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们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便可以看出这两种的趋势。在研究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1）孔教问题，（2）文学改革问题，（3）国语统一问题，（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7）教育改良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10）戏剧改良问题……等等。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的学理，和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每周评论》，上海《星斯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广州《民风周刊》……等等杂志报纸所介绍的种种西洋新学说。
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例如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识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故安福部的议员通过孔教为修身大本的议案时，国内竟没有人睬他们了！
又如文学革命的问题。向来教育是少数“读书人”的特别权利，于大多数人是无关系的，文字的艰深不成问题。近来教育成为全国人的公共权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逐渐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实在不适用，于是文言白话就成为问题了。后来有人觉得单用白话做教科书是不中用的，因为世间决没有人情愿学一种除了教科书以外便没有用处的文字。这些人主张：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并且不配做文学的利器；若要提倡国语的教育，先须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已全体一致通过小学教科书改用国语的议案，况且用国语做文章的人也渐渐的多了，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
为什么要输入学理呢？这个大概有几层解释。一来呢，有些人深信中国不但缺乏炮弹兵船电报铁路，还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故他们尽量的输入西洋近世的学说。二来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种学说，要想他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三来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体的研究工夫，觉得翻译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故乐得做这种稗贩事业。四来呢，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一方面做那破坏事业。一方面做对症下药的工夫，不但不容易，并且很遭犯忌讳，很容易惹祸，故不如做介绍学说的事业，借“学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过激派”的罪名，又还可以种下一点革命的种子。五来呢，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讨论，不能不从那问题的意义上着想；但是问题引申到意义上去，便不能不靠许多学理做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
这五种动机虽然不同，但是多少总含有一种“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但是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一种很有益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新文学的运动便是一个最明白的例。这个道理很容易解释。凡社会上成为问题的问题，一定是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的。这许多人虽然不能提出什么新解决，但是他们平时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不能不注意。若有人能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细细分析出来，加上评判的研究，指出不满意的所在，提出新鲜的救济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许多人反对。但是反对便是注意的证据。便是兴趣的表示。试看近日报纸上登的马克思的《赢余价值论》，可有反对的吗？可有讨论的吗？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反对，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证据。研究问题的文章所以能发生效果，正为所研究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人生最切要的问题，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觉悟。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输入学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不但如此，研究问题最能使读者渐渐的养成一种批评的态度，研究的兴趣，独立思想的习惯。十部“纯粹理性的评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
总起来说：研究问题所以能于短时期中发生很大的效力，正因为研究问题有这几种好处：（1）研究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为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但反对是该欢迎的，因为反对便是兴趣的表示，况且反对的讨论不但给我们许多不要钱的广告，还可使我们得讨论益处，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为问题是逼人的活问题，故容易使人觉悟，容易得人信从；（4）因为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5）因为研究问题可以不知不觉的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这是这几年新思潮运动的大教训！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也是我对于新思潮将业的趋向的希望。
三
以上说新思潮的“评判的精神”在实际上的两种表现。现在要问：“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呢？”
我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
分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
盲从是评判的反面，我们既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自然要反对盲从。这是不消说的了。
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丑夫出来调和。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这叫做“整理国故”。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四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
新思潮的将来趋势，依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业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点评】
胡适认为，“五四”新思潮的本质应是批判精神，重新估定价值和是非对错，即独立思考，不盲从迷信，敢于怀疑批判，才能解决问题，而非空谈某种“主义”。
带着批判思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仁人志士开始借鉴西方的“科学”“自由”“民主”的思想和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换了眼光和方法，带来新风：批评和独立思考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新思潮最主要的意义。
胡适认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任务应是思想文化革新：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梳理出一个脉络，分出“国粹”和“国渣”。
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同仁未来的任务应是研究人生和社会问题，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再造文明，应与政治保持距离。他相信，只要研究问题，点滴去改善，解决问题，就能再造新文明。但历史从来不因个人理想而改变，我们现今又该如何选择？
胡适更希望这是一场中国文化的复兴运动，成为“再造文明，输入学理”的启蒙。他反对谈政治上的“主义”，主张多研究“问题”——他笃定于思想文化，以再造新文明，为此坚持一生。今天来看，胡适是清醒的先知先觉。的确，唯有解决思想文化问题，发展才有根基和长足的力量。
胡适此文影响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曾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到的16个字：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所以，中国一整代青年在当时都受到了胡适的影响。”比如傅斯年、顾颉刚等，都是胡适的忠实追随者，后来也都成为大师。
【链接】
难忘老友陈独秀
胡适和陈独秀关系非常，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才高八斗，互相欣赏、支持。二人曾经志同道合，后来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虽然如此，两人还是不失朋友之谊，尤其是胡适，对陈独秀总怀有一份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
当年两人因信仰不同而发生了激烈的思想分歧，但彼此仍不失和气。一次，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说完，生气走了。两人终因政见不同而无法共事，他们曾经运筹帷幄的新文化运动从此夭折。
胡适性格温和，反对以极端的方法进行革命，主张渐进改良，重塑文化，以科学文化再造文明，强大国家。
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同，但胡适对陈独秀始终有君子之风。胡适在海外酝酿白话文运动时，在没有“同志”的支持时，他遇到了伯乐和同志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且胡适还经陈独秀介绍，进入北大任教。对陈独秀的这份知遇之恩，胡适铭记在心，曾由衷地说：“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所以，当后来陈独秀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遭到四次被捕时，每一次胡适都以自己的影响和能力积极施救。他了解陈独秀，说他是“我的一个心直口快的朋友”。在胡适眼里，陈独秀是偏激的，是空想的，甚至是有些幼稚的。他对陈独秀选择的道路感觉不可思议，也深深为之惋惜。
当年，胡适救陈独秀第四次出狱后，就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被好强的陈独秀拒绝。再后来，陈独秀蛰居四川江津，失去政治前途。在他穷困潦倒，无限寂寞时，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还没忘记他这位老朋友——胡适通过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希望陈独秀去美国，写一部自传。
陈独秀虽对他心存感激，但此时已经无法面对胡适，也许是心存羞愧，也许是性格孤傲，骨气太硬，他又一次拒绝了老友胡适的好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