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老师没有任教多久，一件意外的事使得他离开了学校。
因为总督府主管全台教育的学务部长本多秀之丞要来台中一中视察，学校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其一便是组织师生代表演讲。被选中演讲的师生代表们要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并将演讲稿交给校长和督学过目，做逐字逐句的斟酌、修改，直到他们满意后，再拿着修好的稿子上台演讲。这样的演讲稿充斥着冠冕堂皇的词藻，内容都是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歌功颂德，连格式也要统一，敬语和落款都要丝毫不差。
布朗一向反感禁锢个性的日式教育方法，对日本人这种曲意迎奉上级的做法更是鄙夷，但他作为全校唯一的一位西洋教师，又理所当然地被校方定为演讲代表。
欢迎仪式的那天，轮到布朗演讲，他走上讲台，吹了一声口哨，把事先准备的演讲稿撕了个粉碎，双手插在裤口袋里，开始用英语滔滔不绝地大谈他对教育理念、方式以及管理的认识，抨击日本人的教育方式是“不科学、不人道”的。比如他提到日本老师喜欢体罚学生，用罚跪水泥地来制裁“不听话”的学生，打耳光是家常便饭，是用很大的劲力打，有个同学被打破了耳膜，导致一只耳朵聋了，而这种行径在美国是违法的……
一旁担任翻译的日本老师见布朗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吓了一跳，还好急中生智，按原来的演讲稿意思用日语说出来。布朗听出了他没有按自己的原话翻译，立刻用日语喊道：“停！停！你是个骗子，下去！”那个老师涨红了脸，一时手足无措。布朗指着李哲夫喊：“李，你上来翻译。”
台下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从小就循规蹈矩的日本人，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但碍于学务部长本多秀之丞的面子，谁也不好把布朗赶下台来。布朗足足说了二十多分钟才下台，校长的脸色自然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很快，台中一中的校长就被撤职了，同时丢掉工作的还有布朗。
日本在教育上一贯强调“和魂洋才”，即努力汲取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也要大力培养“大和魂”，用精神力量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此时的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国力远超日本，布朗嘲笑日本人是“精神上的百万富翁”。这种美国式的傲慢激怒了某些日本老师，他们反唇相讥，说美国人自私、散漫、好逸恶劳。李哲夫虽然还是学生，却已有独立思考的头脑，并不认为美国人有日本老师说的这么不堪，他听说布朗老师身上还残留着牛仔决斗时的子弹头，在布朗这里，李哲夫除了学到一口流利的英语，还看到了美国人那种勇于冒险的坚韧意志和渴望胜利的进取精神。
布朗在深夜时一个人静悄悄地走了，有意避开了送他的学生，他在桌上留下了一支派克钢笔，写明是给李哲夫的留念，除此之外未留下片言只字。此后李哲夫未再见到布朗，直到十多年后两人在上海重逢，李哲夫方才知道他的另一种身份，两人有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合作。
李哲夫得知布朗老师要走，便背了一副弓箭进山去打猎，弓箭是跟花冈一郎老师学着自制的。花冈一郎是高山族泰雅族人，猎户出身。李哲夫想请布朗老师吃一顿可口的野味，作为师生送别之礼。打猎这活儿他以前没干过，因为小时候常拿弹弓打麻雀，便觉得打猎也不难，但在静悄悄的大山里转悠了半天，头发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射出去十几支箭，却无一命中。
黄昏时分，倦鸟归林，他终于逮住一个机会，射中了一只肥肥的野兔，因为箭镞是削尖的竹子，威力不大，受伤的野兔带着箭一路狂奔而逃。他赶紧追过去，穿过一片树林，野兔终于趴倒在地上。他拔去了兔子身上的箭，忽然发现树丛里有双亮闪闪的眼睛在盯着自己，顿时吓了一跳，顾不得兔子，把弓箭拉圆，对着树丛，害怕这里躲着的是什么猛兽。
树丛悉簌声响，出来的却是一个蓬头垢面的人，这个人身材很高，却像龙虾一样佝偻着身躯，衣着破烂，脸上满是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两眼精光闪闪，却又显得年纪不大。
李哲夫以为这是个泰雅族的猎手，连说：“啰卡苏、啰卡苏。”这是泰雅族的问候语，并放下弓箭，以示没有敌意。
那个人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说：“你是……李家……老大？你家原来住……大锣？”说的是汉语，但吐字很慢，口齿不清，似乎很久没和人说话了。
李哲夫吃了一惊，借着树枝间斑驳的光影，见他脸上没有刺青（泰雅族有黥面的民俗），显然是个汉人，仔细端详了一番，似乎有些眼熟，却又想不起来，点了点头，问：“你是谁？”
那人说：“我……是黄阿顺，住镇上东街，离你阿公的私塾，隔一道墙……”
李哲夫又惊又喜，歉意地说：“阿顺哥，你的模样，我都快认不出了。”
黄阿顺苦笑了一下：“我……人不人，鬼不鬼的，难怪你……认不得……”说了一会儿话，他的口齿渐渐利落了。
黄阿顺是个篾匠，有一手好手艺，做的提篮、箩筐、簸箕、竹席精美实惠，远近有名，李哲夫小时候常由他带着一起玩耍。
黄阿顺本来家境小康，李哲夫记得前些年他还娶了媳妇，怎么会在台中的大山里过这野人般的生活？于是问：“阿顺哥，你为什么会躲在这里？”
黄阿顺脸色铁青，粗声粗气地说：“为什么？为了活命！”似乎不愿意谈这事，见李哲夫穿着一身日式学生装，便问：“你阿公呢？私塾还开吗？”
李哲夫声音有些酸楚：“阿公去世了，私塾早就关门了，现在乡里的孩子大多都进了日本人办的学校，读私塾的学生越来越少。”
黄阿顺重重地“哼”了一声，低声骂了一句。
李哲夫没听清楚他骂的是什么，只见他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知道他肯定是饥肠辘辘，便从口袋里掏出饭团、番薯，递了过去：“给，你饿了吧，吃吧。”
黄阿顺微微一迟疑，便不客气地接过去，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个饭团，又捧着番薯“吭叽吭叽”大嚼起来，见李哲夫一直看着他，有些不好意思，将番薯一掰为二，把一半递给李哲夫：“你还没吃饭吧？”
李哲夫不接，微笑着摇了摇头。
黄阿顺确实饿坏了，把番薯也吃了个精光，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指头。
李哲夫又从口袋里掏出几颗奶糖递过去：“日本的奶糖，可甜了。”这是桦山夫人送给他的，他一直舍不得吃。
黄阿顺不要：“呸！日本的糖都是从台湾运过去的，可台湾人只能吃黑砂糖，日本人就能吃白砂糖。”
李哲夫问：“你在这里呆了多久了？”
黄阿顺低声说：“好几个月了……”
李哲夫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我回大锣镇去给你家捎个话……”
黄阿顺忙说：“不，不要！我在这里的事情，你跟谁都别说！”他见李哲夫满脸疑惑之色，便问，“你说，我阿顺是不是坏人？”
李哲夫连连摇头。黄阿顺为人忠厚勤快，做生意童叟无欺，确实是个好人，李哲夫幼小时一次不慎掉进河里，亏得黄阿顺救了他的命。但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独个儿躲进这深山老林呢？他知道里面肯定有重大隐情，但看黄阿顺的神色，又不好再问，于是说：“明天我再来送东西给你吃，好不好？”
黄阿顺迟疑了半晌，点了点头，郑重地说：“我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信得过你……你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里！这是个秘密，千万记住！”
李哲夫答应了。
接下来好几个傍晚，李哲夫都会怀揣着食物悄悄进山送给黄阿顺。这些食物都是李哲夫从自己的三餐里省下的，他想，黄阿顺是个好人，好人落难了就该好好帮助他。黄阿顺用随身带着的小刀给他做了几件小玩意儿作为答谢，比如装蟋蟀的小竹笼、竹蜻蜓什么的。夕阳下，两人坐在参天大树的盘根上一起吃饭，谈论着大锣镇的陈年往事，李哲夫仿佛又回到了幼年时光。他发现黄阿顺和前些年相比，不但背驼了，而且走路也一瘸一拐，到底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不幸？李哲夫一直满腹狐疑。
经常有日本人带领的伐木队进山伐木，为了保守黄阿顺的秘密，李哲夫进山时要小心避开他们。
高山族人有神木崇拜习俗，但许许多多下接地气、上承天籁的百年千年的古木，都被砍伐一空。日本人大肆伐木的一个原因是造舰的需要。当时各国的战列舰虽然舰身装甲是钢铁的，但从美观及实用性考虑，最上一层的露天甲板却是木质的。英国战列舰使用的木甲板材料来自缅甸的柚木，日本战列舰使用的木甲板材料则来自台湾特产的红桧，树龄都在百年以上。红桧的主要优点是特别能够防虫蛀和腐蚀，而且不容易开裂。台湾红桧自1912年开始采伐，到了1925年日本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甲板都使用了这种树材。
李哲夫把看到的伐木一事说给黄阿顺听，黄阿顺叹了口气，说：“何止是木材？嘉南平原的大米、白糖、香蕉，阿里山的樟脑，北部的煤，苗栗的火油，日本人是见什么好东西都拿。”
李哲夫说：“有什么办法，台湾是日本的嘛。”
黄阿顺怒道：“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台湾人自己不争气，才处处受日本人欺负！”
李哲夫沉默了。
这时，日本统治台湾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当初台湾人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早就被残酷镇压下去。像李哲夫这样的台湾年轻人，整整一代都出生于日据时代，对“中国”这个概念没有任何切身的体验，似乎台湾人天生就是受日本人管束的，很多台湾人在表面上不得不顺从于日本，但在这种平静的表面之下，却依然涌动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暗流。
就这样大概过了十来天，李哲夫带了一包食物兴冲冲地又踏上了进山之路，今天的包裹里有生鱼片、海苔还有面包干，是桦山老师对他练习用功的奖励，但他舍不得自己一个人吃，想拿去和黄阿顺一起分享。
但刚进山，就看见从山路下来几个日本警察，他们押着一个人，那个人佝偻着身躯，李哲夫愣住了，那不是黄阿顺吗？
走到了近前，黄阿顺见到了李哲夫，瞪了他一眼，满脸怒色，嘴唇一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却硬生生地忍住了，慢慢地把脸别到一边，不再看他。一个警察恶狠狠地推了黄阿顺一把，几个人加快步伐，渐行渐远。
李哲夫真想追上去对黄阿顺说“不是我告密的”，但却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怔怔地站在当地。黄阿顺眼光中那又悲伤、又酸痛、又失望的神色，深深地印刻在李哲夫的脑海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李哲夫放假回到大锣镇后才知道，几年前黄阿顺参加了乡间秘密组织的“父母会”。“父母会”表面上是乡民之间的互助农会，若是会员的父母去世了，大家便集合起来帮助救济，但实际上是台湾草根阶层的地下抗日组织，反抗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和各种“同化”政策。
日本在台湾建立起了严密而高效的警察系统，秘密坚持抗日的台湾人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对于任何抗日的组织乃至可疑的言行，警察与地方保正搜查都是相当严格的，若抓到散布抗日思想的嫌疑犯，往往一关好几年。关在矮牢里，人无法站直，几年下来原本长得很高的汉子，出来也就驼了。黄阿顺就是这样变成一个驼背的，腿也被打瘸了，后来乘机逃出牢房，躲进深山，但最终还是没逃脱警察的追捕。
李哲夫在大锣的镇口，看到一个衣不遮体的女子疯疯癫癫，坐在路边傻笑，当日本巡警骑车路过时，她则像见了鬼魅似的发出一声声毛骨悚然的尖叫。日警则已见怪不怪了，神态如常地谈笑而过。她就是黄阿顺的媳妇。黄阿顺死后，他的家人得到通知去领尸，看到原本身材高大的阿顺只剩下一副皮包骨架子，不过六十多斤，几乎就是一具骷髅，他媳妇当场就疯掉了。
阿顺嫂原本是很俊俏的一个姑娘，和黄阿顺是青梅竹马的表亲，成亲后两口子生活甜甜蜜蜜，但是，她这一辈子就这么毁了，一个家庭也毁了。
李哲夫望着阿顺嫂疯疯癫癫的背影心酸不已。虽然黄阿顺之死不是他告密的，但他一直心存内疚，黄阿顺小时候救过自己的命，可是自己却没能救得了他，而这世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苦命人等着去救呢？
他一直在思索黄阿顺的那句话：“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台湾人自己不争气，才处处受日本人欺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共产主义思潮在全球出现了蓬勃发展，受此影响，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内秘密成立，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名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但其创始人如谢雪红等当时实际上已是中共党员，成立当天便有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代表到场。台湾共产党奉行极左路线，全面否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台湾岛内展开各式各样的组织活动。
在此期间，李哲夫参加了由同乡好友林仲明组织的读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和思想潮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自决”思想广泛传播。李哲夫正是在读书会时接触到了“民族自决”思想，即殖民地的民族有权决定自身的前途和命运，知道了印度的甘地，也听闻了朝鲜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
李哲夫在读书会读到的第一本小说是高尔基的《母亲》汉译本，他只翻开几页，立刻被故事吸引住了，工人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使他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是专门奴役别人的，而更多的人则是被奴役的，要消灭奴役者，先要打碎人民身上的枷锁。他读的最多的还是日文小说，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