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绍禾说给李娟的话里似有弦外之音：“你很可能是认为黄老板无论如何，不会真的炒你鱿鱼，所以你不担心。”
阿乔不知深浅地插科打诨：“阿柳说的没错。阿娟做着店里洗涤组的组长，深受黄老板的器重。黄老板怎么舍得要炒阿娟的鱿鱼呢？”
李娟巧妙地用起无懈可击的“社交辞令”来：“你们两个男子汉，这样有失礼貌地盘问一个女孩子，难道不顾男子汉的风度么？”
阿乔遗憾自己享受不到李娟的肌肤之亲，乃至“爱极生妒”，总想“鸡蛋里面挑骨头”，找李娟打“口水仗”，在言语上征服李娟。这不，他又操着澳门腔的汉语普通话，向李娟出难题了：“阿娟为什么每句话都离不开法语呢？我们是中国人，应该多说中文，这样才算爱国主义。”
李娟用法语挖苦阿乔：“我们可爱的阿乔，真是黔驴技穷了，只有向我乱扣大帽子。看来，我得免费给阿乔‘洗脑筋’了。阿乔听好了：中国人多学外语、多说外语，能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作贡献，这理当属于爱国主义的范畴。我到法国，就是来学法语翻译专业的。而且中国的国内，政府正在大力兴办各种各样中高级的外语教育机构，培养外语翻译人才。”
柳绍禾用法语笑问阿乔：“怎么样，阿乔，上海姑娘不好惹吧？”
阿乔仍用澳门腔的汉语普通话回答柳绍禾：“我早已说过，上海姑娘嘴皮子上的功夫是一流的，我自愧不如。”说着，他改用法语，诡谲地告诉李娟：“你的口才比我厉害多了，我向你甘拜下风。不过，我还有个问题，想看你怎样回答。”
李娟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任何问题，都难不住我。”
阿乔说：“我呢，已经办了正式的工作签证，天天在这店里打工，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可你不同了，你办的是留学签证。正如你刚才所说，你来法国是要学好法语翻译专业，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作贡献，属于爱国主义的范畴。但我看你天天在这店里打工，根本没去学校上课。你来法国，似乎纯粹是为了打工挣钱，并非真正的留学。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自诩的‘爱国主义’，其实是你为自己出国打工挣钱的经济举动，遮掩上的冠冕堂皇的面纱。你难道有理由予以否认么？”
李娟说：“你的这个问题，我可以有三种理由予以否认。”
阿乔说：“人们常说‘双管齐下’，你倒要‘三管齐下’了，真有意思。”
李娟说：“第一，刚才恰恰是你牵强附会，搬出‘爱国主义’来说事，我只不过把你的偏见矫正了一下。我并未大言不惭地自诩‘爱国主义’。”
阿乔听了，向李娟做了个“请续谈”的姿势。
李娟说：“第二，我目前没去学校上课，并不表明我要荒废自己来法国留学的学业。因为我已在巴黎的一所公立大学办了留级的手续，留级一年。否则，我就续签不到留学的居留权，也就谈不上什么打工不打工了。”
阿乔听了，又向李娟做了个“请续谈”的姿势。
李娟说：“第三，我认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打工挣钱并非丑事，用不着遮掩什么冠冕堂皇的面纱。”
阿乔酸溜溜地向李娟耸了耸肩膀：“你这‘三管齐下’的本领真厉害啊，我算是服了你了。”
柳绍禾带有试探性质地插话说：“我因为不愿偷渡，所以也办了留学签证，但我来法国的根本目标，不在于攻读什么学位，而是打工挣钱，并想创业。说起打工挣钱，阿娟在这店里的待遇，跟我和阿乔比起来，倒是有些不如意的地方。不知阿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李娟听了，反问柳绍禾：“感觉？什么感觉？”
柳绍禾显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我们这些做着‘全月工’的人员，黄老板给的工资都是每个月六千法郎。但我和阿乔因在店里免费住宿，能省掉租房子的费用，所以每个月实际上的收益显然大大超过了六千法郎。巴黎的房租很贵啊，即使租一间十平米的小卧室，每个月的租金恐怕不会低于一千五百法郎。所以，我认为，你该向黄老板申请租房补贴。”
李娟不同的观点仿佛无懈可击：“谢谢你的关心。可这店里享受不到租房补贴的‘全月工’，不止我一人。你能关心得过来么？另外，我认为自己在这店里打工的待遇跟你们比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若论你们在这店里的资格，一个是黄老板的亲戚，一个是店里工龄最长的员工，而且都在从事烹饪这样重要的工种。所以，你们的工资待遇，理应超过我和其他的员工。”至于李娟究竟有没有得到福稳中餐馆的租房补贴，李娟本人与老板黄福稳的心里无疑都很清楚。
柳绍禾继续关心道：“你可以不跟我和阿乔进行对比，但你还是应跟店里其他的员工对比一下。”
李娟闪烁其词：“对比什么？我不明白。”
柳绍禾的试探更进一层了：“跟店里其他的员工比起来，只有你每天上班的时间都能提前一个小时：这是你重视店里生意的表现，也是你重视黄老板事业的表现，理应得到黄老板的奖励。”
李娟很含蓄地笑了笑：“你对我可能有些误会了。我每天上班的时间都要提前一个小时，这不假。但我每天提前上班，并没有给店里多做什么事情。我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向你和阿乔学习法语口语。我在店里的时候，要求你和阿乔尽量使用法语跟我交谈，也是这个意思。”
柳绍禾一边觉得自己这次对李娟的试探没有什么效果，一边笑着敷衍了一下李娟刚才的话题：“呵呵，勤于学习，精神可嘉。”
阿乔却在一旁故作夸张地嚷道：“上帝啊，上海姑娘真是精明盖世哟！可怜我与阿柳这一点点能说法语的本钱，竟然被她一再免费利用了，还让我们每天都蒙在鼓里头！”
李娟向阿乔睨了一眼：“阿乔不必大呼小叫的。等我第一个挑明你与阿柳，以及我们大家，在这店里每个月都吃亏的情况，你再大呼小叫也不迟。”
阿乔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真的？”
李娟侃侃而谈：“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大家的心里都有一本帐。只是因为不愿得罪黄老板，所以没有人说出来罢了。反正现在我们是闲聊，我说说也无妨。在这店里做着‘全月工’的人员，除了前台副经理费蒙的工资比较高之外，黄老板给我们的工资都是每个月六千法郎。至于组长们每个月多领的三百法郎，不过是象征性的所谓‘职务津贴’。我们的月薪六千法郎，这是法国政府关于企业工人月薪数额的最低标准。我们对这最低标准的月薪数额，原本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在巴黎找工作毕竟不容易。问题是，法国政府对这最低标准的月薪数额，规定了工人相应的工作时间：每个星期不超过三十四个小时。但我们呢，在这店里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都不少于七十五个小时。我的这个统计，并不包括像我这样每天主动提前上班的时间。不少人都说，温州老板很抠门。我觉得，黄老板就是一个很抠门的温州老板。”
李娟刚才说的“七十五个小时”，是这样统计出来的：福稳中餐馆每个星期的星期二至星期天都是营业日，每个营业日的上午九点半至下午两点半、以及下午三点半至夜里十一点，都是“全月工”上班的时间；如此这般，“全月工”每天上班十二个半小时，每个星期则须上班六天，合计也就是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都不少于“七十五个小时”了。
阿乔向李娟翘起了大拇指：“敢讲真话！佩服！”
李娟自然想了解柳绍禾的态度了：“阿柳，你是温州人，又是黄老板的亲戚，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柳绍禾推心置腹地说：“我对此有着一贯的看法：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温州老板，其中是有很抠门的老板，但多数应该是心胸开阔、能让员工得到实惠的老板。我是温州人，我现在就可以声明：我将来若有机会当老板，最起码的一条，对于员工的超时工资和加班工资，我一定会参照员工的基本工资，如实足额支付。”
阿乔向柳绍禾翘起了大拇指：“好！阿柳做出这样有志气的表态，我已是第二次听到了。”
李娟目光复杂、欲言又止地打量着柳绍禾。
柳绍禾仿佛又要向李娟试探什么秘密了：“阿娟，你在我和阿乔的面前批评黄老板很抠门，你就不担心我和阿乔向黄老板打‘小报告’？”
李娟听了，莞尔一笑：“我相信你和阿乔不会充当‘犹大’。”
阿乔故意找茬般地直视李娟：“我如果偏偏要充当一回‘犹大’，你难道也不担心？”
李娟颇为沉着地应对阿乔的挑衅：“那……我也不担心。”
柳绍禾说给李娟的话里似有弦外之音：“你很可能是认为黄老板无论如何，不会真的炒你鱿鱼，所以你不担心。”
阿乔不知深浅地插科打诨：“阿柳说的没错。阿娟做着店里洗涤组的组长，深受黄老板的器重。黄老板怎么舍得要炒阿娟的鱿鱼呢？”
李娟巧妙地用起无懈可击的“社交辞令”来：“你们两个男子汉，这样有失礼貌地盘问一个女孩子，难道不顾男子汉的风度么？”
阿乔与柳绍禾听了，有些余兴未尽地对视而笑了。
这几个回合言语的较量，算是告一段落了。柳绍禾尽管话带机锋，然而未能向李娟试探出自己心里深感困惑的谜底：李娟究竟做没做黄福稳的情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