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清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戊戌政变”。甲午中日战争，袁世凯由于亲历战场，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惨败和中国军制的弊端，受到了巨大刺激。袁世凯在戊戌时期积极提出了全面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比较起来，袁氏的变法主张更具务实性。袁氏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毕竟有着本质区别，它仍未超越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范畴，可以说是发展了的洋务派思想。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抛却固有的成见，不带感情色彩去进行冷静反思，则会发现，袁世凯的改革方案要比康有为的更为切实可行，更加符合国情，更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然而，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深深地陷入了清王朝惊心动魄的帝后两党的权力斗争之中，他的举动直接关系到政治格局的变迁，同时他清楚自己的命运前途也在这一搏中，所以他肯定会慎重考虑，衡量孰轻孰重：一方面是软弱无力的年轻皇帝和几个文弱书生；一方面是政治经验老辣手握军权的慈禧太后和军政权臣。后党大权在握，而光绪当国日浅，再加上顶头上司荣禄与自己的密切关系，以及为了飞黄腾达而苦心孤诣经营的既得利益，这一切都促使袁世凯未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到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后，袁世凯最终滑入后党的阵营。
一、跻身维新行列
袁世凯倡导维新、力主变革，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末，当时他还在朝鲜任上。处理过俄朝密约风波之后，袁世凯致函盛宣怀二封，信中道：俄国南下明目张胆，“如我不及时筹措，恐将临时束手。北洋虽已雄镇，而为防俄计，则陆路尤为吃金（紧）。唯望广开利源，节撙靡费，选任将才，实力振刷，使天下兵制练器皆出一律，而电线铁路密布境上……或可稍戢鲸心”。（1）“唯望诸当道开源节流，屏除积习，广设学教（校），储求实才，策日蹙之水师而精加训练，汰无用之冗兵而移诸西北，待十数年后，或不至临事束手。”（2）信中袁世凯希望朝廷效法西方，进行社会变革之迫切，可以想见。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大，可谓是创巨痛深。正如湖南维新志士樊锥在《开诚篇》中所说：“夫以堂堂之九土，而至万不如区区之三岛，岂不大可羞可憾可愧可愤哉！”列强的瓜分和丧权辱国，激起了中国人进一步的觉醒，掀起救亡图存运动的新起点。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甲午战争以后，改良思潮高涨起来，并迅速地形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领导这场运动最负盛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南海县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曾受业于南海名儒朱次琦的门下，博通经史，尤好陆王之学。早年曾游历香港，对西方文化颇有见解。1893年中举人，1895年中进士。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他萌发了改良政治的愿望。在西方进步社会学说的启发下，他逐渐形成系统的改良主张，成为19世纪后期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1888年他还是一介布衣，就曾上书皇帝，请求变成法，通下情，仿效西方民主，实行政治改良。此后曾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并写成《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自己的改革主张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继续宣传变法思想。他的改良主张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梁启超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中过举人，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文笔流畅，后来与他的老师康有为齐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是全国会试大比之年，各省赴京参加会试的举子齐集京师。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也参加了这次会试。考试刚刚结束，就传来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条约内容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两亿两白银，让日本人进入中国开办工厂自由制造等。消息传到国内时，群情激奋，舆论哗然。当天，正在北京应试的康有为听到了电报消息，即派梁启超去各省会馆联络，鼓动会试举子，邀集十八省举人在松筠斋开会，签名者达1300余人，联名上书朝廷，起草万言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三件事，将万言书递之于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这封请愿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呈送，但它反映了广大爱国人士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康有为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时人瞩目的人物。之后，康有为又分别于5月29日和6月30日上书光绪，这就是著名的《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
袁世凯与康有为交往起始于“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饱含激情的洋洋18000字的上清帝书，深深地打动了年轻军人袁世凯。袁世凯在朝鲜多年，经常与日本人交涉，并有壬午、甲申两胜日人的纪录，所以他与朝野士大夫一样，视日本为蛮夷小邦，甲午战败也对袁世凯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故而对于康、梁致力维新变法，袁世凯“心颇慕之”。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当袁世凯看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连遭都察院、工部拒绝上递而康有为无计可施之时，他挺身而出，将上书递到督办军务处。这就是袁、康二人的首次交往。后上书虽为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拒收，袁世凯仍给康有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自编年谱中他写道：“再与卓如、孺博联名递察院，不肯收。又交袁世凯递督办处，荣禄亦不收。”（3）变革维新的队伍中从此活跃着一名年轻中国军人的身影。（4）
康有为变法意志坚决，连续多次上书，均因顽固势力的阻挠而石沉大海。于是，决定刊行报纸，组织学会，制造舆论，积蓄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拟在京师筹设强学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维新性质的政治组织，是一个融学校和政党为一体的社团，其宗旨是通过讲学传播欧美学术于中国，并利用讲学谋中国政治改革，以此解放思想，激励士气。袁世凯闻讯热情应和，成为该会发起人之一。不仅如此，在强学会的开幕式上袁世凯还捐款500金以作会费。对此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写道：“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淑衡（玄钧），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5）梁启超在一演说词中也述及此事：“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袁公收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6）袁世凯列名发起强学会，并第一个出巨资资助活动，乃基于甲午战败所带来的思想变化，而非一时冲动的趋时之举，更非后人所说的投机钻营。这可从康梁多次直书此事看出。袁世凯与康有为、徐世昌等在嵩云（松筠）草堂议开书局事。书局即强学会，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强学会每十日召开一次，讨论时局，筹划变法之事。
维新派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大讲“西学”，实行变法，就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变革的主张。康有为认为用新法练兵是变法自强的重要一环。要求裁旧军，练新兵，整顿国防，实行征兵制。袁世凯当时也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二度拜访户部尚书师傅翁同龢，慷慨陈词，极言非大变法不足以保全，非维新不足以济时艰，建议撤销军机处为新建陆军。康有为在《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上，连续刊载选将练兵的文章，鼓吹选用年轻将帅，练兵强天下之势。此后不久，袁世凯在李鸿藻、荣禄、张之洞、刘坤一、翁同龢等清廷重臣的交相推荐之下，将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康有为对此十分高兴，特聚合同志为之饯行，“是时袁、徐出天津练兵，同志夜饯观剧，适演十二金牌召还岳武穆事，举座咸欷歔，李玉坡大理至泣下”。（7）二十年后，康有为在致袁世凯函中曾忆及此事：“追昔强学之会，饮德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唯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8）于此可知，康有为已将袁世凯引为同道。
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与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严复（9）、夏曾佑、王修植等往来密切。戊戌政变前，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杭慎修等创办《国闻报》的时候，经常在王修植的家里叙谈，而袁世凯则每个星期六就从小站赶来参加讨论。当时严复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夏曾佑教授育才馆兼《国闻报》主编，王修植为北洋大学堂总办，他们都是维新人士。袁世凯作为一个武官，能够和他们相处无间，而且每周六必与会，他与维新人士可算是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知音。
二、“甲午条陈”
袁世凯在《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中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在内的全方位变革方案。条陈开宗明义，提出了变法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唯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试观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农政钞法，兵律官制，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所存者，百难一举。以汉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盖因时制宜，人心运会，有必不能相沿者也。
对于顽固守旧派反对变革的认识，条陈中予以了批评：“顾说者谓：我国声名文物，远驾他邦，何必舍己从人，轻更古制？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应恪守我法；而富国强兵之道，彼已久著成效，势不得不参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试观三代之际，行井田，设封建，秦汉而后，农政钞法，兵律官制，迭经更易，降至今日，旧制所存者，百难一举。以汉宋大儒名臣，亦不能强违时势，追复三代成规。盖因时制宜，人心运会，有必不能相沿者也。”至于“用夷变夏，古有明训。缙绅子弟，耻与彼族共周旋。不知通商开禁以来，门户洞启，即欲闭守，亦无善道。既不能不与各国交际往来，自必须习知其风土人情，始可相机制服，不为欺侮。”
袁世凯接着指出，中国落伍于世界的原因在于制度方面，故应效仿日本，亟图改制：“万国君臣莫不互引治法，力图振兴，精益求精，孜孜不已。而我犹蹈常习故，孑然默处于五洲之中，风气隔阂，制胜无术，具繁庶之资而甘居贫弱。”“日本幅员仅敌我两省之地，我则十数倍之，彼之所以胜者，由于讲求西法，实力推行；我之所以败者，由于拘守旧规，罔思改辙。殷鉴不远，亟宜更张。”
袁世凯对于当时的形势和变法的必要性有着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他强调指出：当时的中国，处在被列强包围并不断蚕食的危难境地，振兴的唯一道路，就是效法西方，实行变法。袁世凯批评了反对变革的“用夷变夏”之说，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已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必须借用各国新法，择善而从，相比较而言，大清一直沿用的是旧制，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时制宜，应是大势所趋。袁世凯认为，国门既然打开，想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去变法改革。袁世凯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应该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头赶上。
关于改革的具体方案，袁世凯提出储材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其中有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设立馆院，“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诸衙门内，精选品学敦实及留心时务之员以入其中，并罗致各省有用之才与之同处，延请精通各种学问西师数人与之切磋；更令在外洋日久之华人周旋介绍，优以廪饩，隆以礼貌，略仿同文馆之例而扩充之。简派亲王大臣督领其事，并设提调总办，司事支发，巡查各馆，斟酌于中国书院、外国学堂之间，分天算、舆地、制造、机器、矿学、商务、农务、兵制、水利、邮政及各国条约、律例、史事、语言、文字各门，各就学之所习，性之所近，分隶各处，互相考证，日察之，月省之，岁计之……俾各努力自好，期底于成。每遇枢译各处关系国计民生，利害大端，交各员分条妥议，折中至当”，从而达到“集众人之思虑以施政，罗天下之才智以救时”的目的。
就条陈而言，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改革方案的设立，袁世凯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变法的道理讲得极具说服力。在袁世凯看来，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同列强已经没有平等可言，无公法可据，谈不上真正的睦邻和可靠外援，只有正视现实，依靠自己革新图强，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有真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袁世凯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其思想在渐渐滑向维新派的阵营，而处于二者之间。
三、上翁同龢说帖
甲午战争以后，俄、德、法三国，以联合压迫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有功，向清政府索取回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俄国诱使清政购签《中俄密约》，条约以中、俄共同对付日本侵略朝鲜为诱饵，攫取了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修建西伯利亚过境铁路的特权。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列强竞相跟进，强迫清政府租借沿海港湾。1898年3月，德国首开其端，出兵强租胶州湾，期限为99年；沙皇俄国紧随其后，以25年为期限，强租旅顺口、大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限是99年，并迫总理衙门宣布云南及两广永不割让给他国。紧接着，已经占领台湾省的日本，宣布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宣布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并强租山东威海卫及九龙半岛和附近港湾，其中前者期限为25年，后者期限为99年。列强争划势力范围，中国被外敌瓜分，危机迫在眉睫。面对瓜分豆剖、任人宰割的局面，袁世凯于12月30日上翁同龢说帖。说帖中主要意思有三。首先，必须进行变法。“窃唯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左讠右思）（左讠右思）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日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毙，而不可就药也。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也矣。”“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又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其次，乃如何变法。“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猝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根本，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划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第三，认为以夷制夷不可行。“论者谓：中国贫弱，不堪用武，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当可驱逐德人；抑或商准各国，开口通商，可公处胶澳。此恐未能嗾群雄之斗，饱群夷之欲也。”（10）袁世凯久驻朝鲜，折冲樽俎，故他的变法主张与康有为等人相比，一大特点就是务实、深刻，可谓真知灼见。
1898年1月15日，袁世凯又向翁同龢上了第二个说帖。说帖中再次强调变法的必要性：“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资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揆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事之效，彰彰甚明。”接着，说帖中提出变法应由督抚负责，先在局部试行，再推行于全国：“且上自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国。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其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对于守旧大臣，袁世凯主张：“即或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11）
在袁世凯上说帖前后，康有为接连上书，发表政见，他主张变法应从中央着手，通过设立制度局于宫中（后改为开设懋勤殿（12）），以执掌政局，这引起慈禧等的坚决反对。而袁世凯则主张由地方进行改革，循序渐进，这使得阻力大减，易于有成。康有为对于勋旧疆臣，主张“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13），并引经据典称：“昔赵武灵王之罢公叔成，秦孝公之罢甘龙，日本之君睦仁变法之罢幕府藩侯，俄彼得变法之诛近卫大臣，此皆变法已然之效也。”（14）而袁世凯则不以为然。很显然，这两种相左的意见，以袁的更切实可行，且利于变法。后康有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于1898年六七月间提出“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可惜为时已晚。
对于袁世凯的第一个说帖，翁同龢批写了“变法，空”三字，对第二个说帖，也未予重视。对此袁世凯并不甘心，他于1月17日登门表白，《翁文恭公日记》上记载：“袁慰廷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云需每省三四万兵，且以瓜分中国画报示我。”仍然无果。两天后，袁世凯默然返津。翁氏日记上道：“袁慰廷辞行，明日回津，因有俄舰泊塘沽也。”（15）对于这一时期的袁世凯，孔祥吉的评价十分确切：“长期以来，不少论者由袁世凯后来的表现，推论其早期与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谓其伪装维新，将其参加强学会等活动，称之为投机行为，虚假地赞成变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十分确切。”“总的看来，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以后，是倾向变法维新的，其对于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有为之下。袁世凯对变法的赞同，来自于袁氏对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了解，故深感列强‘蚕食生心，逼处日近’，‘骎骎图我，决无餍心’，与外国相比较，不变法则不能自存，不采择西法则不能致富强。”（16）
四、“戊戌告密”的真相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不失时机地向光绪皇帝上了第五书，书中沉痛地写道，如不采纳他的意见，将来国破家亡，皇帝求为普通老百姓而不可得，还引用明末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吊死的故事以为警策，说他不忍此种祸事重见于今日，请求变法维新，明定国事。光绪看罢上书，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激起了他变法的决心。
1898年6月11日，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变法，此前他已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叫他统筹新政。16日，这位年轻的皇帝打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小臣的旧例，在紫禁城仁寿殿单独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授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又命拥护新政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也称为“百日维新”。
光绪接着连续颁布除旧布新上谕100余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繁冗的机构；栽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
新政诏书虽然一道一道地颁布，可是光绪皇帝并无很多的实权，上有慈禧，下有军机处，外面有掌握军权的直隶总督和地方封疆大吏，地方官员虚与委蛇，敷衍观望，按兵不动。当时，慈禧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掌握着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矛盾，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与保守、帝党与后党之间斗争激烈。
在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6月15日），慈禧太后首先迫使光绪罢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的各项职务，将光绪帝的宫廷师傅开缺出京回籍。太后还命以后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要到她面前谢恩，借以显示自己仍然大权在握。同时强制光绪帝任命她的心腹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使之掌握军政实权。16日，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24日，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抓到手里。后来，从颐和园传出风声，慈禧太后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议，拟定于月间光绪帝前往天津阅兵之际，宣布废掉光绪帝。
此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已被罢官遣返回籍，他能够依赖的人只有维新派的康有为、谭嗣同等手无寸铁的书生。变法进行过程中，光绪帝深感局势严重，皇位甚至生命难保，乃连发密谕两道，命康有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有为认识到形势十分险峻，非兵力不可能保护光绪帝和变法的继续开展。他曾经想通过王照拉拢驻军于直隶芦台的聂士成，作为维新派的军事后盾。被王照拒绝，未果。当光绪帝位岌岌可危、天津阅兵黑云压城之时，康有为想到的救上人物即是袁世凯。他认为：“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17）于是，康有为转而求助于袁世凯。
维新派对袁世凯还觉得放心不下，袁世凯和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关系太密切了，袁世凯是荣禄的门生，由荣禄推荐主持训练新军，现在，荣禄又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直接节制着袁世凯，怎能保证袁世凯靠得住？在此之前的戊戌六月，康有为曾派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游其幕与之押，以观其情”，此中情形有两种记载，其一为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当徐仁禄挑拨其与荣禄的关系时，袁世凯以满汉矛盾应之。徐仁禄“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18）。其二是王照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中所道：“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19）不论哪一种说法可靠，有一点十分清楚，就是到了帝、后两党摊牌的紧要关头，康有为手中已没有救上的第二人选了。
9月11日，康有为代徐致靖上折保荐袁世凯：“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务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俛察时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20）对此，袁世凯感激涕零，他致函康有为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9月11日，光绪召袁世凯来京陛见，14日袁世凯到达北京。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接见了袁世凯。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世凯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世凯向光绪面奏：“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转机。”光绪帝见袁世凯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手。当天就提升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世凯入宫谢恩，称“臣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暗示以后袁世凯不必受荣禄节制。
袁世凯的突然进京以及被皇上超擢为候补侍郎，非常时期的破格之赏意味着非常的利用。对此，袁世凯十分清楚他已陷入了清王朝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之中了，自6月份新政推行以来，帝党和后党两派势力日趋势不两立。帝党虽拥有皇上的思眷却毫无实力，并且未免书生气十足。相比之下，后派虽迂腐鄙陋，却有太后的宠信，并拥有荣禄北洋军和宫内禁卫军作坚实后盾。而自己拥有的七千之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建陆军，无论对哪一派都是举足轻重的。他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重要性。
据徐世昌日记载，9月17日晚，他与袁世凯晤谈，同宿法华寺。富有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断定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力量是远远敌不过西太后和顽固保守派的。与其效忠光绪帝而白送性命和前途，倒不如投靠后党走升官之途。他与徐世昌都认为：“光绪脆弱，廷臣将帅均为慈信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知。与其助光绪而致祸，莫如附慈禧而得功名。”此时何去何从，袁世凯已心中有数。9月18日袁世凯分别拜访守旧王公大臣，表白心迹，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和刚毅、裕禄、王文韶等大臣，表示“自知非分，汗流浃背”，“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云云。甚至对军机大臣王文韶说“拟上辞疏”，“立意疏辞”。王文韶劝他说：这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甚谓不可。袁世凯连连自称：“此心怦怦，殊不自安。”（21）但是由于袁世凯手握重兵，地位重要，光绪的召见与骤然提擢，加之袁世凯平时与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还是引起后党官僚的不安，使得“举朝惊骇”。此时已是警惕万分的荣禄，也迅速做出了反应。荣禄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七千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以防袁世凯有变；调甘肃提督董福祥所部一万二千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以加强慈禧太后居第颐和园的安全；三次致电总理衙门和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国军舰多艘游弋在大沽口，要求袁世凯立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劻府，呈递奏请太后训政。上述部署完成之后，北京卫戊军总数超过4.8万人，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驻军即达13.8万余人，总路兵力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20倍。待袁世凯回到小站，才发现这不寻常的气氛，立刻觉察出了事情的复杂性。
自从颁行新政以后，光绪这位年轻皇帝真是朝乾夕惕，日理万机，但是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年轻皇帝，在势力强大的后党面前，深感危机日深。9月13日光绪帝在开设懋勤殿的提请遭到慈禧太后的当场否决后，更是忧惧不安，当夜给谭嗣同等下密诏，交杨锐带出。诏书内容如下：
朱谕：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又有一道密谕交杨锐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
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22）
光绪连写两份密诏，着林旭带给外面的康有为，一面向他告急，一面向他求援。其措辞急切凄惨，光绪帝此时已有大难临头的预感。
康有为一见诏书，急忙于当晚召集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林旭等人研究援救光绪帝的办法，最后讨论的办法是“劝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光绪帝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形势所迫，忠诚刚烈的谭嗣同乃于当晚径往法华寺，劝袁世凯勤王。
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带着密诏夜走法华寺造访袁世凯。据袁世凯自称当时他“正在内室秉烛拟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室。即索片视乃谭嗣同也。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乃停笔出迎。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申久仰见晚周旋等语。”（23）随之，谭嗣同开门见山，两人为救光绪帝展开讨论。关于他们的对话有两个版本的记载，一个是梁启超在其《谭嗣同传》中的记载，另一个是康有为所撰写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下面分别摘录于下：
两人寒暄以后，谭问：“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旷代之圣主也。”
谭：“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然，固有所闻。”
谭：“上方有大难”，“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又以手抚自己的脖子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君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潭：“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色，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答：“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外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问：“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
谭说：“荣禄固（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而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24）
谭嗣同夜走法华寺造访袁世凯的事情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是这样记载的：
初三日（9月18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赋臣也。”
从这两则记载可以反映出当时袁世凯已经委婉地流露出了自己不愿附和谭嗣同等人立即发动政变的计划，虽然口头上说“杀荣禄乃一狗耳”。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光绪皇帝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袁世凯经过十几年朝鲜外交生涯的磨炼，懂得政治上的审时度势、留有余地，对于政治权力上的利害关系，已经认识得十分透彻了。此时他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两党的政治权力争斗的旋涡中，他的举动直接关系到政治格局的变迁，同时他更清楚自己的命运前途也在这一搏中，所以他肯定会慎重考虑，衡量成功和失败的轻重。一方面是软弱无力的年轻皇帝和几个文弱书生；一方面是政治经验老辣的慈禧太后和军政权臣，而且后党一方有二十倍于己的军队。这些都被袁世凯计算在内。在袁世凯看来，康有为的“杀禄围园”计划根本行不通，故当谭嗣同走后，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25）后党大权在握，而光绪当国日浅，再加上顶头上司荣禄与自己的密切关系，以及为了飞黄腾达而苦心孤诣经营的既得利益，这一切都促使袁世凯未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未执行康有为的指令。到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后，袁世凯并未与维新派站在一起，而是滑入后党的阵营。
而几乎是同一天，由后党策划的戊戌政变已经揭开了序幕，首先是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26）上密折奏请维新变法不当，请西太后重新训政以转危为安，疏云：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杨崇伊跪奏：
为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恭折仰祈慈鉴事：臣维皇上入承大统，兢兢业业廿余年，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冒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中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言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要，遇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唾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唯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难，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臣愚昧之见，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圣鉴。谨奏。
密折除了攻击维新党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新党同日本人勾结乱政。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城政坛就开始弥漫着一种即将重用伊藤博文的气氛。用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的说法就是：“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27）这对于慈禧来讲，是难以接受的，如若重用伊藤博文，慈禧权力势必遭到削弱。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手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
9月20日清晨，袁世凯向光绪帝请训告别。据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说：“帝召见于乾清宫，极其慎密，用尽方法，不使其外闻。”光绪帝告袁世凯以所定机密，又付以上谕一道。言及办理钦差事竣，即任为直隶总督，来京陛见。袁世凯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等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28）这里袁世凯委婉地流露出了不愿附和谭嗣同等人立即发动政变的计划，他不愿皇上鲁莽从事，以贻后祸，并且希望皇上重新引用稳健派人物主持变法。袁世凯于20日谒见过光绪帝后，已经意识到了局势的紧张，就没有返回寓所，径直赶回天津。据天津《国闻报》载：“练兵大臣袁慰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11点40分钟火车，至下午3点钟到津圣安棚”，“同城文武官员咸往迎迓”。（29）
9月20日下午，光绪帝按计划召见了伊藤博文。当时庆亲王奕劻也在场。在召见中，光绪当面称赞伊藤博文：“久闻贵爵大名，今得延见，深感满意。”并表示：“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贵侯手定，各国无不钦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30）赞美之后，光绪直接提出：“我国与贵国同在一洲，至亲至近。现在我国亦要变法，贵爵可将变法次序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光绪这句话说得十分直白，就是要通过总理衙门，和伊藤博文建立一种政治咨询关系。对此，伊藤博文的回答是：“敬领大皇帝谕旨，如承王、大臣下问，凡有益于贵国之事，外臣尽其所知，倾心相告。”（31）伊藤博文的回答也很直接，没有丝毫的推诿之词，一口应承了下来。光绪和维新派这么急迫地要重用伊藤博文，并且这一切行动都是在慈禧眼皮底下进行的，慈禧不可能束手待毙。
于是，9月21日，慈禧太后决定离开颐和园回到紫禁城皇宫，光绪皇帝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走向光绪寝宫，将所有奏章都拿走。慈禧怒斥光绪帝：“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手？”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慈禧迫使光绪下了一道谕旨：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32）
宣布太后训政，从此，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处在慈禧的严密监视之下。慈禧重掌政权后，下令捕杀维新派，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六人被押赴宣武门外菜市口行刑，后人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参与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设京师大学堂这一条以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戊戌变法运动，历时103天，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下宣告失败。
而关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争议，就是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其出兵“杀禄围园”以勤王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一天，到底有没有向慈禧或荣禄告密。以往史学界盛行的观点是袁世凯告密引发了戊戌政变，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其说法有两种：一是袁世凯在18日夜送走谭嗣同之后19日就告密；二是荣禄20日接到袁世凯的告密后连夜报京，慈禧于21日发动政变。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经过史家考证，如果袁世凯19日告密，慈禧太后绝不会拖到两天后再发动政变。而20日荣禄接到袁世凯密报后连夜报京时间上不允许。
那么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9月20日回天津后，此时袁世凯尚未告密。9月21日，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回报了太后训政的消息，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此事在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和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中都有记载。
张一麐的《心太平室集》卷八载：
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一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所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帝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朱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左讠右同）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则见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载袁世凯被光绪帝提升为侍郎，在京预备召见。
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即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哀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候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揭，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唯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
两人所记袁世凯告密的情况基本接近，即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9月20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
事情的经过是，袁世凯9月20日返回天津。一天后，即21日，杨崇伊至天津，向荣禄报告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拜谒荣禄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从杨崇伊处得知太后训政消息，但“佯作不知”。袁世凯刚从北京返回天津，并受到光绪皇帝封为候补侍郎，荣禄心存疑虑，故而见袁世凯时“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见卫兵夹道罗列”，又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而“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袁世凯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夜访其于法华寺之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
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慈禧太后才得知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八月初九日（9月24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清廷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清廷不经审讯即处决“六君子”。
事变之后袁世凯给其兄袁世勋的一封家信，详细地谈及了他接受戊戌密旨以及出卖六君子的情形：
弟迭遭慈亲大故，以致销假抵京，困难丛聚一身。盖缘皇上急欲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余统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余破格超升为候补侍郎。余思保皇本为臣下之天职，慨允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新政为宗旨。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子溥儁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围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一帮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位？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不问；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曲，后世明眼人自能谅之。弟彷徨终夜，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予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禄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而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命，弟之过也。皇上遂遭幽居。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护理直督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助君为不孝也。（33）
康有为将一切希望寄托于袁世凯一人身上，但结果却大失所望，“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34）。梁启超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在《戊戌政变记》中道：“今自谓爱国矣，又多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35）这段话用来解释百日维新期间的袁世凯是十分恰当的。
关于戊戌告密问题，百年来争论纷纭。袁世凯曾多次否认自己告过密，1913年他对张国淦说：“当时宫廷和天津督署，天天有私人往还，所有秘密，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比我快，何待我告密？”（36）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姑且不论告密一事的真伪，袁世凯没有依照维新派的指示采取军事行动是事实。所以不管袁世凯是主动告密还是被动告密，或他对新政变法是否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在变法最关键的时刻没有支持新党，这是慈禧太后和荣禄所满意的。9月25日，荣禄奉命进京，袁世凯取得了暂时署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的资格，虽然时间只是短短的10天，但太后对袁世凯的赏识却由此可见了。数天以后.朝廷命荣禄为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以裕禄代替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帮办北洋军务，袁世凯重回小站操理练兵事宜，新建陆军得了赏银4000两。他本人也在三个月以后得到了奉旨入京加赏西苑门内骑马的荣耀。同时，以其勤明果毅，办事认真，练兵三年卓有成效。同年六月，被升为工部右侍郎。
如果我们能够抛却固有的成见，不带感情色彩去进行冷静反思，则会发现，袁世凯的改革方案要比康有为的更为切实可行，更加符合国情，更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对于这一问题，下面的两段引文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马士说，戊戌变法失败的理由是明显的。运动是康有为和皇帝两个人的创作，一个是空中楼阁的幻想家，一个是毫无经验的懦弱者，他们只获得在北京和在广东本省的广东人的积极支持，这一派革命党人的支持在所有其他各省都引起人们对运动的怀疑。在有地位的政治家之中，他们只得到了一个广东人张荫桓的积极支持，张之洞给予一种精神上的赞许，刘坤一却保持冷淡的中立态度。维新的金字塔是倒置的。帝国所有的力量，对于这个运动都消极地或积极地严阵以待。农民要求别管他们的事，商人害怕混乱，士绅阶层对既成习俗的修改十分不满。官吏们对于薪俸与特权的消减惊惶失措，绿营不肯被消灭，满洲旗丁不满于被迫工作的威胁，西太后看到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所有这一切一切的反对，任何维新运动，不论宗旨怎样美好，原则怎样崇高，是一定要归于失败的。（37）
法国史学家高第说，维新派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权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肃清所有的弊端。在中国的外国报纸是同情维新党的——维新党的计划太轻率了、太危险了，袁世凯的迟疑陷他们于失败和死亡的深渊，皇帝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这样它就暂时被扼杀了。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阶段，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到位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方能完成。将外国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中国，而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认识，其结果只能是在社会需要时，一切从头再来。
注释：
（1）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台湾）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6页。
（2）《中日战争》（五），第4164—4165页。
（3）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2页。
（4）苏全有：《袁世凯与维新运动关系再认识》，《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第134页。
（6）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第253—254页。
（7）康有为：《康有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8）荣孟源：《近代稗海》（3），第252页。
（9）严复（1854—1921年），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又名宗光，字又陵，又字畿道。晚年号瘉壄老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留学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历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甲午战争后，发表《原强》等论文，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改良。他所译《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点，影响很大。曾主办天津《国闻报》。辛亥革命后，思想走向复古，逐步落后。袁世凯先后聘任他为京师大学堂总监，参政院参政。袁世凯、严复彼此推崇。1915年袁世凯洪宪称帝时，严复为筹安六君子之一。
（10）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1）孔祥吉：《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2）维新期间，康有为试图在清朝既有上层政治体制外，建立一种新的议政机构，由维新人物进行主导。光绪为摆脱慈禧及后党的钳制，对此非常支持。
（13）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第322页。
（14）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页。
（15）（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16）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397、398页。
（17）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159页。
（18）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第159—160页。
（19）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第360页。
（20）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4—165页。
（21）袁世凯：《戊戊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549页。
（2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263页。
（23）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第1册），第550页。
（24）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32页。
（25）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第553页。
（26）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后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后被江苏布政使瑞澂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事项3/168/9454/7·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28）袁世凯：《戊戌日记》，见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页。
（29）《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30）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9页。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项3/108/5617/10》。
（32）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33）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第161页。
（34）翦伯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第277页。
（35）陈景华：《也谈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3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3—165页。
（3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3—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