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先生主编“百家小集”，萧默也列在其中。那天向先生来电话让我来编，我觉得他更合适，就请他编了这本书。
萧默是我哥哥。在他逝世前两个多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开会。与往常一样，离京前，我总要住到他家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此前不久，他刚从医院里被抢救回来。这样出生入死的过程已经经历过好多次，见怪不怪了。他告诉我，他不久前刚脱稿的《建筑的意境》已经交给出版社了，嘱我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一下。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对建筑艺术的心得与总结。写的方法完全不是学院式的，这本书就是写给大众看的。他大概已经做好了自己看不到这本书出版的思想准备。当我从快递员手中接到这本从出版社刚发来的新书时，斯人已去，百感交集。
那次谈话过程中，他精神特别好，所以谈的时间也特别长，一直谈到深夜。快结束时，他说，我们兄弟那么多年，谈话总是那么投机，也是我们的缘分。下一辈子，我们还是做兄弟。也许这就是他的人生告别语了。我说，不久我还会来北京，那时我们还要好好谈。
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还会继续下去。此前，我两次在收到他的病危告知后，都从上海飞过来看他，他每次都能挺过来，虽然常常大汗淋漓，人瘦成只有四十八公斤。肾病与心肺衰竭已入膏肓，然而，他总是那么乐观豁达，在精神上，你不会觉得他是个病人。不久前他还给我寄过一张在病榻上的新相片，他为这相片的题名是“虎卧神犹在”。
然而，这确实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两个月以后，也就是一年前的今天，电话里传来侄儿萧龙的声音，告诉我他爸爸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
三十年来，他总是不断创造出医生所说的“奇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在兰州出差，胃出血，要开大刀，推进入手术室前，他反复叮嘱主刀医生，一定要把胃的另一面翻一下，看看胃的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医生很自信，说那一边不会有问题，不必看，他在上全身麻醉以前，还是坚持请医生一定再看一下。医生答应了，那医生在开刀过程中果然顺便翻看了，到这时才大吃一惊，发现胃的另一面，几乎全坏了，非当场切除不可。正是他的那种预感，以及坚持向医生提醒，才让他多活了三十年。
其实，十年前他已经进入肾病晚期，他又有幸在八年前换了肾，从此又焕发起了精神。他还特别为已故的捐肾者烧起一炷香，说不管他是谁，我要感谢他给了我另一次生命。他非常珍惜这次新生命。
这八年以来，可以说是他的学术井喷期，他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敦煌建筑艺术》与由他主编的《中国建筑艺术史》全部重新修订过，还出了好几本书，而且越写越精彩。他的一个学生来看他，说他这一辈子做了三辈子的工作，指的就是他这八年做的事，完全超出常人的想象，表姐说他整个人就是个奇人。
他写的敦煌生活的回忆录《一叶一菩提》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许多人都说没有想到，一个专业建筑学者居然能有这样的文笔，把“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都写活了。有一位文学编辑说，他的这本书，在当代文学史上可以留下一笔。而这本书，七哥告诉我，一共只写了五十天时间，是在思潮泉涌时一气呵成的。这本书出版后，记得有一次我去贵州，遇到一位组织会议的青年朋友，他知道我是萧默弟弟，就告诉我，《一叶一菩提》太吸引他了，他是花了一个通宵，把那本书一口气从头看完的。后来我告诉他这件事，他为此还高兴了好久。他总是对我说，换肾以后，让他多活了一次人生。
每次谈话，我们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不过这些年来，他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大势。他对极“左”的一套深恶痛绝，对官场腐败与社会不平充满义愤，对中国未来民主充满期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总是要用自己的笔去抒写自己忧国忧民之情，以及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换肾八年以来，他就是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境界中度过的。
我们家兄弟三人，功平、功汉（萧默）、功秦，分别以出生地北京、汉口、西安为名。我们出身于起义军人家庭，由于父母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我在上海由姑母抚育。两个哥哥在北京读大学。五哥萧功平读的是农业机械学院，七哥萧默读的是清华大学建筑系。虽然从小我们三兄弟就不是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三兄弟关系特别亲。萧默是二哥，家族里排行老七，我称他七哥。五哥与七哥这两个哥哥把父母一样的感情投在我的身上。
我记得那是我小学三年级时过六一儿童节，刚戴上红领巾，一回到家，就收到了他从北京寄给我的一大包礼品。拆开来一看，是一套十六册的《安徒生童话集》。这套书一直陪伴我度过少年时代，收到这些书时的愉快心情，我直到现在还不会忘记。过了许多年以后，他才偶然中告诉我，这是他在学校里卖血省下来的钱。
小学五年级时，他从清华大学放暑假后来上海，带我去杭州西湖旅行。一路上给我讲好多名胜古迹的历史来历，在六和塔前，在苏小小墓、在岳坟旁，在长满青苔的张苍水墓边，给我一路讲过来。他面对长满杂草的古塔与荒凉的大殿，会赞不绝口。多年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带我去旅行，告诉我什么是建筑学上讲的“尺度”，如何欣赏古建筑的艺术美，为什么中国的园林有如此的魅力；故宫里的太和殿前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大的空地；站在午门前面，你为什么会有一种渺小与压抑感，你的这种感觉与建筑造型有什么关系；中国的古建筑匠师们为什么要让人们产生这种心理，等等。从小我就对文学、建筑与历史有兴趣，就知道梁思成，后来又知道了常书鸿。正是多年来七哥以他对历史与文化的热爱来启迪我，我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历史与文化的兴趣就这样滋育了出来。
七哥从清华建筑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伊犁自治州的伊宁，在那个充满别样情调的边陲小城，他在那里当过建筑设计技术员与中学教员。一九六三年，在他的老师梁思成先生的帮助下，调到敦煌莫高窟从事建筑历史研究，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十五年。他曾告诉我，他如何在那一个个黑洞洞的石窟里爬上爬下，在暗淡的手电筒光下，与古人进行着无声对话；并在数以百计的卡片上，一笔笔勾绘出壁画上的建筑形象。
受哥哥的潜移默化，我对敦煌也早已热忱向往。一九七三年秋，那时我还是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的工人，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我积攒了一年工资，仅带了全部储蓄共二百多元，像一个漂泊者那样，从上海一路北上访古，到过开封、洛阳、西安、乾县、天水、兰州。我来到敦煌时，就住在书中提到的他那间与高尔泰谈天说地的小房间里。在那里，我才知道他们平时吃的只有粗盐、红辣椒与腌韭菜，在广袤的戈壁滩上、看到的是光秃秃的石山与沙山，听到的是敦煌佛阁上的孤寂铃声。在七哥的小房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捆捆写得密密麻麻的敦煌古建筑卡片。正是他在这十五年中，拿着长柄手电筒在黑洞里写下了这些卡片资料，为他以后在中国古建筑史研究方面另辟蹊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七八年，七哥考回母校清华建筑系。他毕业后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也于同年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从此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见面。三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能见面。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有这样的哥哥作为我的精神的引路人。回顾七哥的一生，其实，他也是一个充满幸福感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恰恰相反，他的人生困顿、逆境与挫折，比我经历的要多得多。读过《一叶一菩提》的读者都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这一点：他的个性中有着一种极佳的自我调适结构。他的种种禀赋、性格与经验，合在一起，使他始终生活于充实之中，他是一个从来不知道空虚为何物的人。他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对生活困境的坦然，对复杂困境的应变能力，对在挫折的体验中感受到人生的丰富性，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的痴迷与执著，对生活与艺术中的美的敏锐捕捉能力，以及发现美的由衷欣喜之情，还有他的嫉恶如仇、他身上那种湖南人特有的坚毅刚愤与侠情义胆，都使他的人生有着比一般人更为丰富的色彩。他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侠士。
萧功秦
二〇一四年七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