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龄公主的回忆更为分明：
每天早上，我都能见到光绪皇帝。……令我惊讶的是，他懂得的英文单词，竟相当不少。我觉得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有一双表情丰富的眼睛……我认为他是中国最聪明的男人之一。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而且智慧超群，只不过，他一直没有机会展示这些。……我曾和他有过几次长谈，发现他是个有思想、能忍耐的人。……他还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任何乐器都能无师自通。……我们很多次谈到西方文化，他的见闻是如此广博，让我深感惊讶。他多次跟我谈到他的志向抱负，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富强。他很爱他的百姓，逢到旱涝饥荒，他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们。我能看得出，他对平民百姓充满同情。（德龄公主《皇朝的背影》，华文出版社2010年）
不知德龄公主和大臣们是出于一种仰望的心态，抑或是为尊者讳，他们一致把光绪帝看成了神武聪慧的圣君。光绪帝是想有所作为的。前几任皇帝留给光绪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但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从史料看，当时全国的GDP和军事装备，在世界格局中并不算差。正因为如此，光绪帝试图通过改革来挽回清代没落的宿命，展现出强烈的变革意图。然而，必须承认，虽然贵为皇帝，但除了比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等几位前任多了一些世界眼光、视野稍宽之外，光绪的才能并不足以担当历史社会变革转型之大任。他的心胸、谋略、魄力、才能，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有着明显差距。所以，戊戌变法等历史事件的失败固然有时代历史的原因，与光绪帝自身能力和性格上的缺憾，恐怕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性格偏软，难成大器
光绪帝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软弱的。不说其他，单说在对待慈禧的态度上，就表现出过分的畏惧。即使对他极度称赞的德龄公主，得出的印象也是如此，“一见到太后，（光绪）就马上变得一脸严肃，死气沉沉，有时甚至看上去呆头呆脑”。当然，作为一国之君，光绪的确是有些脾气的。在戊戌变法时，颇说过一些强硬的话，如“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这大约只能代表其很小的一面。综观其一生，基本上是在慈禧的护翼下成长和生活，几乎没有什么自我意志的延伸。自小跟随翁同龢读书时，本来还有些调皮的，但他每日读什么书作什么诗，都要按日向慈禧太后呈报，诗文具体内容每月向太后报览。这种威压，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光绪性格上的孱弱，百日维新时他说了一些豪言壮语，然而并非其本性，时势推动所致，所以终究是昙花一现，不得持久。等庚子事变一起，列强入侵，慈禧和光绪仓皇西逃，此时的光绪更如同一只温顺小猫。亲历其事的怀来县令吴永、曾回忆，当时慈禧和光绪一起召见臣下，光绪“见臣下尤不能发语”，一定要等慈禧说：“皇帝，你可问话。”这时，他才开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声极轻细，几如蝇蚊，不是习惯了根本听不到（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对于光绪的性格气质，史学家萧一山亦有论述，他说，“殊不知这皇帝从小孩子就扶养在慈禧手里，‘积威既久，视如狮虎，战战兢兢，胆为之破’。原是一个怯懦无能的人，安能望其独断独行，如秦始皇、唐玄宗一样！”（《清史大纲》）这一看法，是具有代表性的。德龄公主这样回忆道：“老实说，外面的人，对于宫里的规矩是怎样的严厉，待母之道又是如何的苛刻，恐怕并没有多少概念。迫于这种礼教，皇帝不得不放弃很多事情。”
西哲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面对慈禧，光绪显然说不出“我爱母后，我更爱维新”的话来，其内心里对慈禧还是相当畏惧的。他的性格里，软弱的成分还是比较多。——试想，如此一种性格气质，又怎么能担当得起变革国家政治社会的大任呢？
急躁冲动，认不清形势
当社会急速转型变革的时候，执政掌舵的人必须具有雄才大略，才能掌控大局。否则，就有可能产生政变，发生动荡。
很明显，光绪并不是这样一个人。急躁、冲动、易怒，这些性格弱点成为他推进政治改革中不可忽略的绊脚石。
这种性格，从小就有所表现。光绪九年（1883）五月初二日，十三岁的光绪按时到书房听课，他长了口疮，不愿读书，孙變臣老师却想照常讲授，结果光绪大怒，甚至把一个碗摔破了。翁同龢等人连忙细语相劝，才得平息。事后，翁同龢叹道：“圣性如此，刚柔两难着力。”（《翁同龢日记》）此事虽小，透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光绪性格的急躁难耐来。
倘若，只想做一个平常的国君，性格上有这些缺陷也无所谓。历史长河中，有多少荒唐皇帝演绎了多少荒唐的事啊！关键是，光绪想当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皇帝。那么，任何一点性格上的不足，都有可能导致其宏图大志的失败。
单看光绪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即可知道他对大局的把握能力相当有限。从历史潮流看，变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流向，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我们也知道，任何社会的变革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之后的一百多日时间里，光绪共发布维新诏令一百八十条之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折算一下，每天颁布近两条法令。这种密度，叫人应接不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变法中的有些措施对于传统的做法，达到了颠覆的程度，许多人在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另一部分人感到了震惊和恐慌，变法触动了他们多年来的利益和梦想，这部分人成为了变法的坚定反对者。
比如，1898年6月23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废八股、改革科举制。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梁启超说，诏书发布后，“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梁启超所说情形，恐怕只代表了维新人士的看法。对于那些正在准备功名考试的士人们来说，这不啻为晴天霹雳。其实，梁启超自己早预料到，废除八股文考试，“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事实正如他所言，这一变革措施激起了士人们最为激烈的反抗，也给了慈禧一派顽固势力以口舌。
整个变法，按照一种暴风骤雨的速度向前推进，就像光绪急躁敏感的性格。然而，大凡暴风骤雨，常常难以持久。变法很快就失败了。
光绪太天真了。自己是皇帝又怎样呢？如果条件还没成熟，单凭强力推动，这样的变法很可能夭折，偶尔有一点小成功，果子只能是青涩的。
光绪当然不懂这些。还有一点他大概也不清楚，以为什么都能搞掂的他，实际上“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处境十分艰难。连自己所处的位置都看不清，悲剧的结局自然不用再说了。
用人视野单一化
光绪一朝，名臣如星，辉煌灿烂的倒有许多。但真正又有几个人为他所用呢？
张之洞、袁世凯等算得上能吏、干才，他们对光绪不冷不热，有时虚与委蛇，有时甚至阳奉阴违。
算一下光绪最信任的人，地位较高的当算翁同龢。除此之外，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帮人。这帮人思想开明、学识丰富、敢想敢干，但光绪似乎忘了，面对以慈禧为首的强大反对派，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实力，其他自然是不值一哂了。旧党的干将荣禄就说过：“让他们乱闹几个月，等罪恶贯盈好了。”
不能否认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思想家在推动历史进程上的作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他们的能力只配算是思想家或者文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们峻急地推动变法，不顾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条件，实际上是把光绪往沟里带。结果，“戊戌六君子”血溅京师，康、梁二人逃往海外。
或许，光绪想到了运用地方大员力量。但，大多数人并不是真的倾向变法，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袁世凯这时在天津小站练兵，光绪破格赏他侍郎官职，想拉拢他帮忙。袁世凯权衡利弊，觉得光绪不可能成功，反而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张之洞属于革新派里缓进主义者，变法失败后，他度过了慈禧的信任危机，继续了自己的事业，但对于光绪所期望的伟大变革来说，可以说于事无补。陈宝箴作为巡抚，在湖南支持变法，但一省之力，到底难支，其中还有许多力量相掣肘，终至只能承受被革职的处分。
随便数数这几个人，可以看出光绪的用人视野是比较狭窄的。所用的人有思想的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又不愿以身试险为他所用。人才常常是一场战争的决胜因素。手头就这么些人，光绪怎能把自己的事业推向辉煌呢？
纵览以上多种缘由，可以看出光绪的悲剧不可避免。2008年，由戴逸教授等13位专家联合撰写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称，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就是说，光绪最终被毒死了。——凶手是慈禧吗？这大概只能是个迷了。但这个悲剧的结局，我们早就预料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