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10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中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附近，从而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镇压反革命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解放后，中国大陆残留有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各地镇压反革命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解放昌都
10月6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昌都战役，解放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外国资本企业转归
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此后，对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人民政府也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把1000多家外国资本企业陆续转归共和国所有，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部分。
1951，山河一色
1951年5月23日，北京暮春时节，中南海勤政殿前的水面垂柳临波。勤政殿内，静寂无声，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若干人等肃然正坐，等待陈云副总理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字仪式。
位于故宫西侧的中南海，原是明清两朝皇帝游玩宴乐之处。康熙、雍正、乾隆时，常于此召见官员，处理国务，接见进京朝觐的外藩属国使臣，嘉赏凯旋回朝的出征将领。勤政殿作为中南海的正殿，自然成为清王朝政治中心的象征。也正是在“康雍乾”盛世，清王朝确立了对西藏的合法统治。约一个半世纪前的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清王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由中央政府确认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藏主要活佛的转世灵童。用于确认仪式的两尊掣签金瓶，一存拉萨布达拉宫，一存北京雍和宫。此刻，选择中南海勤政殿作为“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地点，显然大有深意。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的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由十四世达赖任命，2月从西藏的亚东出发，4月22日抵达北京。十世班禅则从青海出发，5天后到达。正式谈判从4月29日开始，历时25天，只有亲与会者才深知其中的曲折艰难。5月24日晚上，在庆祝协议签订的盛大宴会上，十世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分坐在毛泽东两旁。毛泽东谈笑风生，频频向二人敬酒。他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签订了一个好文件。
9月9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拉萨。那一天阳光普照，布达拉宫的金顶光芒耀眼。西藏噶厦政府在郊区设立了欢迎站，搭起了巨大的白色帐篷。身着红黄色锦袍的噶伦（西藏噶厦政府的行政官）以下几十名官员，以及穿着红色僧服的三大喇嘛寺代表清晨就已到欢迎站迎候。普通民众中男人穿白色服装，打着各色的花伞，女子身着绿袍，还套上各种彩色的背心，腰中束着精致的带子，像流水一般涌上拉萨城的大街。这时正是拉萨菊花盛开的日子，各家方形平房的顶上窗口，都排着无数的各色菊花。当部队通过繁荣的环城巴阁街时，战士们唱起《东方红》，人群中有人用藏语加入合唱，有人高喊“解放军牙堡热”（藏语“很好”之意）。
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两大人物，十四世达赖原名拉木登珠，1951年16岁，十世班禅原名官保慈丹，1951年13岁。两人均生于青海的普通藏族农民家庭，被立为转世活佛的年纪分别是5岁和4岁。年底，十世班禅也抵达拉萨。26年前，九世班禅因西藏内乱而逃往内地，在饥寒交迫中穿越了荒芜的藏北草原，此后班禅一系再未能重踏西藏土地一步。如今，十世班禅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骡马不算，仅骆驼就有3000峰，牦牛7000多头，浩浩荡荡的返藏队伍，绵延十几公里。十世班禅到达拉萨的当天，就登上布达拉宫，在日光殿会见了十四世达赖。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资料片中可以看到，两个少年活佛，喜笑颜开，行碰头礼后，携手而行。
至此，中国大陆的每个角落都有五星红旗傲然飘扬，自晚清以来中国人第一次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里。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国家发起的一场场运动得到人们空前热烈的响应。这一年，中国的大小报纸上，刊登由普通人写给共和国领袖的信风行一时。在这些信中，人们像对一位年长而可敬的远房亲戚唠嗑一般愉快地讲述发生在身边的零碎小事，并赋予其崇高的意义。《工人日报》刊登的一封北京石景山钢铁厂职工家属的信中如此写道：
亲爱的毛主席！让我们向您报告几件工作吧：为了补助炼铁原料用，我们曾经拾了百余吨废铁，还帮助职工擦机车；并且为了搞好家务，还订了小组计划，不使职工因家务影响生产；更组织了互助小组，解决了八个产妇的问题。如起重场的工人刘振武，因为家庭牵累，工作情绪较低，当他的老婆生小孩时，经过大家热情帮助后，他逐渐转变了，工作相当积极，最近被选为生产组长；还有李金泉的老婆，帮助丈夫改善工具，使丈夫得到全国劳模的荣誉。在文化学习上，我们组织了识字班。已经做了七个孩子母亲的李淑卿，从来没有缺过课。在政府公布了取缔一贯道法令后，我们就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在抗美援朝开始时，我们展开了时事学习，使我们明确了中朝关系。认清了咱们最凶恶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在时事座谈会上，我们都表明了态度，要搞好家务，支援前线，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去！
回国后自称是“歌德派”（歌新社会、共产党、毛主席之德）的老舍则记下了参加一次控诉恶霸大会的感受：“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个熟识的脸。工人、农人、市民们、教授、学生、公务人员、艺人、作家，全坐在一处。我心里说：这是个民主的国家了，大家坐在一处解决有关于大家的问题。解放前，教授们哪有和市民们亲热地坐在一处的机会呢……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从1950年开始的“新解放区”土改运动也在1951年进入了高潮。春天，梁漱溟报名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赴西南土改团。他后来回忆说：“晚上宿在镇上一家地主的住宅里，白天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致直接与农民谈话等等，都参加了……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3日晚间毛主席就约我去谈话了。我大致说了两点。一是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我也指出，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儿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对于这一点，毛主席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
10月，梁漱溟在《光明日报》发表长达12000余字题为《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篇文章，形象地评论共和国与农民的关系：“此次到西南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立起来的，每一农民都是一块基石。”他反省自己的乡村建设搞了那么多年，并没有抓住农民所关心的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因此费尽力气农民也不愿意真心实意跟他走。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光明日报》随即在12月刊发一篇《梁漱溟先生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激烈指责他“转变”得不够彻底，理由之一是梁漱溟写的12000字里有8000字都在讲自己的旧著和旧主张。
相较之下，老舍的“转变”则是发自肺腑的彻底。这一年，他根据北京城市改造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话剧《龙须沟》轰动京城，并因此被赋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老舍对自己的创作并不满意。他甚至感到了一种类似青春期诗人才会有的强烈痛苦：“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我爱，我热爱，这个新社会啊！”
【共和国台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高潮。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1953年剿匪作战结束，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平息了匪患（消灭匪徒武装240余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从1951年3月1日起，重点试行。工人群众一直以来最感痛苦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困难，得到初步的解决。
《武训传》
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严厉批评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赞扬，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
西藏和平解放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的规定，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中国各地各民族的大统一。
首次朝鲜停战谈判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1950年12月31日到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进行了三次反击战役，歼敌17.9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由于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并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的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但美国对谈判仍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自此，朝鲜战争形成边谈边打的局面。
农业互助合作
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毛泽东著作
10月1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之后，人民出版社又相继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1960年9月以及1977年3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二、三、四、五卷；1964年6月又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1986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又重新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在“文革”期间，国家还大量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以及被国内外称之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以及《毛主席最新指示》袖珍本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此高的发行规模和巨大数量，这本身都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
教育界的思想改造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思想改造的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在所有学校的教职员和高等院校学生中进行组织清理工作，清查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此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
“三反”运动
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