。”说完,把头贴在我身上,双手搂着我。这在当时对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啊!现在老大吴钢和小女儿霜霜什么都能干,这都是婆婆培养出来的。那时期我们的工资停发了,每人只有十二块钱生活费。婆婆更加克扣着自己,为让孩子吃饱吃好。这时她不再当孩子面哭了,自己偷偷流泪,她说:“不能让孩子看见哭,他们大了、懂事了,要他们知道要强。”后来我和祖光又去了干校劳动,三个孩子都跟奶奶学得很坚强。
我从干校回来又去挖防空洞,近七年之久天天早出晚归。祖光还在干校,虽说有了一点点自由,但我们写信都要被检查的。婆婆常提醒我,写信可要注意,要报喜,别报忧。当时我不仅干重劳动,随时还要接受审问,有时回家一晚,婆婆就担心。一次,我碰坏了腿,走路困难,婆婆天天灌好热水袋为我热敷。她对我说:“千万要搞好身体,我们家够苦了,再搞坏身子就更苦了。”每天多么晚也要等我一起吃饭,稍晚点不见我回来就到街上等我去,有时我已经到家了,她还在路上等我呢。
她在高兴时我问:“娘,你要点什么?”她总是说:“我什么也不要。”每月我发工资总给她买点吃的,过年过节给她买块衣料,她总是说:“好,我喜欢……”我初学用机器缝衣服,缝得很不好,为她做了一件衣裳。她试试说:“真好,正合适。”而且立即穿上了。
婆婆知书识字,每天在家务中都要抽点闲空读书看报,但她一生却只是一个家庭妇女。
可就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教育儿女和孙子孙女,那重量决不下于任何一个工作、农民或干部。她十八岁嫁到吴家,侍候自己的婆婆,照顾丈夫,抚育了两代人,经历了旧社会多少天灾人祸,和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的磨难……现在一切的灾难都过去了,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工作,生活都一天天好起来。可惜,我的婆婆,祖光的母亲,孩子们亲爱的祖母,在一年前的一个春夜却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