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言语忠诚，行为庄重，意志坚定而大公无私，做了好事不求回报，内心忠厚而明察，性情安静而稳妥，可谓居心仁厚之人。如果一个人遇有突发性变故而能卓有成效地处理，身处穷困之境而能奋发向上，进身立功能够如意，可谓智慧之人。如果一个人富贵显赫之后仍然恭敬勤俭而不失威严，对人彬彬有礼而不骄慢，可谓福德之人。如果一个人处在简陋贫寒的状况下而无所畏惧，处在安乐富贵的情况下而不奢侈，功劳卓著而不生二心，高兴或愤怒时都很有节制，可谓操守之人。如果一个人恭谨勤奋地工作，始终如一地孝敬父母，与人感情不睦但决不背叛，竭尽全力而不违逆，可谓忠孝之人。总之，品人之德，可知其居心与操守，亦可推断其人之口碑。
克己胜己，福祚永续
古人云：胜人者勇，胜己者强。尤其是对那些功成名就、权高位重者而言，能否自我节制和约束，不仅决定其事业成功的器局的大小，而且能决定其自身结局的善恶。
清代中叶，曾国藩自己有两个兄弟在军中任职，为了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他人，曾国藩出征作战都督促兄弟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弟们甘居其后。看来他是深深懂得自我节制才能成功的道理。而自古以来，不能节制自己的勋贵都难于善始善终。事实上因为勋贵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应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在这一点上，战国时的著名人物范蠡可谓典范。
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退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当初，范蠡虽居相安荣，但他太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了，为了自我节制对权欲的渴望，他自认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巨万，直至老殆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性命之忧。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
曾国藩从范蠡那里学到了自我节制的重要性，并更加严格地去实施。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
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鸣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他这样的行为则是以古代唐太宗那种自甘节俭的作风为榜样，以激励自己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
唐贞观时，太宗患有严重的关节病，一到秋天，就有臣子上奏请求为太宗建筑高殿，以防止关节病发作影响太宗健康。奏折中说：“自古以来有所谓‘秋之月可以居台谢’，秋季的绵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太好。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唐太宗却婉言拒绝：“诚如朕患的这种疾痛，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百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远远不及，但所需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
曾国藩认为自我节制的形式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借着坚强的意志力，来贯彻自我节制的内圣决心。这个原则不仅是在公的方面，即使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哲人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胸。”只有豁达大度，从善如流，才能修炼出自己的内圣之法。
信言胜金，德感遐迩
诚实守信，一诺千金，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诚心诚意地兑现自己许诺的每一件事，才能慢慢培养起来。一个人一两次守信容易，长期守信则不容易。每一个人，都应当把训练守信当做一件人生大事。
印度的天罗国有一位斑足太子，他狂妄傲慢，到处征战。为了向大众显扬自己，他出征各国，要杀一百个小国国王的头。他把从各国捕捉来的国王都拘留在一个山洞里，前后一共九十九个。他想再用力去征服一个小国，擒捉一个国王，就可以凑成一百个了。
为了再捕捉最后一个国王，斑足太子来到数千里远的一个小国，带兵进入王城，捉去了国王普明。斑足太子将普明王和九十九个国王一样，关闭在山洞里。普明王放声大哭，泪如雨下。斑足太子看到这一情况就厉声骂道：
“这么懦弱的东西也配为王？你既身为一国之王，怎么哭得和孩子一样？”
普明王很庄重地回答道：“我并不是怕死，而是怕失了信用，我的治国大纲是实语第一，我对国人从来没有说过谎话。我领导全国人民遵守不妄语的戒条，因此我们互相信任，从不彼此猜疑。前几天，有一位比丘到我的王宫要度我出家，我已经答应了，并且约他再过一星期到王宫来，替我剃度。如今我被抓到这儿来，怎么能够实现诺言，这不是失去了信用吗？”
斑足太子被感动了。对于一句话的守信，竟胜过最宝贵的生命。于是，他点头说道：“好！那么我放你回去，让你把这件事办好，使你满愿。可是我要限你七天之内，办完事回到我这儿。”斑足太子给了普明王一匹快马，普明王回复了那位比丘：“本来我已答应要和你出家，可是现在不行了，这不是我讲话无信，而是……”普明王将被斑足太子捉去的事情，以及限期七天让他回来办理一切的话，统统告诉比丘，比丘只好放弃度他出家。最后普明王召集国民，在王宫广场与大家话别。大家痛哭流涕，叩头挽留，但普明王却高兴地说：“实语第一戒，实语升天梯。实语为大人，妄语入地狱。我今守实语，宁弃身寿命，心无有悔恨。”
普明王说完这些话就快马加鞭赶他的行程，到第七天的中午，他进入了天罗国。斑足太子很感意外，敬佩之心油然生起，他挽着普明王的手说道：“你真是实语第一的人，我敬佩至极！本来你回国就如出笼的飞鸟，怎么肯再回来？这么伟大崇高的实语行为，我应当把它行化于我国，让大家能够获得平安、和睦、愉快的生活。”于是请普明王为全国民众演讲不妄语戒。听了普明王的演讲，台下万众热烈地欢呼鼓掌。
这时，斑足太子才深深地感觉到，他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么多的国家，其英雄勇气，从没有受到民众这样欢呼过。可见实语感人的深刻，而武力征服是绝对得不到人心的。他把山洞里的九十九个国王，统统放回国去了。从此，天罗国也行化不妄语戒，实施实语第一，国泰民安。
中国向来是一个信守承诺的民族，一诺千金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
楚汉相争之时，楚王项羽有一位名叫季布的大将，作战骁勇。刘邦吃尽了他的苦头，所以对季布恨之入骨。项羽失败自杀，刘邦统一天下之后，立即悬赏追捕季布：无论什么人，只要能取得季布的首级，就可得千两黄金；反之，如果有谁敢藏匿季布，就诛杀全家。尽管悬赏的黄金如此诱人，而惩罚的措施又如此严酷，但还是有人心甘情愿庇护季布，甚至不惜杀头之罪替季布向刘邦求情。
究竟季布这个人有什么魅力，使得许多人在重赏之下也不去出卖他呢？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很讲信用的君子。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句俗语：“得到黄金千两，不如得到季布的一句承诺。”可见，季布守信的程度有多大。后来，刘邦终于赦免了他，并让他在汉朝做官。
明清十大商帮中的晋帮商人，也堪称重诺守信的典范。晋帮商人中有许多“舞弊情事，百年不遇”的商家。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复盛公商号，做生意不图非分利润，不缺斤短两，远近人们争相购买“复”字号所售之货。有一年复盛油坊运大批胡麻往山西经销，经手之人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搀假。事情被掌柜发觉后，立即责令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虽说店里暂时受损，但因诚实不欺，“复”字号的油成为包头信得过的商品。复盛号靠信誉维持了一百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因战乱歇业。晋帮商人中许多人“基业日隆，家道渐裕”，就是因为他们是诚贾而致。
做官的人是要向百姓宣讲道德的，因此前提是他自己须讲道德。精巧的官场结构，复杂的政治迷雾，固然可以一时掩饰不讲道德的官员的真相，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宣讲的道德便再也不能打动聆听者的心灵。道德，有时是靠生命而不是靠言辞来体现的。
春秋时晋国的李离，是晋文公的狱官，主持法律事务。他在审理一桩案子时，由于听从了下属人员的一面之词，将一个人冤死。真相大白后，李离准备以死赎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况且这件案子主要错在下面的办事人员，又不是你的罪过。”但是李离说：“我平常没有跟下面人说我们一起来当这个官；我拿俸禄在这个机关里最多，也没有与下面的人员分过。现在犯了错误，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办事人员身上，我又怎么做得出来！”晋文公说：“你以为你有罪，我是领导你的，那么，我也有罪了！”这句话明明给李离找了个最好的下台台阶，可李离仍回答说：“国家对我这种官职有规定：错判人，自己也得受刑；错判人受死，自己也得受死。国君因为我能察微决疑，所以才让我到这个职位上来。今天我犯了错，罪当死。我赴死无悔。”他拒听晋文公的命令，伏剑而死。
李离为官的道德就是享有权利并负担相应的义务。官员只享受权利，而不负担相应的义务，就会导致偌大一个天下，没有多少能真正主动引咎自责的官员，将成功与失败会归于不是个人的组织，从某种角度看固然有利，但是它也泯灭了人的羞耻之心，泯灭了人们的基本道德。
丰碑由自己建树
有大德之人必有大誉。此种大誉并非得自刻意追求，只是因为有大德之人，从不蝇营狗苟，谋求一己之私利，凡事都为天下大众着想，大众的苦乐就是他的苦乐，大众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他不求声名自有声名，不求荣誉自有荣誉。可以说，任何伟大人物的丰碑都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如何使军队转化成为一种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人们都在拭目以待。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尊敬的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关系最胶固最瓷实，彼此的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挚。按一般理解，双方的利益维系无疑也最紧密，算得上“唇齿”、“皮毛”的共栖关系。国会静静地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起投向将军……虽然大家心中已悄悄埋伏下了一个答案，但它只能充做“候选”，谁都清楚，无论将军做何决定，军队都会奉为圣旨，而国会亦将绝对地接受。
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犹豫。但其内心却涨满了痛苦和疚愧：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任何应有的犒劳，而此时的财政一片空白，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退休金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将得不到任何抚恤……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主意啊。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够做的，就是以个人在八年浴血中积攒起来的全部威望和信誉，去申请大家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检阅台，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去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随己冲锋陷阵的累累伤痕之躯，替他们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会做一名好公民……”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在恳求了。寂静中，士兵们垂下头。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态齐刷刷向后转的时候，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部下……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的诞生，但为了新生的“美国”，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没有吵闹，没有喧哗与牢骚，更没有动乱和内讧。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们，就这样循着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决意和自己的士兵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他先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蒙梵侬庄园，然后去找好友杰弗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争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