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站班底
在袁世凯和他的幕僚及部下的积极努力下，袁世凯小站练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正是这一时期袁世凯身边聚集了后来北洋派系的骨干力量，后来的北洋集团，正是由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形成的小站班底为核心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小站班底的核心成员，大都成为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袁世凯倾力组建的小站班底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来源组成的。
（一）昔日亲友和朝鲜旧部。这些人大多因与袁世凯的个人友谊和感情加入小站来的，并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而和心腹人员。他在朝鲜12年，有着良好的上下级关系，这些旧部多带到了小站，成为小站班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代表人物如下。
徐世昌（1855—1939年），袁世凯的多年老友、同乡，是袁世凯早年在项城办文社时结交的朋友，徐世昌得袁世凯的援助参加乡试，1882年考中举人，1886年再中进士，授为翰林院编修。袁世凯练兵小站时，徐世昌正在北京做官。1896年底，徐世昌母丧丁忧，在家闲居，袁世凯奏调他来管理参谋营务处。从此，袁世凯练兵有了一个最得力的助手。袁世凯还赋予他更多的权力，除了考阅各学堂文卷，考核兵目操法，校订行军攻守阵式图说，改订讲训各兵官功课，袁世凯还给他加“咨谋”名义，以示不同于一般参谋。袁世凯外出时，由他全权处理军务。1899年，袁世凯奉命率一部分军队到山东去操演行军阵法，实际上是山东形势紧张，调军以防德人入侵。袁世凯留徐世昌于小站军营，全权处理一切，他率军前往操演，行军途中写信给徐世昌说：“营内诸事均请费神，唯要在将留营二成人操练实用如法，以为后劲。”（31）徐世昌从1897年8月到小站，到1899年12月回京供职，在小站的时间为两年又四个月。他的到来，使袁世凯练兵更富有生机，尤其是在袁世凯的主持下，在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参与下，他将小站前期练兵经验加以总结，将一些规则、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条理化。徐世昌还以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特点，帮助袁世凯团结小站班底内部，使其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小站练兵也为徐世昌自己日后在北洋集团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32）
刘永庆（1861—1906年），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同乡，少年同学，与袁家有亲戚关系，袁世凯的表弟。袁世凯平定朝鲜“甲申政变”后，曾回国乡居过一段时期，他访亲问友，刘永庆即其中之一。1885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钦命驻扎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后，刘永庆随袁世凯赴朝鲜，充当私人秘书，帮助他料理朝鲜事务，成为他一个得力的助手，后被提升为驻仁川交涉通商分办委员，直到甲午战争前随袁世凯归国。刘永庆为袁世凯驻朝期间最亲近的人物之一，袁世凯小站练兵伊始，刘永庆应袁世凯邀请前往，袁世凯任命他为转运局、粮饷局委员，专门负责新建陆军的后勤供应，掌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1903年任练兵处军政司正使，并授予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衔，1905年授为江北提督，并赏加兵部侍郎衔，兼管地方民政。刘永庆是小站班底中第一个出任地方大吏的人物，在小站班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吴长纯（？—1906年），安徽庐江人，吴长庆本族，由武举投庆军，后随庆军开赴朝鲜，曾任驻朝庆军帮带。1884年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参加了平定朝鲜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为袁世凯所赏识。袁世凯出任钦命总理驻扎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后，吴长纯曾以武员身份在朝鲜仁川、龙山等处驻扎，后调回国内，1891年因镇压热河土匪有功，升为副将。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立即被袁世凯调至小站，并委以重任，被袁世凯派往淮北、徐州、山东和河南等地，招募丁壮，参加新建陆军的创建工作。吴长纯是小站练兵早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任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1900年任统领亲军马步各营，不久又升为记名提督。1902年任直隶天津镇总兵。1904年，袁世凯练成北洋军三镇，吴长纯为第二镇翼长。次年北洋六镇成军，吴长纯调任为第五镇统制。
吴凤岭（1853—1912年），江苏铜山人，系袁世凯家佣人的儿子，从小在袁家长大。1881年随袁世凯投庆军，在朝鲜时充当袁世凯的跟班护卫，后被提拔为亲兵哨长。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他担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1902年任北洋常备军左翼马一标标统。1904年任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马队第一协协统，直隶通永镇总兵。1905年任北洋陆军第四镇统制。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率军前往武汉镇压，因作战不力，被免职。
徐邦杰（1849—？），江苏句容县人，军人出身，随军驻防朝鲜，袁世凯出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后，成为袁世凯的属下，随办交涉商务三年。回国后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徐邦杰被招至小站，被任命为步队第三营统带，成为小站班底最早的高级军官之一。后随袁世凯到山东、直隶，由副将、参将升至总兵，1902年奉旨简放为江苏淮阳镇总兵。入民国后为总统府总指挥、陆军中将。
田文烈（1861—1924年），湖北汉阳人，1890年出任朝鲜仁川领事府文案，成为袁世凯在朝鲜时的部下。1894年回国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1895年底袁世凯练兵小站，田文烈应袁世凯之邀为新建陆军步队左翼各营文案，为小站时期的重要文职官员。1904年后任办理北洋常备军左翼营务、北洋督练公所总参议、北洋兵备处总办等。1910年升为直隶通永镇总兵，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陆军部副大臣。入民国后曾任山东民政长兼会办山东军务、河南民政长、河南都督等。
袁世凯在朝鲜旧部下，如江朝宗、王同玉、雷震春、赵国贤、王凤岗、唐天喜等人，都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被袁世凯招到身边，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成为小站班底的重要组成人员。
这些人多与袁世凯有着相当特别的关系，或同学、或同乡、或好友、或旧部，他们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小站练兵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而这些人也成为袁世凯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左右政局的基础力量。
（二）北洋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练兵的关键是选择既懂得西方军事理论又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将才和教官，正所谓千军易集，一将难求，所以袁世凯极力招揽军事人才，而这些军事人才多来自天津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北洋武备学堂（亦称天津武备学堂）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光绪十一年（1885年）为淮军培养新式军官而设立的一所新型军官学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以德国军官为教官，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及炮台、营垒、操习马队、步队、攻防、守卫等各门西方军事学和军事技术。北洋武备学堂自1885年开办以来至袁世凯小站练兵，十余年来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军事人才，但由于风气尚未形成，军界还为旧式将领所把持，所以这些新型军事人才在湘、淮勇营中未被重视。
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政治地位陡变。这些出身于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便纷纷转投到新建陆军，而袁世凯深知新型军事人才的重要，他敞开小站大门，把大批优秀的武备学堂毕业生通过各种途径招揽进来并委以重任。这些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们充任帮办、统领、营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及教习诸职，并迅速地得到重用，构成了新建陆军军官群体的主体，成为新军的核心骨干力量，并形成了清末民初中国军界的“北洋武备派”，成为后来北洋军事集团中的核心骨干力量。如后来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其他如后来在民国年间扬名的曹锟、陆建章、段芝贵、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等。民国初期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副总统、临时执政、国务总理、陆军总长、各省督军、巡阅使、镇守使、督军、省长以及军队中的军长、师长等，大部分由北洋武备派充任，成为左右民国初期中国政治局势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
主要代表人物如下。
王士珍（1861—1930年），直隶正定人。1888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武备学堂毕业后随叶志超驻防山海关，长期督办正定镇标随营炮队学堂。甲午战争中随叶志超开赴朝鲜，驻守牙山，遭到日本军队的袭击后撤退到平壤驻防，在平壤战役中曾顽强与日军作战，在平壤战役中受伤，战后随聂士成驻芦台。1896年初，由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介绍投奔袁世凯，从此成为袁世凯练兵的主要助手，在小站练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先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被提拔为工程营统带。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后，他任武卫右军参谋处总办，1902年后任北洋常备军步兵第一协统领兼全军操防营务处，北洋常备军左翼翼长，练兵处军政司正使，北洋督练公所总参议，陆军第二镇、第六镇统制官，兵部右侍郎，江北提督等职，1910年因病辞职。次年武昌起义爆发，被任命为湖北军务帮办，以病未赴任。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未赴任。入民国后长期未任职，直到1914年在袁世凯的一再劝说下，才就任陆军总长和参谋总长。袁世凯以后曾任国务总理、陆军总长。
段祺瑞（1865—1936年），安徽合肥人。188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并被分配到科技含量较高的炮科学习炮学，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旅顺监修炮台”。1888年冬，通过严格的考试，被清政府派赴德国柏林军校深造，又到世界上第一流的兵工厂克虏伯炮厂实习，1890年秋学成归国。回国后，在威海卫防军中担任教习。1896年1月，由袁世凯调至小站新建陆军并委以重任，被任命为炮兵营统带和新建陆军随营学堂总办兼炮科班的监督和总教习。段祺瑞参加了新建陆军的建军工作，并负责新建陆军炮兵的训练，是袁世凯练兵的主要助手和依靠力量。1903年练兵处成立，袁世凯推荐他为军令司正使，主持全国的新军编练。在20世纪初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六镇新军中，他曾任第三、四、六镇的统制。1910年署理江北提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还曾任湖广总督，民国初年（1912—1916年）袁世凯大总统时期几乎一直任陆军总长，袁世凯以后（1916—1920年）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身份把持北京政府，1924年北京政变后，段祺瑞还曾做了北京政府的一年半的临时执政（1924年12月-1926年4月），成为国家元首。段祺瑞是袁世凯小站班底中北洋武备派的重要人物。
冯国璋（1859—1919年），直隶河间人，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期间考中秀才。1890年毕业后，先留堂当教习，后为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曾随军参加甲午之战驻守牙山成欢一带，后在辽东抗击日军。1895年夏，由聂城荐举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在日本期间他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次年初回国，呈送聂士成，没有受到重视，于是呈递袁世凯，引起了袁世凯的高度重视。袁世凯大喜，“以为鸿宝也”，并夸奖他说：“军界之学于无逾公者。”（33）立即将冯国璋调至小站，遂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以后不久即升为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1901年，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北洋常备军，在保定创设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个处，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编练全国新军，袁世凯推荐他为军学司正使。1906年任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胃学堂总办，次年升任陆军部军咨处正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先后任第二军、第一军总统官。入民国后任直隶都督、江苏都督，袁世凯以后任副总统、代理大总统。
曹锟（1862—1938年），直隶天津人，天津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生。1890年曹锟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在淮军宋庆的毅军中任哨官，甲午战争中曾奉命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后投奔袁世凯新建陆军，袁世凯立即委任他为左翼步队第一营帮统。过不久，又被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成为小站班底的重要成员。1902年为北洋常备军步兵营管带，1903年后任北洋常备军左镇步一协协统、陆军第二镇步三协协统，1907年出任陆军第三镇统制，成为北洋军的高级将领。1914年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1915年任征滇军总司令。袁世凯以后曾任直隶督军，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等，1923年以贿选手段当上大总统。
李纯（1871—1920年），直隶天津人，出身军人世家，1889年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即入袁世凯新建陆军，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任命为督队稽查先锋官，1907年升为协统，1911年出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后曾任江西都督、江苏督军、苏皖赣三省巡阅使。
张怀芝（1862—1934年），山东东阿人。以监生考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入新建陆军，是小站班底的最早成员，袁世凯任命其为右翼步队第三营后队队官，后升为炮队第一营管带。1904年袁世凯编练陆军三镇成军，张怀芝为北洋常备军第一镇第一协协统，1909年升为第五镇统制，还曾任甘肃提督、天津镇总兵等。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任察哈尔都统、山东督军等。
何宗莲（1861—1931年），山东平阴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890年曾任奉军炮队教习，1895年调任为定武军后营管带兼全军总教习，袁世凯将定武军改编为新建陆军，留任为左翼第二营前队领官，1903年总办各省将弁学堂事务，1904年北洋陆军教练处总办，1906年保以总兵，记名简放，并任第二协协统，1907年升任陆军第一镇统制，1909年奉上谕补授甘肃河州镇总兵，民国时期曾任察哈尔都统。
王英楷（1864—？）奉天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小站练兵时期重要人物之一。袁世凯任命王英楷为新建陆军右翼第三营领官，后任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北洋陆军第二镇统制，1906年补授直隶大名镇总兵，北洋新军高级将领之一。
此外，还有陆建章、田中玉、王占元、吴金彪、马龙标等130余人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被袁世凯吸引招纳到小站来，分别担任了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或教习。袁世凯给予这些掌握了近代军事学和军事技术的新型军官管理、训练和指挥部队的实权，他们成为袁世凯练兵的主要助手，在小站练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淮军旧将。袁世凯到小站接收的就是淮军将领胡燏棻的定武军，它是新建陆军的基础。袁世凯本身就是淮军领袖李鸿章和淮军名将吴长庆一手培养起来的，而他自己也一向以淮军的后继人自视，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对资深的行伍出身的淮军旧将主动接纳，并委以重任。这些将领的代表如：
姜桂题（1838—1921年），安徽亳州人，行伍出身，早年充任僧格林沁卫队官，镇压捻军起义。后随左宗棠至陕甘、新疆，以功累升至记名简放提督，简放广东琼州镇总兵，调云南临元镇总兵。甲午中日战争时新募桂字三营驻军旅顺，所部溃败，旅顺失守被革职，仍留宋庆军中效力。袁世凯小站练兵，姜桂题主动来投，袁世凯任命其为新建陆军左翼长兼步队第一营统带。姜桂题在小站，与袁世凯积极配合，为小站练兵成就的取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08年，袁世凯保举其为武卫前军总统官，1910年升任为直隶提督，1912年武卫前军改称武毅军，他仍为总统官，1913年起任热河都统。
张勋（1854—1923年），江西奉新人，光绪十年（1885年）投广西苏元春部，曾参加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中的许多战役，张勋均有立功表现，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参将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甲午中日战争时随毅军防守奉天。战后袁世凯小站练兵，张勋投奔袁世凯。袁世凯对张勋也委以重任，任命其为行营中军官（相当于督练处的总务长）。从此以后，终袁世凯一生，张勋追随袁世凯，成为袁世凯手下一员猛将。1899年随袁世凯赴山东镇压义和团，升副将、总兵。1909年以后曾任江南提督、钦差江防大臣。入民国后曾任江苏都督、长江巡阅使等。所部均留发辫，时人称之为“辫子军”。1917年扶清废帝复辟，失败后退出政坛。
这些淮军旧部将领还包括龚友元、孟恩远、倪嗣冲、阮忠枢、王怀庆等，他们在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对于淮军旧将的延纳和使用，反映了袁世凯小站班底与淮系集团的历史渊源。
（四）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学生。袁世凯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重视对军官的培养，他在创办新建陆军伊始，就奏请设立德文、炮兵、步兵、骑兵随营学堂，并把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随着练兵规模的扩大，小站行营兵官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北洋军的各级将领。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培养的高级将领有如下这些。
靳云鹏（1877—1951年），山东济宁人。新建陆军在济宁招收新兵，靳云鹏投军。靳云鹏进入小站军营后，学习炮兵，后又被选入炮兵随营学堂学习，成为段祺瑞的学生，深得段祺瑞的赏识，升为哨长，后随段祺瑞在保定创办军事学堂。1910年浙江编练新军，被推荐为陆军标统，后任云南督练公所总参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被段祺瑞任命为第一军总参赞官。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靳云鹏任第五师师长、山东都督。袁世凯以后，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成为民国政坛上著名的政治人物。
傅良佐（？—1925年），湖南乾城县人。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伊始，傅良佐就前来投军，入随营学堂炮科学习。1902年，袁世凯保送随营学堂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培养高级军官。傅良佐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1904年回国，入陆军部任科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任袁世凯内阁参议。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傅良佐任总统府军事处副处长。
曲同丰（？—1929年），山东福山县人。1895年小站投军，入随营学堂炮科，成为段祺瑞的学生。1902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习步科，1904年毕业归国，为袁世凯培养的北洋军官。后赴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任第十八协四标标统，不久升任协统。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后，他北返入京。后任将军府参军、保定军校校长。
除此之外，还有贾德耀（国务总理）；吴光新（陆军部长）；陈文运（参战军、边防军第三师师长）；张树元（山东督军兼省长）；张士钰（总务厅长、陆军部次长）；何丰林（淞沪护军使）；李玉麟（安徽督军公署参谋长）；马良（济南镇守使）；郑士琦（山东督军）；卫兴武（参战军副官处长）；李长泰（陆军第八师师长），等等。他们在北洋新军练兵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日后袁世凯北洋集团崛起的新生代力量。
袁世凯在小站班底的帮助下，编练新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小站班底基本上构成了日后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结构基础，后来北洋集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张，而袁世凯本人就以其强大的凝聚力把这些军事政治人才聚集在一起。袁世凯深知驭兵之道——“兵为将有”，为此袁世凯对部下恩威并用，软硬兼施。袁世凯特别强调“绝对服从命令”，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后，一次和张之洞闲谈，张之洞问其练兵秘诀，袁世凯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他制定了严明的军纪，而严明的军纪全军必须服从，没有特别照顾。如上述在进行军事训练时，像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雷震春、张怀芝、曹锟、李纯等高级的军官都曾受过军纪的惩罚。而另一方面，袁世凯非常注意也很会笼络人才，不吝惜高官厚禄。为了凝聚小站班底的向心力，培育小站班底对他的忠心，对小站班底竭尽笼络，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如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曾谈到小站练兵时期，阮忠枢在天津妓院里遇到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想娶回为妾。回到营中，将此事向袁世凯汇报，请求恩准。此时，军营中已有不少人知道这事，于是，袁世凯便将脸一板，以有碍军誉为由，将阮忠枢狠狠斥责一通，驳回了他的请求。后来在一个合适的机会下，袁世凯暗地派人将小玉赎出，阮忠枢感动得五体投地，从此对袁世凯忠心耿耿。（34）
小站班底的将领们对袁世凯怀有一种报恩的观念，这些人大都成为袁世凯日后的亲信、心腹，北洋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附关系越来越深。他们之间相互利用。袁世凯靠他们不断攀登权力的高峰，他们靠袁世凯取得高官厚禄，袁世凯就是以小站班底的将领为基础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小站集团，继而扩大为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而小站班底的这些军事将领紧紧聚合在袁世凯的周围，也因此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大都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并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
袁世凯在短期内的练兵，使得新建陆军成为最引人关注的模范部队，精强的军容和雄厚的实力都令当时的编练各军羡慕不已。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的时候，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创办武备学堂。自强军十三营，一切营制训练全按德国章程，由德国军官任教习。1896年春，张之洞回湖广总督原任，奉命把“自强军”交给刘坤一，又在武昌开始练湖北新军，仍聘德国军官任教习。同时，广东也有新军出现。但这几支地方新军都是督抚自行筹饷督练，从规模、装备到水平，都比不上袁世凯的军队。新建陆军是由军务处直接控制，由户部直接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广泛关注，驻天津的英、俄、日、德等国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不断前往小站观操，都很诧异新军军容之盛。1898年10月英国海军司令兼议院大臣贝思福前来中国考察，到小站考察军事，贝思福居留营中两日，他查看了新建陆军操练之法、交战之阵图、对垒之军法和军队武器装备等。参观之后，贝思福认为：袁军所部各兵类皆年力精旺，身材适中，操法灵熟，步伐整齐，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洁净，莫不楚楚可观；各种军阵演习，皆娴习口号，熟谙列阵，可想见该军纪律之严明。他认为袁世凯所编练的新军，为中国最有名望之兵，久为西方各国所瞩目，并美誉袁世凯的为人“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识，亦廉亦能，聪明胆略，兼而有之”（35）。
袁世凯倾心经营新建陆军，成绩斐然，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赞扬。但是由于小站练兵完全新式，名目既多，占用饷银巨大，还是受到了清廷内部清议派的关注。袁世凯小站练兵伊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4月，御史胡景桂就参劾他浪费国帑，克扣军饷，诛戮无辜，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朝廷在接到胡景桂的参劾后，特派时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督办军务大臣荣禄前往天津调查详情。荣禄奉旨后，即带其幕僚陈夔龙前往小站查办。而荣禄一到，袁世凯即命士兵操演。陈夔龙记述道：“该军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统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对陈夔龙说：“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回答：“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禄说道：“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36）荣禄视察袁世凯所练新军后觉得袁世凯人才难得决定予以保全。1896年6月24日荣禄上书禀报对袁世凯案件的调查情况：“兹据查明复奏：袁世凯被参各款，均无实据。即著毋庸置疑。袁世凯勇往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第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心，以副委任。总期精益求精，悉成劲旅，俾御侮确有把握，用副朝廷实事求是至意。”
袁世凯在荣禄的庇护下，躲过了一场政治风波，并以此机会博得了荣禄的信任和赞赏，随着练兵的不断深入，袁世凯声望日隆，1897年7月，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将他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小站练兵给了袁世凯展示锋芒的机会，有了建立羽翼的条件，也使他获得那时代最有权势的人对他的重视，清末民初政坛上的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注释：
（1）（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581页。
（2）梁义群、宫玉振：《试论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2页。
（3）沈桐生：《光绪政要》，第21卷，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4）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第2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28年刻本。
（5）汉纳根（1855—1925年），德国退伍军官，1879年来华，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帮助淮军建筑北洋各个炮台和船坞。同时他还担任德国克虏伯军火工厂驻华代表，1891年回德国，1894年返华，曾向督办军务处建议用德国良法练十万新军。
（6）《清季外交史料》，第1734—1735页。
（7）《中日战争》（五），第218—219页。
（8）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
（9）张华腾：《袁世凯甲午条陈与练兵权的获得》，《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0）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11）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34页。
（12）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35页。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8页。
（14）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复旦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第48—49页。
（15）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第1卷），见来新夏：《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16）《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第3卷，见来新夏：《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17）《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第3卷，见来新夏：《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18）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19）荣孟源：《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页。
（20）刘琼霞：《湘军与新建陆军比较考论》，《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
（21）施渡桥：《论袁世凯的建军治军和军事教育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22）张蕾蕾、华强：《清末新政与士阶层的互动——以军事变革为例》，《学术月刊》2004年第1期。
（23）苏全有：《清末新军失控现象的另类解读——以袁世凯式军队控制为视点》，《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
（24）李志松、芦利梅：《军队近代化与晚清社会转型》，《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5）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史札记之四》，《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26）刘凤翰：《新建陆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103—125、352页。
（27）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一），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28）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542页。
（29）廖一中、罗其容：《袁世凯奏议》（上），第552页。
（30）（美）拉尔夫·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31）《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32）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第58页。
（33）张一麐：《心太平室集》，第4卷，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5页。
（34）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文斐编：《我所知道的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35）贝思福：《中国水陆兵备》，《保华全书》，上海广学会会刊，1899年第3卷。
（36）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见荣孟源：《近代稗海》（第1辑），第3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