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确演讲的性质、特征、类型和功能等基本问题之后，本书就将着重研究和描述演讲艺术的基本规律。当我们探讨其艺术规律的时候，不难发现有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即敢讲是任何演讲获得成功的前提。因此，我们认为，敢讲是演讲艺术的第一条基本规律，当然也是开展演讲训练的第一条基本规律。本章将主要分析敢讲的本质和作用、制约敢讲的基本因素、敢讲的发展过程以及敢讲的训练原则和方法等，以揭示出这条规律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
作为演讲活动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敢讲的本质是指敢讲本身所固有的决定其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敢讲的内涵是什么？敢讲的特征有哪些？敢讲的作用怎么样？敢讲的障碍在哪里？这些都是涉及敢讲本质系统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并掌握的。
一、敢讲的界定
简单地说，敢讲就是指在演讲活动中，演讲者有敢于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胆量和勇气。在对敢讲现象考察过程中不难发现，这种在演讲中表现出来的胆量和勇气，实际上是一种讲者和听众均可感知和体验到的状态。《回忆列宁》一书中有大量对列宁演讲的评述，大文豪高尔基这样回忆道：“他的一只手伸向前面，稍微往上抬起，手掌好像是衡量每一个字眼，驳倒对手的空话，而用一些重要的原理去代替它们，证明工人阶级有权利和义务走自己的路，而不是落在自由资产阶级后面，甚至也不要跟自由资产阶级并肩同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凡响的，而且从列宁口里说出来时就象不是出于他自己，而确实是出于历史的意志。”我国著名演讲家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面对敌人的绞刑架，发表了他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这就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敢讲的生动见证。我们没有荣幸现场聆听列宁和李大钊的演讲，但通过上述两段材料，我们分明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在听众面前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时那种惊人的胆量和勇气。
《演讲与口才》杂志1985年第1期有篇文章介绍美国一些参议员的马拉松式演讲：“1908年拉福列特演讲18小时，史密斯演讲12小时。1935年秀朗斯演讲15小时，海阔天空、东西南北、拳术烹饪、宪法圣经、萝卜白菜、菲德烈大帝传奇、卜加丘式的笑话，无所不包，不奇不有……1957年丁·斯特罗姆·瑟蒙德演讲24小时18分……1977年有位议员演讲37小时。”能够做一次如此漫长的演讲，这种人可不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敢讲？演讲时间过长，在客观上很难保证主题集中，始终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事实证明，这样的演讲者不仅得不到听众的欢迎，相反往往令听众十分反感。既然不受欢迎，就谈不上是真正的敢讲。由此看来，还很有必要对前述敢讲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敢讲这一概念，必须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是敢讲与道理相统一。道理是一事物所蕴含的理性，即人们常说的事理。演讲者讲出的道理不是纯客观事物的再现，而是经过了抽象思维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道理是全部演讲的灵魂，是演讲生命力的支柱，因而好的道理应该具有真理性、普遍性、具体性和逻辑性。敢讲与道理是统一的：一方面，道理促使和推动敢讲，演讲者之所以敢讲，是因为他拥有道理；另一方面，敢讲使道理传播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道理传播之所以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因为演讲者敢讲。只有与道理相统一，这样的敢讲才是真正的敢讲。生活中那种信口开河、瞎侃乱吹的人，固然有其口语表达方面的一些优点，但其表现出来的这种胆量和勇气并不能成为我们所称道的对象。
二是敢讲与角色相统一。角色是对适合于不同身份的行为方式的综合描述，其本身具有一系列完整的观念、感情、行为以及特权和局限性。现实中的人总是扮演着多种角色。演讲者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公共角色，这一角色不可能不受其本人原本稳定的角色特别是原本稳定的一定组织中的角色的制约。俗话说“什么人说什么话”，就包含了这个道理。该你讲的时候，必须敢讲；不该你讲的时候，即使敢讲也不应去讲。的确，在演讲历史渐进中不乏例外，由于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也要求必须有例外，但总的来说，从古到今这一点已经成为普遍遵守的基本规则。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特别讲规则和秩序的社会，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尤其是在积极的健康的社会组织活动中，这一基本规则将越来越受人们的尊重。可见，只有与角色相统一，这样的敢讲才是我们所要倡导的真正的敢讲。
三是敢讲与环境相统一。演讲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因而演讲环境就是指对其存在和发展产生影响的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的总和。敢讲不能孤立存在，它要受道理和角色的制约，还要受环境的制约。什么时候该讲，你必须敢讲；什么时候不该讲，即使敢讲也不应去讲。什么场合该讲，你必须敢讲；什么场合不该讲，即使敢讲也不应去讲。只有与环境有机统一的敢讲，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敢讲。同样，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演讲实践有例外，有时也需要例外，但总的来看这也成了人们共同遵守的规章。
道理、角色和环境是互为作用的，在一场具体的演讲中是统一的。作为一种特殊的胆量和勇气，敢讲内在地包含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内涵，不可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绝对对立起来。否则，就是对敢讲的曲解。
二、敢讲的特征
在对敢讲范畴有一个正确认识之后，我们再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它究竟有哪些特征。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敢讲不是抽象的空洞之物，而是必然表现为一种令人们可以感知的状态。它既是一种心理状态，又是一种行动状态，是心理状态和行动状态的统一。
从心理角度去分析，这种胆量和勇气表现为一种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演讲者临场演讲前的心理态势和演讲过程中的心理状况、心理格局的总和，人们通常称之为演讲的临场心态，其性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型临场心态作为演讲者的内在心理反应状况，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认知水平提高状况、欲望层次提升状况、情绪品质升华状况等。对于敢讲的演讲者来说，他的心理状态尽管极为微妙而复杂，但其基本特点是无所畏惧。他们虽然置身于一种压力重重的特殊场合，但并不觉得面对听众是一件尴尬、可怕的事情，并不感到开口去讲是一种痛苦、恐怖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一般都很少受甚至丝毫不受自身因素和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能够始终保持着一种无所畏惧的敢讲心理状态。
演讲者这种无所畏惧的敢讲心理状态，既能为其本人所感知，也能为听众所感知。临场开口前的那一时刻，最清楚此时心理活动的莫过于演讲者本人。那些真正敢讲的人在演讲兴趣和表现欲望的推动下，总是抑制不住内心深处的激动之情，对什么都不在乎，并体验着内心之勇的快感。在演讲的行进过程中，那些真正敢讲的人由于专注于讲话本身，虽然不可能全神贯注地去体味自己的内心之勇，但他最明白除了尽力把话讲好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去顾忌和害怕了。至于听众，当然他们不能直接感受到讲者那种敢讲的内在状态，但演讲本身在顺利进行，而且讲者的声音、面部表情、姿态、手势等始终是自然、自在的，这一切都会让听众去揣摩讲者的精神世界，感受到其内在之勇的无穷力量和审美愉悦。比如，在上面提到的《回忆列宁》这本书中，有多处地方描述了列宁当时演讲那气势和气魄，描述了回忆者自己对列宁演讲时内在无所畏惧状态的想象，这就是听众可以感知的有力证明。
敢讲首先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是人类心理活动规律的必然反映。客观现实是人的心理活动内容的源泉，人的心理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它以映象的形式而存在于脑中。演讲者面对的客观现实，就是那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就是那并非易事的当众讲话，就是那实实在在的讲话环境。这些客观对象通过作用于人的大脑，首先必然会引起不同人的不同心理活动，影响着各自的认知态度、情感情绪、意志等。在这种特殊场合，一旦形成了良好的情绪品质、浓厚的演讲兴趣、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坚定的成功信念，内在无所畏惧，就被我们称之为敢讲，这样的人就被我们相应的称之为敢讲的人。
从行为角度去审视，这种胆量和勇气表现为一种无所畏惧的行动状态。敢讲必然是一种现实行为，无所畏惧的行动状态表明的主要就是演讲者的外在行为反应状况。对这种外在行为反应状况，尽管演讲者专注于讲什么和怎样讲，但他同样是能觉察和体会得到的。就听众而言，如果说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只能让人间接去感知的话，那么，无所畏惧的行动状态便能让人完全直接去感知了。1946年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先生本不打算讲话，但当他发现混入会场的反动特务趁机捣乱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一发而不可收，用几近完美的有声语言和态势语言，酣畅淋漓地即兴做完了平生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对这种由多方面外在行为因素构成的敢讲行动，不仅闻一多本人可以感受到，听众更是可以直接地强烈感受到。
必须指出，衡量敢不敢讲，心理状态固然十分重要，但行动状态应该说是最有说服力的。演讲者讲的内容本身如何、讲的效果怎么样，那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他是否有了讲的行动？讲的行动给人的感觉是怯懦的还是坦荡的？说一个演讲者敢讲，那当然是说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在演讲、听到了他在演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演讲行动使人强烈地感到了是无所畏惧的。他的声音和语言，他的眼神和面部表情，他的姿态和动作，由于个性特征、习惯、没有经过系统的演讲训练等原因，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绝不会像受到恐惧那样而发生特有的扭曲和变态，而是都显得十分自在、自然和自由，有一种敢作敢为、毫不畏惧的精神、气魄和气势。没有这样的现实行动的支撑，说敢讲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人信服的。
对敢讲的基本特征从心理和行为两方面去分别加以说明，这仅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其实，两者不是可以割裂开来的，更不是可以绝对对立起来的。大家知道，心理活动作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它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在行为活动中；行为活动作为心理活动的外化，它又必然会深刻打上心理活动的烙印，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因此，在演讲这样一种高智能的活动中，演讲者敢讲的胆量和勇气当然就不是单纯心理上的无所畏惧，也不是单纯行动上的无所畏惧，而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的敢讲，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敢讲；也只有这样去认识敢讲，才能说是真正抓住了其实质。
三、敢讲的作用
敢讲的作用是指对演讲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和效用，是敢讲本质属性的外在显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研究演讲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认识和掌握其成功规律以指导人们的演讲实践。那么，演讲怎样才能取得成功呢？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它要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无论怎样去认识和评价这些因素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有一个因素的极端重要性则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敢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敢讲是演讲走向成功的前提。
所谓前提，就是指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肯定敢讲的作用，并不是我们的主观认定，而是事实本来就是这样。敢讲对演讲成功的前提作用，首先最直接最突出地表现在演讲者讲的过程中。
敢讲是人们成为现实演讲者的先决条件。要使演讲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必须要有演讲者、听众和时空环境三大构成要素。演讲者是构成演讲活动的首要条件，没有演讲者，就无法构成演讲。同时，演讲者又是演讲活动的中心，演讲就是他们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面对听众的讲话。那么，现实的演讲者是如何产生的呢？从理论上讲，只要有嘴并且具有正常的说话功能，确实人人都可能成为现实的演讲者，但要由可能真正变成现实，就离不开敢讲这一先决条件。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只有有了现实的敢讲行为，这样的人才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成了一场演讲活动中实实在在的中心人物——演讲者。在1863年11月19日美国葛提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仪式上，正是林肯现实的敢讲行为造就了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演讲活动，铸就了历史上一篇著名的演讲——《在葛提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讲话》，而他自己就是这一伟大演讲活动的主体，就是这一著名讲话的演讲者。如果林肯没有应邀参加典礼并讲话，那么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总统，而不会成为这篇讲话的演讲者。所以，无论是在主动想讲的情况下，还是在被邀请讲的情况下，那种连需要站起来而不敢站起来或需要上讲台而不敢上讲台的人，那种即使站了起来或上了讲台也不敢讲的人，都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演讲者。只有敢当众开口讲话了，才真正表明你作为演讲者已成为现实。不具备这一先决条件，就没有演讲者的实际存在，就更没有演讲活动的实际存在。
敢讲是演讲者把信息传出去的先决条件。如前所述，演讲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具有巨大的信息传播功能。没有信息，就没有演讲；没有足够的有一定价值的信息，就不是好的演讲。演讲者之所以具有存在的价值，社会之所以总是特别地青睐演讲者，就因为他们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方面军，肩负着要把信息传播出去以期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历史使命。他们传播出去的信息越准确、越有价值，实现既定演讲目标也就越有可能。而要把信息真正传出去，已置身于演讲活动中的演讲者更是需要敢讲。上述林肯在葛提斯堡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演讲，虽然只有10个句子的篇幅，却包含了相当丰富且相当重要的信息：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主张，南北战争的历史影响及葛提斯堡战役的重要地位，烈士献身的伟大意义和崇高价值，勉励生者继承烈士遗志以完成未竟之业等。试想，如果林肯没有敢讲的胆量和勇气，这些信息当时又怎能通过演讲的形式得以传播出去呢？蔡特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但她第一次演讲却是以失败告终。当时，她在私下准备得很充分，可一面对公众，就紧张万分，头脑一片空白，只好尴尬地退出讲台。可见，只有敢讲，才能为信息传播的顺利进行提供先决条件，从而为实现信息传播功能奠定基础。
敢讲是演讲者充分运用技巧的先决条件。信息虽然传出去了，但是干巴巴的，这样的信息即使本身很重要，其效应无疑也会大打折扣的。这样的演讲由于没能充分实现信息传播功能，由于没能展示演讲应有的独特魅力，根本就谈不上是优秀的或是出色的。说演讲是高级口语传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就其形式上的特征而言的，比起日常个别谈话来讲，它确实不仅更重视有声语言的运用质量，而且更重视态势语言的运用质量。所以，演讲者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必须讲究信息传播的艺术性，能够充分运用有声语言、态势语言等各种手段和技巧，以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得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那就是敢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一个人学习运用某一技术时，他学习运用得怎么样，必要的主客观条件显得很重要；即使是熟练掌握了某项技术的人，其水平发挥也要依赖一定的条件。演讲艺术的学习运用也就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其条件最主要的是有没有敢讲的胆量和勇气。事实证明，一个根本不敢讲的人是谈不上运用什么技巧的，就是一个有些胆量和勇气的人也是不可能充分运用好表达技巧的。闻一多的《最后一次的演讲》美在内容上的真与善，也美在形式上的有声语言技巧和态势语言技巧的高度统一。同其内容一样，如果没有极大的敢讲的胆量和勇气，这篇演讲在艺术上也不可能达到如此的高度并获得巨大的实效。
敢讲对演讲成功的前提作用，还直接明显地表现在听众听讲的过程中。
敢讲是听众听讲兴趣产生的必要条件。从形式上看，听众是构成演讲活动的重要方面和要素，只有演讲者而没有听众，是绝对不能构成演讲的；从内容上看，听众是演讲者的服务对象，离开了服务这一最高宗旨，演讲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正是这样，人们常说“听众是演讲的共同创作者”。而听众能不能成为演讲的共同创作者，关键则取决于他们有没有浓厚的听讲兴趣。通俗地讲，听讲兴趣就是听众对演讲希望听下去、愿意听下去的心理倾向。因此，无论传播什么信息，也无论在什么时空环境中传播，演讲者都必须树立“共同创作”的意识，充分考虑如何激发听众的听讲兴趣。影响听讲兴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敢讲。道理很简单，虽然敢讲表现人格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虚假的，但对思想道德境界高尚的演讲者来说，它毕竟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们这样或那样的人格美来。人格美往往蕴藏着不可估量的人格力量。这种在动态的敢讲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格美，一旦被听众所领略，就总是会以一种独特的魅力首先并不断吸引着听众。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有一定准备的演讲者来说，敢讲本身还意味着在向听众提供一定的信息。敢讲必然伴随着信息，其过程就是不断向听众供给信息的过程。能听到信息特别是能听到符合其需要的信息，听众听讲兴趣的产生、发展和巩固就会成为可能。
敢讲是听众理解演讲的必要条件。要使听众成为演讲的共同创作者，除了激发其听讲兴趣外，还必须使其理解演讲者的观点和主张，因为理解是实现演讲最终目的的重要阶段和环节，是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毫无疑问，听众是否理解、理解了什么，关键在于演讲者是否提供了信息，而能不能提供信息，一是取决于演讲者平时的学识功底和讲前的准备情况，二是取决于演讲者讲话的胆量和勇气。前者虽然是直接的信息问题，但只有依靠后者才能表达出来，否则信息就无法成为听众理解的对象。盘庚当年为了挽救其政治危机，毅然决定迁都，但遭到贵族和平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为此，盘庚先后发表了三次演讲。他紧紧抓住迁都的意义，从正面讲到反面，从历史讲到现实，从旧都讲到新都，从天命、先王讲到自己，向听众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令众心悦诚服。如果盘庚纯粹没有敢讲的胆量和勇气，听众就无法听到信息，当然也就谈不上理解信息，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应当承认，敢讲的确未必都能提供出像样的信息，但如果不敢讲，哪怕有再好的信息，听众也听不到多少甚至一点都听不到。
敢讲是听众接受演讲的必要条件。演讲的成与败，社会价值的高与低，历史意义的大与小，最终得靠听众来体现。演讲一旦被听众接受，就表明其社会作用已经得到了发挥。所以，追求听众接受应该是任何演讲的最终目的。当然，接受既可能是对整体的认同，也可能是对局部的认可；既可能只是对信息的确认，也可能还兼有行动的实施；既可能是积极性的，也可能是消极性的。不管是怎样的接受，都与演讲者的敢讲及其程度直接相关。刚才提到的盘庚的迁都演讲，他当时面临的社会压力不可谓不大，但其演讲为什么能让听众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以惊人的胆量和勇气，深刻地阐述了迁都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促使听众在理解的基础上彻底认同了自己的迁都主张。由此可见，演讲者自身无甚可讲，即使有敢讲的胆量和勇气，听众自然也就无所谓接受。但是，有东西可讲却怕讲，听众由于尚未听到足够的信息，理解和判断受到极大的限制，其接受必然会因此而大受影响。
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讲者讲的过程的展开和听众听的过程的展开，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研究敢讲在演讲活动中的作用，从上述两个方面分别去分析，旨在使我们的认识更深入、更具体一些。实际上，敢讲对两者的前提作用是同时发生并彼此制约的，从而最终以巨大的合力深刻地影响着演讲的成功。
敢讲的确重要，但许多人所深感困惑的就是不敢讲。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关系到演讲成败的大问题，在理论研究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专门论文很少、有关书籍对此轻描淡写甚至毫不涉及就是明证。这种倾向性在教学中同样很突出。为了提高人们的演讲能力，现在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相当多，把它列入员工素质培训内容的企事业单位也不少，这是很令人振奋的，但应看到，许多教师只注重一般性知识的讲授，而不把怕讲的克服、敢讲的培养作为一项主要的教学任务来抓，这种做法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全面地认识敢讲的本质属性，我们将集中讨论一下敢讲的障碍。
四、敢讲的障碍
可以肯定地说，敢讲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因为有一道障碍往往是人们心里最发憷的，也往往是人们最难以排除或逾越的。那么，在演讲活动中，摆在敢讲大道上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自然可以说出许多具体的东西，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就是它的对立面——怕讲。
怕讲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其实质是在演讲活动中，演讲者缺乏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胆量和勇气。美国学者穆拉克和谢尔曼发现怕讲有四个基本特征：拘谨、压抑、不流利和焦虑。至于具体表现，他们归纳如下：声音——颤抖或急促；太快或太慢；平铺直叙，缺乏强调。言语流利程度——不流利，讲话结巴或吞吞吐吐；发音中断；用词搜肠刮肚，讲话中断。嘴巴和喉咙——干咳；清喉咙；呼吸沉重。面部表情——缺乏眼神交流，眼睛运动与讲话无关；面部肌肉紧张、扭曲，皱眉头；表情麻木。胳膊和手——僵硬或紧张；胡乱摆弄；没有动作，缺少合适的手势。全身活动——摇摆，踱步，滑脚。穆拉克和谢尔曼显然主要是从听众直接感知的角度去描述怕讲的具体现象的，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只不过各人侧重表现的方面以及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我们想强调的是，怕讲者所形成的以神经紧张、心慌意乱、沮丧、羞愧、无奈、痛苦等为主要标志的不良心理状态，往往比我们所能感觉和想象到的要严重得多，只有如此经历的人才会有深切的体验和体会。
我们在长期观察中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相当多的怕讲者都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怕讲，或者认为只有包括他在内的极少数人才怕讲。这无疑是一种误解，其原因是以下几个主要因素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一是一般人大都是听的时候要比讲的时候多，而那些经常给我们讲的人又大多往往是些训练有素、长于演讲的人，如演讲家、政治家、外交官、教师、单位领导人、专业主持人、演艺圈人士等；二是在许多情况下，尽管有些演讲者自己感到并经历了惧怕，但我们局外人看上去和听起来却不像他自己所感觉到的那样严重；三是怕讲毕竟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他不找些借口（如身体不适、没有准备、听众故意捣乱等）为自己开脱和辩解就已经不错了，要如实说出来对许多人都是困难的；四是社会和学校开展演讲教育，比较重视教给人们正面的知识，有忽视引导人们正视这一普遍现象的共同倾向。我们的看法是：人人都会怕讲，只不过有些曾经有过怕讲经历的人后来基本上逾越了这一障碍，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要承认这一事实真相，关键的问题是对那些演讲高手的认识。自古以来，那些高手们在讲台上的确令人羡慕：他们无所畏惧，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好不自由、自在和自然。但只要翻开他们的“档案”就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敢讲者。古罗马最负盛名的演讲家西赛罗在早年的一次演讲后曾说：“演讲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自己面色苍白，四肢和整个心灵都在颤抖。”（邵守义：《公务人员演讲理论与技巧》，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以演讲有技巧著称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早年承认：“我这个人怯场，不喜欢发表演说。”（[美]萨尔诺夫：《演讲艺术》艾平等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美国著名作家兼演讲家马克·吐温最初一上讲台，两腿膝盖碰得喀喀响，嗓子里像塞了棉花团。林肯、简·方达、卓别林、路易·乔治、詹宁斯、丘吉尔、英迪拉·甘地、郭沫若、李燕杰…
…无一不是有过惧怕的经历。这些人都是经过较长时期的锻炼，后来才基本克服演讲惧怕症的。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在某些特别的场合，他们有时依然存在少许惧怕。比如，深谙雄辩之道的撒切尔夫人，一次到下议院演讲时，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由于紧张，上台半晌竟然说不出话，少顷后才想起开场白的文字来。
演讲家们尚且如此，一般普通人更是自不待言。有美国学者曾调查过2543个成年美国人，发现他们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惧怕程度，排列如下，①在人们面前讲话：40.6%；②登高：32%；③昆虫和病菌：22.1%；④经济问题：22%；⑤深水：21.5%；⑥生病：18.8%；⑦死亡：18.7%；⑧飞行：18.3%；⑨孤独：13.6%……竟有40.6%的人最害怕“在人们面前讲话”，这确实是个惊人的数字。如果被调查者全是非成年人或不全是成年人，这项比例肯定还会大大提高。就是这些被调查的成年人，虽然他们不认为“在人们面前讲话”最害怕，但不能排除曾经最害怕的可能，更不能排除现在仍然比较害怕至少少许害怕的可能。我国也做过类似的调查，其中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有关专家公布的调查结果。他们在对上海高校大学生的专门调查中发现，有70%以上的人都害怕公众讲话。首先声明，笔者对这个调查结果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道理很简单，对涉世不深、历练不多的在校大学生来说，不可能只有如此比例的人害怕。当然，这个调查结果也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说明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笔者每学期都要举办演讲培训班，第一堂课上先“摸底”通常是我和助手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其结果是每个班凡是被问及的学员都告诉我们克服讲话恐惧症是他们进班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们的调查方法虽然简单了些，但其结果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由以上可知，怕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那种生来就不怕讲、从来没有过一次怕讲（哪怕是少许的）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是普遍的，就是正常的，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话说怕讲正常，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任其自然而不加以控制。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过低或过高的紧张水平都不利于活动，只有在适度的紧张状态下，才会有好的效率。适度紧张是人们活动的激励因素，它通过增加肾上腺素的分泌，不仅能增加体力，也能大大促进人的思维活动，还能激励人更认真地对待活动。但是，如果高度紧张，就会引起演讲者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和部分内脏器官的变化，以致出现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不良反应。一旦有了这些怕讲现象，轻者常常是期期艾艾、丢三落四、语无伦次、举止怪异；重者则会目瞪口呆，索性讲不出话来，最终只好逃离讲台。演讲弄到这种地步，是任何演讲者所不情愿的，也是绝大多数听众所不希望的。
要控制和克服怕讲，首先必须搞清楚怕讲的原因。心理学上把能够引起紧张的事物称之为“应激源”，它一般有四类：躯体性的、文化性的、社会性的、心理性的。用这种眼光来审视，怕讲原因的确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身体不适，所用语种不熟练，临场经验欠缺，时境不适应，自信心不足，准备不充分，对结果期望过高，社会组织有压力，自身性格特征有短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实际情况来看，运用这一原理作这样的解释，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让人们信服。但是，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为什么会导致怕讲？它们能导致怕讲是不是其背后还有一个更集中更深刻的东西在起作用？演讲者究竟是怕什么？
西方有一位怕演讲的将军曾说过，他宁肯带兵去打一仗，也不愿当众做一次演讲。面对众人说点什么，居然有那么多人怕讲，而且还有不少人像这位将军一样怕到那种地步，这确实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演讲者怕什么？回答怕讲当然不错。但是，为什么他们与人私下交谈时并不怎么畏惧甚至几乎不畏惧而一上讲台就恐惧万分呢？为什么即便他们准备得很好也会感到惧怕呢？为什么他们中很多人对熟悉的人讲不害怕而对陌生的人讲却害怕呢？看来讲本身并不是怕的最终对象，怕讲不过是由这种最终对象引起的结果。这种最终对象究竟是什么？有一次，笔者在一个教学班上请10名自以为最怕讲的学员上台，要让他们很具体地回答到底怕什么。结果，有说是怕讲错的，有说是怕没有经验的，有说是怕控制不住场面的，有说是怕听众不热情友好的，有说是怕人家说胖的……笔者注意到其中有些是直接说怕听众，有的则没有直接说出。对于后者，笔者又就他们的问题继续问为什么，最后的结论都是怕听众。可见，不管是否意识到，真正最终让人害怕的是我们所面对的听众。
为什么听众会使我们怕讲？美国著名演讲学家雷蒙德·罗斯教授说：“我们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害怕我们不理解的事物，父母对幼儿解释雷电之前，幼儿会被猛烈的雷电吓呆。只有说清了是什么引起雷声和闪电，孩子们才会承受这种恐惧而不再被吓呆。震耳的杂音能使我们跳起来，而当了解了它的起因之后，我们便会镇静如常。”（[美]雷蒙德·罗斯：《演说的魅力》，黄其祥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1页）我们之所以怕听众，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太在乎听众。太在乎听众是对听众一种消极的认知态度，其主要表现：一是对听众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存在本身过于在意；二是对听众原初内在状态过于在意；三是对听众已经和即将作出的听讲反应过于在意。的确，听众是上帝，压根儿不在乎的人是很难真正赢得听众的，但太在乎必然会自受其害。众所周知，一旦有了听众，我们所面对的首先就是一个个现实的直观的物质形态。对这种物质形态存在本身以及由它所形成的特殊环境和特殊气氛过于敏感和在意，就很容易使我们在心理较量中处于下风，从而导致怕听众。“嘿，黑压压的一片，真吓人！”“糟糕！这气氛真让人难受！”演讲者有了这样的感受，实际上已经是在开始怕听众了。同时，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作为具有思想、态度、知识、情感等内在结构而存在的理性的人。如果过度在意，这种原初内在状态对我们心里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巨大压力，从而导致怕听众。“他们比我有知识！”“他们比我演讲能力强！”“他们不欢迎我，不会喜欢我的！”“我不可能说服他们！”有了这些心理反应，演讲者实际上已经是比较怕听众了。此外，具有特定内在结构的听众，在听讲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会对演讲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假如对已经作出的反应过于看重特别是对消极反应过于担心和忧虑，对即将作出的反应期望值过高，就很容易加重心理负担，从而使我们更加感到听众可怕。“完啦，他们在交头接耳，在打瞌睡，在看自己的书，在随意走进走出，在摇头，在鼓倒掌，在喝倒彩……事实证明我已经讲失败！”“果然不出所料，我没法讲好，压根儿就不该上台！”“我讲得这么好，他们怎么没有反应？难道是我……”到这个时候，演讲者已经是很怕听众了。心理学家认为，人进入少年、青年阶段后，自我意识明显增强，突出地表现在：一方面，总想尽力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关心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另一方面，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又常担心自己能否做好某件事，害怕出“洋相”。显然，两者都与“他人”有关，都是在乎“他人”的结果。在演讲中，我们之所以会太在乎听众，会由太在乎听众而导致怕听众，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怕的是听众，这是从怕的客观对象和源泉上讲的。其实，怕作为一种情绪反应，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美国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指出：“对于情绪，我们朴素的认识是：对某种事物的心里感觉引起了心理反应，这就叫情绪（如恐惧），而这种心理的后一种状态会引起身体变化。我的理论与之相反，即，身体变化紧跟在兴奋物（刺激）的感觉之后，在它们出现时，发生同一变化的感受（意识）就是情绪。”（[美]雷蒙德·罗斯：《演讲的魅力》，黄其祥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这一理论的要义在于，真正的情绪是我们意识到的自己对令人惧怕的情景的反应。以老虎为例，按照传统的认识方法，我们会以为是老虎引发了人的害怕情绪，事实并不是这样。根据上述理论，人的身体对老虎的反应几乎是自动的，如肌肉快速拉紧、心脏和呼吸加快等。我们意识到了身体的那些反应，会感到呼吸急促、肌肉发抖、肾上腺素涌入全身。正是对这种反应的意识才使我们感到惧怕。换言之，人之惧怕老虎，不是老虎本身所致，而是人所意识到的身体对老虎的反应使然。弄清这个道理，理解怕讲情绪就相当容易了。尽管演讲时的情景比碰到老虎时的极端危险性要小得多，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确有更困难的问题存在。上了台不讲不行，要讲又备受困扰，面对听众这个刺激惧怕的特殊事物，人的超常能力此时总是大打折扣。所以，演讲时的惧怕对象是听众，其形成也是情绪使然，是这种情绪使人过度紧张。
作为敢讲的对立面，怕讲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要克服敢讲的障碍，实现由怕讲到敢讲的飞跃，这是演讲研究者和实践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如何实现由怕讲到敢讲的转变，这是笔者一直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本章以后诸节就是想做这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