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动弃权的事本不奇怪，尤其于华盛顿就更不足怪了，军队都可以遣散，拱让军权又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这“紧要”关头竟无人赶来挡架，竟无臣子们的联名奏本——-哀求“以天下社稷为重，万不可弃民而去”云云。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擅长“成人之美”的好事者自然也有过，只惜华盛顿死活不吃这一套。独立战争激酣之际，一位保守的尼古拉上校曾暗里上书华盛顿，对之从头到脚捧颂一番，再小心翼翼献上一记“金点子”：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由将军本人出任新君……这个于“国家安全”业已构成威胁的信号，一个腐朽透顶的馊主意——-堪称“精神犯罪”。但此劣迹却在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在热衷威权的主子们眼里，倒也不失大功一件：狭义来讲，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诚；从广义上看，亦可谓一项“民意调查”收获，让主人触到了一份妙不可言的“前景”……谁知，这份从后门塞进来的厚礼竟使华盛顿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突然被学生“贿赂”的老师，他感到自责、痛苦，陷入揪心的扪问：我何以使人恶生这样的念头？我究竟曾做错了什么，以致给人落下如此印象？在一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疾问：“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使其流传，有厚望焉。”
显然，华盛顿把这位从“后门”爬进来的尼古拉当成了一个“屎盆子”，厌其臭、恨其秽、怒其不争，捂鼻踹脚，又从“后门”给踢了出去。有这样一段插曲在先，我们即不难理解将军后来的种种表现了，同时也极大地震慑了其他欲效颦的“小尼古拉”们。此时，距独立战争胜利尚有两年。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一幅巨制油画，讲述的正是二百年前华盛顿正式向国会归还军权的情景。
一间临时租借的礼堂里（当时国会尚无正式办公地点），历史功臣和国会议员们济济一堂，屏息以待那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会场气氛肃穆庄严，大家已提前被那将要发生的一幕感动了：他们知道，再过几分钟，自己竟要接受“国父”卸职仪式上的“鞠躬”礼——-而作为受众，自己只须让手指轻触一下帽檐即可。这可真有点让人受不了，但必须如此，因为此非感情生活的普通礼节，而是作为一种理念象征——-从此它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意志和政治秩序：将军只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议员却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都只能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
华盛顿出场了。寂静中，其高大身躯徐徐降落之幅度远超出了众人想像，代表们无不隐隐动容，谁都明白，这是将军正竭尽全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国家理念作出最彻底最清晰的阐释。感动之余，有人竟忘了去触帽檐……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的公职。”他从前的一名下属，现任国会议长答道：“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并未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记载，当时几乎所有的眼睛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这些在政治金字塔周围始终萦缠不清的问题，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新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和命位。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定格在严厉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其方式便是在适当的时候交出权力。仪式一结束，华盛顿真的就回家了。像一个凯旋的大兵两手空空，轻松地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儿有一幢两层简楼、家人和几条可爱的狗等着他。五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通知正式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最高权力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个乐意，即使再“耽搁”几年，是决不会有人喊“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即等于不尊重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尊重……离职不久，他在故乡的简房里平静地去世。
平民——-将军——-平民——-总统——-平民。华盛顿写完了一个人平凡而伟大的生涯故事。八年军旅，置生死于度外；八年总统，值国家最艰困之时，实在没什么“荣福”可亨……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人类历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经得住时间、真相和道义检验的却凤毛麟角。有的凭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当朝，但“验明正身”后很快就暗淡无光，甚至被弃汰如粪。而“华盛顿”不，作为生命个体，他的清白、诚实及所有伟岸特征皆完整保持到了生命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其理想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亦随着历史经验和世界参照的积累而愈发强烈……留遗爱者留永名有人将名字刻在石头上希望不朽，结果名字比尸骨朽烂得还快；有人从不想后世留名，其声名却传扬千古。历史就是这样既无情又有情地关注着芸芸众生，演绎着自己至公至正的辩证法。只要你为天下众生尽心竭力而谋，天下众生自会生生世世感念你。
梁衡有一篇文章《大无大有周恩来》，文中讲周恩来的惊人之无有六：一是死不留灰，二是生而无后，三是官而不显，四是党而不私，五是劳而无怨，六是去不留言。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共产党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周恩来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建国23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谈判。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10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至于他对人民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宕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27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1500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非宁静无以明志，非淡泊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余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那么，周恩来又如何呢？他没有后代，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多少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周恩来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凸现。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汲汲于名利者，或许可以获得名与利，但这种名利究其实也不过小名小利，或曰私名私利。欲成大功大名者，必须是那些胸怀大志，见识卓荦者；心胸短浅、见识鄙陋的人，既谈不上为人之诚，又谈不上谋事之忠，也谈不上虑事之智。
诚实、忠信和智慧三者会在一个极高的境界上和谐地统一起来。
唐太宗朝，有一大臣马周曾把自己比作傅说和吕望，可是编写《新唐书》的欧阳修却说：“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意思是说，马周自己虽与傅说、吕望相比，但他在才能、建功立业、与君主密切合作等方面，都不相及，所以后世史册上，很少记述马周的事迹。
但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读史至此，提笔在欧阳修这段话的天头上，充满激情地写下了这么几个字：“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突。”很显然，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价。
毛泽东为何如此赞赏马周呢？马周究竟有什么才德远比傅说、吕望为高呢？
马周字宾王，从小失去父母。家境十分清贫，很是孤单，但他聪明好学，精通《诗经》、《春秋》等诗传。武德年间，他被补为博州助教。但终日好酒，不以教授为事，所以并不为州里人敬崇。刺史达奚恕对他屡加咎责，浚仪令崔贤也污辱过他，但这个极有天赋的人仍以酒为命，悠然独酌，对这些全不在意。后来马周为生活所迫，流入京师，当中郎将常何的食客。贞观五年（631年）马周碰到了极为难逢的机遇。唐太宗发下令来，要求臣僚都来提建议上奏折。常何是个武吏，从未读过什么经学，根本不会写，就把这事交给了门客马周来完成。马周替他写了一个《为条二十余事》的奏本。唐太宗一看，条条“皆当时所切”，便高兴地召请了常何。常何不得不照实地说：“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唐太宗兴奋地即日召马周入朝，但马周还是放荡不羁，使者接连催促四次他都不去。后来见皇上很是认真，只好进廷谒见。马周初次和皇帝见面，谈得就很好，唐太宗当场就“令直门下省”，第二年又升为监察御史。
马周的奏折向唐太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一、建议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从历史上的夏、商、周至魏、晋、隋的朝政谈起，从中总结出令人信服的经验教训来：“然自古明王圣王，虽因人设教，而大意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马周在奏折中还列举了尧、禹、汉文帝、汉景帝昌盛时期节俭的事例，很有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马周从国家利益出发，不避个人祸福地尖锐指出：“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这段话说得真实，有远见，不粉饰太平，提出了值得深思的根本性的问题。
在马周的奏本上，还直言不讳地向太宗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只此一点，太宗就有点坐不住了。他想到了唐高祖的那些宠臣，挥金如土，随心所欲。比如裴寂，高祖一次赐良田1000顷，甲第一区，其他大臣也各有丰厚赏赐。他们都是唐代新起的贵族官僚，压榨百姓无尽无休，对财富攫取无度，这不是亡国的祸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