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对每个人的垂青都是平等的，就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成事：有些人能借机成事，有些人则未能抓住这瞬间即过的机会。如果找一找原因，恐怕皆因性格所致，有人因粗心而失去机会，有人因懦弱而失去机会……韩信的性格确有优柔懦弱的一面。不是吗？手提三尺剑走在大街上，一地痞却有意挑衅羞辱他，他居然忍着从那地痞胯下钻了过去。这说明他能忍，同时也说明了他怯懦；倘若不是如此，他不会惧怕地痞，而会与其相搏斗的。据说，这是因为韩信胸怀大志，不肯同小人一般见识；如果刺死了地痞，必然招惹祸端，所以愿受胯下之辱。其实，也未必是这种原因，还是懦弱的性格起了主导因素，乱世英雄要想做一番大事，何惧杀一人耳？远的不说，就说项羽吧，在稽郡杀了郡守殷通然后和叔叔逃往吴中；陈胜、吴广面对秦始皇的暴政果敢斩杀校尉而起义。时适天下大乱，人人自身难保，杀一挑衅之徒，又有何妨？三国时的关羽还不是从老家杀了有钱有势的恶霸而出逃才得以遇到刘备和张飞？如此看来，韩信能不能忍我们先不去探究，但这其中，懦弱的成分肯定是有的。
后来，刘邦拜他为大将军，领兵作战。在领兵打仗上韩信的确有一套，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他背水列阵，大破赵兵。这实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战术，非大智大勇者，绝不敢轻用。还有，疑兵易帜，半渡而击……这些奇谋妙计都得以成功运用。他统帅数万大军攻城掠地，百战百胜，终于使自己成为一代名将。韩信的这些优点掩盖了他优柔怯懦的一面。试想，在楚汉相争的四年间，韩信大多数时间都手握重兵，他本可以此独立，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其带兵打仗之智勇，绝不在刘邦、项羽之下，到那时鹿死谁手，则不得而知。而且当时历史似乎有意地为他提供了多次机会，可惜的是，韩信则因优柔不决而失去了机会。他本有三次机会可以拥兵自立，独自为王：其中的第一次是他伐齐之后，他斩杀了齐王田广，占领了齐地，不但扩大了领土，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此时，他已拥兵数十万，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当时天下的形势是，他如叛汉归楚则刘邦灭；他如归刘而攻楚则项羽灭；如果自己独自称王，便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魏蜀吴三国演义的局面也不用再等曹操、刘备、孙权出世来上演了。由于优柔寡断、胆小懦弱的性格，没有充分利用这一次次机会去独自为王，而受他人驱使，最终还被一个女人杀害，能说跟他的性格没有关系吗？
如果说项羽的性格是既残暴而又虚弱，那么韩信的性格就是既勇敢而又懦弱。军事斗争中韩信是勇敢的，政治斗争中韩信则是懦弱的。后世人往往谴责刘邦得天下后大杀功臣的罪行，却不愿认真分析一下其中的诸多原因。起码，韩信的被杀，就不光是刘邦有责任，而韩信自己也是应该负一些责任的。处于那样的具体环境，韩信的犹疑和懦弱是注定要造成悲剧的。
卑污者必损其身
不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环境是优是劣，是顺是逆，我们都应培植正确的心态、正常的人格和正直的性格。某些阴暗、卑污的东西也许能够得逞于一时，但决不会永远畅行无阻。有道是，人间正道是沧桑。行走于世路中的人们，怎能不时刻警惕和谨慎呢？
秦代的李斯，集大学者、大权谋家、大政治家于一身，可是却难掩其卑污的人格与性格。至于他的人格基础的形成，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插叙了一件小事，就足以形象地予以说明：据说，在李斯当小官时，一次到厕所里方便，看到老鼠偷粪便吃，人和狗一来，老鼠就慌忙逃走了。过了不久，他在国家的粮仓里又看到了老鼠，这些老鼠整日大摇大摆地吃粮食，长得肥肥胖胖，而且安安稳稳，不用担惊受怕。他两相比较，十分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人有能与无能，就好像老鼠一样，全靠自己想办法，有能耐就能做官仓里的老鼠；无能就只能做厕所里的老鼠。不管是偷吃粪便的老鼠还是粮仓里的老鼠，总之都是老鼠，而李斯却要做后者。这则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
李斯的确很有能力，但善妒的性格也让他容不得别人，只要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李斯总会想办法来对付他的。淳于越也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一再上书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认为淳于越泥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按照李斯的规定，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摧残。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极大的污辱，同时是对人的尊严的暴虐摧残。这一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秦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行秦廷了。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出巡途中，赵高和李斯串通一气害死了公子扶苏，扶胡亥继位。赵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日后的勾心斗角、排除异己也就势在必然。那么李斯、赵高势必有一人死，一人生。而李斯哪是赵高的对手，平时又不善于结交，关键时刻哪有人出来为他讲话，最终被赵高用计陷害下狱了。
胡亥令李斯受五刑、诛三族。李族的子弟族党一并逮至市曹。李斯哭着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追捕狡兔，已不可能了！”李斯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再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从腰中斩断，砍为肉泥。其余族党一并处斩。这就是中国一代政治家、权谋家、学者的最后下场！
纵观李斯的一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出谋划策，为建立郡县制力驳群儒，其功劳确有不可埋没之处，但其原发动机却并非为了国家、百姓，甚至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朝代、君主，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名位；回顾他一生的行状也是劣迹斑斑：害死韩非、阿谀奉迎等姑且不说，只促成“焚书坑儒”之一事，已够他万世也不得翻身的了。
李斯人格卑污、性格嫉妒、为人贪婪，却碰上了性格狡诈、心狠手辣，又有野心的赵高，其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小智术应对不了大时代
有人心胸阔大，有人心胸狭窄，有人胸中可容江河湖海，有人胸中容不得芥蒂之物，而从狭窄到阔大中间又有无数等次。倘若一个人已经攀到一个令众人仰目的位置，其心胸尚不能随之一并达到相称的等次，性格有负其职的结局就不免造成悲剧。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贵为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的大人物，不论是真的名正言顺，还是假的名正言顺，反正他真的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接班人”——-他就是蒋介石，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对他的评价还是蛮高的。但，就大处着眼而观之，蒋氏终其一生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小量狭、自作聪明，终令国事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怪谁？海外史家给他下八字断语：民主无量，独裁无胆。
老蒋真正崛起的转折点在何处，史家以为，他追随陈其美征战为起家之本。实非然，原来，老蒋先天讨厌陈炯明。陈氏虽系白衣秀士王伦式人物，究为省港同盟会领袖，起初，极得中山先生信托。蒋力陈其非而中山不之信。其后陈果逆谋反，至炮轰总统府。中山乃大悔，以为小蒋同志有过人的先见之明，蒋益自得。以事件的重大性，蒋从此获得不败的资本，向中山撒娇，和同僚撒气，跟对手撒野。
陈寅恪瞧不起他，有1940年所作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为证：“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尽最高楼。行都灯或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吴宓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其职。故有此诗第六句。”面相乃心理状态的反映，言谈举止又是气质的综合，而“蒋公”给陈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从里到外透着不堪，透着叫人讨厌不置。
陈寅恪瞧不起蒋介石，是文化的居高临下。李宗仁一生受制于蒋，紧箍咒跬步不离。在唐德刚教授为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只要一提及蒋氏，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多次言之凿凿地说，蒋氏非但不能指挥一个国家的军队，也不能指挥一个集团军，充其量指挥一个师，还很勉强。李与蒋氏共事其间，处处受掣肘，经常弄得湿手插在干面里，到处都脱不了干系。主意是蒋出，责任却由他来负，往往狼狈不堪。谚云：穷人气大，酸酒力大。说起蒋氏，即有切齿腐心之痛。虽然言出激愤，但征之史实，究竟不差。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一门三代，为晚清以降中国士大夫之典型。以陈先生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流贯，看低蒋氏，很自然，不意外。
陈寅恪从文化角度，李宗仁从军事角度，俱轻视老蒋；最可惊的是国学大老曹聚仁，他也从军事角度评蒋——-他认为蒋介石哪里能指挥一个师呀，老蒋的脾性才略，指挥一个排也就到顶了。
十分的漫画化、情绪化，很损，却也无法。谁教你给人家的印象这样恶劣呢？要从脾气、才具、胸襟、气量方面找原因，这样一找，蒋公教人大失所望的地方，也就太多了。
虽然，据历史学家黄仁宇证明，蒋介石也究非绿林中人、街头阿三。相反，他读传统书用功也允称精勤，可是读书面较窄。尤以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刚愎自用，文化的浸染也会给抵消得差不多了。内心的虻虫太多，而熏香太少，狰狞可鄙的一面掩都掩不住。
可见，蒋决非一无是处之人。他一生的失败、致命之处在于：量小气狭，虽亦读书，可惜不得其道，仅以掉弄智术治世，实无磅礴才具垫底，则此智术适足害人害己。其刚愎自用，至大陆易手前夕，达于极点。东北失守，华北也将不保，犹以国军精锐家底孤注一掷，会战徐蚌，尤为荒谬，更且向下越级，电话指挥到团营一级，打乱结构，刺伤人心，为军史所罕见。故国军虽谋臣环伺，名将联翩，究因不得正道，终至不可收拾。
概言之，蒋氏可称中智之士，而非上智之人，不足以成正事。他麾下尽多辛亥老辈，风云际会，珠玉满堂，然而他们共事非人，赍恨千古，岁月如流，渐次凋零。实为可惜。
《论语》尝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蒋介石经常骂他的部下，常用语是“寡廉鲜耻，气节荡然”。可是他自己，一生以小智术对付大时代；以小聪明因应大事情；以小心眼处理大智慧。那么，就算他有多种技术可用，问题有迎刃而解之势，也因他性格的小而窄，即不能以精神和良知服人，而造成种种阻碍。于是，“草上之风必偃”，终不免凄惶黯然，退出历史大舞台。如此结局，谁人之过也？蒋氏自己当然难辞其咎。
缺乏肚量，焉能为相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许多人都希望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担当重要角色，一为社会尽其职责，二为肯定自己，成就自己。但应该明智地意识到，所担当的角色越是重要，所需要的胸襟就越要开阔；否则，以小肚量担承大任务，以小心眼应对大事情，是非跌跟头不可的。而且，从现实情况着眼，这样的人也难以获得信任和重用。
张昭是三国时东吴的权老重臣，并且孙策死时委以大任，但其最终未能拜相，何也？盖因其气量狭隘、容易交恶以及好斗性格所致。
张昭是三国时东吴极不寻常的人物，资格最老，影响最大，孙策病重托弟时曾嘱孙权：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由此可见张昭在东吴的地位非比寻常。可是，东吴的外事的确由周瑜来解决了，但内事孙权似乎并没有委任张昭，有些时候，张昭还处处和孙权闹矛盾。总之，在人们的心目中，张昭似乎是一个说不清的人物。其实如果从性格的角度去分析，张昭应该是一个不能担当大任的人物。
张昭在东吴资格与辈分最老，孙策在创业之初就非常尊重他。“命昭为长史，抚军中即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在孙策托弟时，更有“内事委张昭”的嘱托，张昭也的确尽心，“率群僚立而辅之”。孙权承兄之业拜王以后，张昭始终兢兢业业地辅佐孙权，对其过失和缺点也毫不客气直言不讳，有时甚至弄得孙权无法下台。孙策刚刚去世时，孙权心情非常悲痛，不愿立即主持政事，张昭立刻严厉地指责他，指出他的职位不同于常人，不要过分沉浸在悲痛之中，应当以完成父兄的大业为己任。孙权猛醒，开始主持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