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今年春天，我有了一个月的空闲时间，于是便把一套《周作人自编文集》找来，细细读过。读毕，感慨良多。知堂老人的文章大多写于七八十年以前，但在我看来，这些上世纪初的文字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作者周作人眼光深邃有见识，所以文字便具备了难能可贵的历史穿透力；二是我们的社会似乎在某些方面停滞不前，所以其文字便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它的针对性。
看来，时光的脚步总是"匆匆太匆匆"，像一个壮健的青年，疾步如飞；而社会的脚步则是"比缓慢更缓慢"，像一个衰朽的老人，步履艰难。
《狗抓地毯》："蛮性的遗留"
在文章开始，周作人写道：
"美国人摩耳给某学校讲伦理学，首五讲是说动物与人之'蛮性的遗留'的。经英国的唯理协会拿来单行出版，是一部很有趣味与实益的书。他将历来宗教家道德家聚讼不决的人间罪恶问题都归诸蛮性的遗留，以为只要知道狗抓地毯，便可了解一切。"“1”
那么，狗为什么喜欢抓地毯呢？"据摩耳说，因为狗是狼变成的，在做狼的时候，不但没有地毯，连砖地都没得睡，终日奔走觅食，倦了随地卧倒，但是山林中都是杂草，非先把它搔爬践踏过不能睡上去；到了现在，有现成的地方可以高卧，用不着再操心了，但是老脾气还要发露出来，做那无聊的动作。在人间也有许多野蛮（或者还是禽兽）时代的习性留存着，本是已经无用或反而有害的东西了，唯有时仍有发动，于是成为罪恶，以及别的种种荒谬迷信的恶习。"
摩耳的话给了周作人足够的启发，他由此想到当时的社会：
"这话的确是不错的。我看普通社会上对于事不干己的恋爱事件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也正是蛮性的遗留之一证。至于憎恨得恋者的动机却没有正大堂皇，实在只是一种咬青儿的背脊的变相，实行禁欲的或放纵的生活的人特别要干涉'风化'，便是这个缘由了。"
说到"风化"，笔者很自然地想到沈从文的小说《夫妇》。一对年轻人，"因为新婚不久，同返黄坡女家去看岳丈，走到这里，看看天气太好，于是坐到那新稻草积旁看风景，看山上的花。那时风吹来都有香气，雀儿叫得人心腻，于是记起一些年青人应该做的事。"“2”
这对年青夫妇在青天白日下做了一回爱，结果被几个乡下人偷窥个正着，于是，他们义愤填膺，不由分说将两个大胆的年青人捆了起来，打算送到官府惩处。寂静的乡村瞬时热闹起来，有人高声喊道："看去看去，捉到一对东西。"声音里流露出的喜悦仿佛过节一般。
我们先看女性村民是如何评价这对大胆的年青夫妇的："妇女们走到这一对身边来时，各用手指刮脸，表示这是可羞的事，这些人，不消说是不觉得天气好就适宜于同男子作某种事情为应当了。"再看看一个想乘机揩油的男子村民的嘴脸："一个满脸疙瘩再加上一个大酒糟鼻子的汉子，像才喝了酒，把酒葫芦放下来到这里看热闹的样子，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一下，在那里自言自语，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一面拿荆条打，打够了再送到乡长处去。他还以为这样处置是顶聪明合理的处置。这人不惜大声的嚷着，提出这希奇主张，若非另一个人扯了这汉子的裤子，指点他有'城里人'在此，说不定把话一说完，不必别人同意就会动手做他想做的事。"
在我看来，村民们的义愤填膺，村民们的粗暴行为，正是周作人所说的"蛮性的遗留之一证"。
当然，还有一些村民是出于妒忌，出于一种猥亵的心理，才对这对年青夫妇大为恼火大为憎恨的。这一点，沈从文在小说里说得很明白："正因为是真实的夫妇，在青天白日下也不避人的这样做了一些事情，反而更引起一种只有单身男子才有的愤恨骚动，他们一面想望一个女人无法得到，一面却眼看到这人的事情，无论如何将不答应的，也是自然的了。"
沈从文笔下的"单身男子"正好验证了前面周作人所说的那番话："。。。。。。至于憎恨得恋者的动机却没有正大堂皇，实在只是一种咬青儿的背脊的变相，实行禁欲的或放纵的生活的人特别要干涉'风化'，便是这个缘由了。"
我认为，沈从文的《夫妇》可以作为周作人《狗抓地毯》的注解来读，当然，反过来也行。总之，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是一对左右开弓的"组合拳"，在它的重击下，人身上的蛮性现出了原形。
人类虽说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但人毕竟是两足无毛之动物，有蛮性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关键是，作为文明社会中的高等动物，我们要时刻警惕身体里的蛮性，要让体内的蛮性停留在僵死、冷冻状态，不能让其苏醒、复活。
也许有人会说，比起沈从文笔下的乡村，我们现在的社会要进步多了；比起沈从文笔下的村民，我们当代人要文明多了，所以，沈从文小说中所提及的事已成过眼烟云，不会再发生了。事情果然如此乐观吗？我看未必。当年，翁帆、杨振宁喜结良缘，报纸和网络不是因此很发了一回高烧吗？本来，人家情投意合，人家喜结良缘，"干卿底事？"我们又何必如此"热心"如此喋喋不休呢？更有甚者，竟然从翁杨恋扯到所谓的"道德""风化"问题。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在一篇题为《警惕"翁杨恋"的负面效应》的文章中，作者说得非常露骨、轻率、粗俗：
"既然是名人，除了在专业领域是专家外，在社会道德、人生设定等方面也应该是道德楷模。名人的社会影响力远远大于常人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健康、正常、正面的价值引导可以促使社会向着更健康、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减少社会隐患，反之，用不负责任的做法违背传统道德，不仅是个人思想品德的不够高尚和坦荡，如果这种行为不但不受到批评，反而受到肉麻表扬，得到变相鼓励，就会形成巨大的道德破坏力。
再说深刻一点，当事女性未来的生活是更长远的，就是她自愿用身体换来名誉和影响，内心很自愿，她的未来的漫长的孤独的来路由谁来陪伴？当时的男性能够负责到底吗？这恐怕就不能说是一种以人为本，而更是一种不够人性、不够宽厚的残忍精神折磨。打着人性化光环的老夫少妻的结合的背后有着难以掩饰的人性的阴影，是牺牲了少妻的人性需求为前提的变相交易。"
你看，该作者说得多么危言耸听，竟然说翁杨二人的自由恋爱行为"会形成巨大的道德破坏力"，且武断地认为二人的合法婚姻是"交易"："打着人性化光环的老夫少妻的结合的背后有着难以掩饰的人性的阴影，是牺牲了少妻的人性需求为前提的变相交易。"如此道貌岸然，如此口出秽言，直令人怀疑此人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还是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幸亏这位老兄手中没有权力，否则，还不知道他会怎样处置翁杨二人，尽管如此，他的这番粗野言辞也给了当事人足够的伤害。
令人悲哀的是，在中国，多管闲事之徒似乎不在少数，正如周作人说的那样："很平常的一件结婚，却大惊小怪的发出许多正人心挽颓风的话"：
"到了现在至少那些青年总当明白了，结婚纯是当事人的事情，此外一切闲人都不配插嘴，不但没有非难的权利，就是颂扬也大可不必。孰知事有大谬不然者，很平常的一件结婚，却大惊小怪的发出许多正人心挽颓风的话，看了如听我的祖父三十年前的教训，真是出于'意表之外'，虽然说'青年原是老头子的儿子'，但毕竟差了一代，应有多少变化，现在却是老头子自己'夺舍'又来的样子了。"
看了周作人的这番话，再听听那些对翁杨二人的非议之声，真予人以今夕何夕之感，让人不能不像周作人那样发一句感喟：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认为读了《狗抓地毯》一文，至少有两点好处：
其一是对我们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周作人在《杂感十六篇》中曾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里的一个人，不过有这一点，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谨慎了，像癞病患者一样摇着铃铛叫人避开，比起那吃人不魇的老同类来或者是较好一点了吧。"“3”
那么，读了《狗抓地毯》，自己知道有蛮性藏在身上，言谈举止就会小心谨慎，就会十分警惕，不让身上的蛮性发作；相反，如果浑浑噩噩对身上的蛮性一无所知，或骄傲跋扈拒绝承认身上有蛮性，就会一不小心"引爆"身上的蛮性，甚至在蛮性发作时还以为自己是伸张正义哩。
其二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周作人在《关于妖术》一文中写道："文明是什么？我不晓得，因为我不曾研究过这件东西。但文明的世界是怎样，我却有一种界说，虽然也只是我个人的幻觉。我想这是这样一个境地，在那里人生之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尽可能地减少下去。我们的野蛮的祖先以及野蛮的堂兄弟之所以为野蛮，即在于他们之多有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4”
虽然，社会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虽然我们的社会比以往文明多了，但既然"人生之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依旧存在，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还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文明，或者说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待提高。
周作人弟子废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与野蛮的距离有时很难说。"读了周作人的《狗抓地毯》，我也有了和废名类似的感慨。
有人说周作人的文章闲适冲淡，我以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周作人的笔下也有火气十足、甚至血脉贲张的文字，以上所引的绵里藏针、柔中带刚的话就是如此。我以为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是不能不警醒不能不深思。
《论八股文》："服从与模仿"
在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5”
生活中，我们听到过很多人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但可笑而又可怕的是，这些慷慨陈词者所发出的并非是"自己的声音"，"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使他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结果，他们所发出的不过是"甩掉了思想的声音"（柏桦语）。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梁漱溟有过一次关于"雅量"的争执。刘克敌先生《梁漱溟的最后39年》对此有详细的叙述，现简要复述如下。
梁漱溟在发言的一开始说：昨天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但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说了不到十分钟，会场就有人起哄，不让他讲下去。但梁不为所动，继续发言，且再次和毛泽东发生争执。
梁漱溟说："我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毛泽东的回答是："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现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说："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雅量。"
梁漱溟当众顶撞毛主席，显然激怒了与会者，台下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让他滚下台，阻止他的胡言乱语等等。
不过，毛泽东还是有风度有雅量的，他制止了会场的骚乱，对台下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提议让他在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但梁漱溟确实很倔强、固执，他竟然不肯领主席的情，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说："我有许多事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梁漱溟如此"不识抬举"，台下人听了更为恼火，会场再次出现骚动，而毛泽东也没有耐心再和梁漱溟争执下去，他最后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一个会上讲话。"“6”
毛泽东说的没错，正是"大家"不让梁漱溟说话，正是"大家"不赞成也不想听梁漱溟讲话。问题的关键是，"大家"为什么不让梁漱溟讲话、为什么要喝令梁漱溟滚下台来呢？他们义正词严的话是不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呢？非也！"大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觉察到梁漱溟已经失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对梁漱溟的真实态度，于是便群情激愤群起而攻之。当初，梁漱溟是毛泽东的座上客时，"大家"对梁漱溟毕恭毕敬一片颂扬，而现在，当他们发现"上头"的态度发生变化，他们也就有了另外的行动。所以，我认为，他们慷慨激昂的声音根本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而是应声虫似的"甩掉了思想的声音"，这种声音十分可怕，因为它们声势浩大、咄咄逼人，且来自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使你无所适从无从分辩。面对这种"甩掉了思想的声音"，倔强的梁先生也不能败下阵来，检讨、认错。
在中国，像梁先生这样性格刚直、勇于思考者虽不能说多，但也不算少。我认为，彭德怀也是一位刚直勇猛敢想敢说之人，然而，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甩掉了思想的声音"，我们身经百战的彭大将军除了屈服又能怎样呢？
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后，彭德怀从7月3日到7月10日共作了7次发言。以下是其发言的片段。从这些片段可看出，彭总的措辞非常激烈、严厉。
"1959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7”
彭总的这些言辞尖锐的话，令毛泽东十分不快，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因此发生改变，他正酝酿由"批左"转向"反右"。8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明确表示目前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并且开始批判子虚乌有的所谓"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当"上面"的态度明朗后，其他人几乎整齐划一的转了向。正可谓听了"上头的吩咐"，下面就立即"有所行动"了。他们以比毛泽东更为激烈的言辞更为愤怒的态度批判声讨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无疑，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也是"甩掉了思想的声音"，它们以其排山倒海之势，逼得彭总不得不检讨、认错。虽然彭总有勇气和毛泽东争执，但面对来自"无物之阵"的"甩掉了思想的声音"，他却无可奈何--因为他根本找不到对手，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
在一个特定的年代，一个学养深厚、见识不凡的人，也会发出"甩掉了思想的声音"，譬如吴晗。
我们知道，吴晗因一出《海瑞罢官》而若火烧身。其实，吴晗本无意写《海瑞罢官》，是胡乔木要求他写这出戏的。胡乔木为何让吴晗写这出戏呢？因为毛泽东曾在会上表扬过海瑞，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的、直言敢谏的精神。"“8”
会后，毛泽东还嘱咐胡乔木，要他找人写文章宣传海瑞精神。
向来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胡乔木，马上执行毛泽东指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吴晗。吴晗很快完成了任务，且毛泽东对吴晗的戏也是很欣赏的。问题是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这时的毛泽东对海瑞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说："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毛泽东对海瑞的态度变了，而吴晗的"白纸黑字"却变不了，终于惹火烧身。平心而论，吴晗真是比窦娥还冤--本来是响应号召、贯彻指示、完成任务，没想到却是事与愿违、吃力不讨好直至因此丧生。
令人悲哀的，不仅仅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令人悲哀的还在于偶或有几个勇于思考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人，均难逃被批判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厄运，彭德怀、顾准、张志新、林昭，莫不如此。
有人曾说，文革中，只有一个大脑在思考，其他人不过是盲从、紧跟罢了。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在我看来，文革中震耳欲聋的喧嚣之声，不过是一个民族"甩掉了思想的声音"，那是一个民族陷入梦魇陷入灾难中的标志。
那些勇于思考敢讲真话者害怕的并非某个权威，而恰恰是这种疯狂的丧失理性的"甩掉了思想的声音"，正如柏桦诗中所说的那样：
那个生活在神经里的人
害怕什么呢？
害怕赤身裸体的纯洁？
不！害怕声音
那甩掉了思想的声音“9”
《中年》："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
在《中年》一文中，周作人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10”
我之所以注意到周作人这句话，是因为我发现，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目下的社会与周作人所说的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在目下社会，我们对一个人的道德管束很严，但对一个人的诚实与否却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置评。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嫖娼被抓后，复旦大学对他进行了如下处理：不再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不能再从事教学活动，取消其教授资格3年。大概陆德明自己也觉得挂不住，主动提出辞去经济学院院长一职。但复旦大学并不认可，而是以撤职论处。
有人对此这样评价："实际上，复旦大学做得太过了，相当不人道，简直是一棍子打死。去掉陆德明的院长头衔、开除党籍（如果他是党员的话）、罚款（如果真罚他几千的话）这些处分都是对的，但禁止他从事教学活动、取消教授资格则相当过分。因为：教授资格更是陆德明学问的证明，是他多年苦读思索所获得的学问的证明，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了？教授资格和嫖娼无关，去掉他教授资格明显是政治手段。"
我同意这种看法。历史上像陈独秀、胡适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有误入花丛的不良记录，但当时的社会对他们相当宽容，没有因此而取消两人的教授头衔。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的社会也像处罚陆德明一样处罚陈独秀、胡适，那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恐怕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吧！
不过，话说回来，复旦大学挥泪斩马谡，其目的也是从严治校，动机是好的。作为外人，虽可以持不同意见，但也应理解复旦校方的良苦用心。让我困惑的是，我们的社会对犯道德错误的嫖娼者处罚起来往从严从重而对不诚实的剽窃者却宽大为怀。
安徽某高校副校长伪造学术成果，被曝光后居然啥事没有，教授照当官照当。某市作协副主席因剽窃他人作品而被告上法庭。法庭判这位副主席赔偿原告八万元人民币。而这位副主席现在仍然身居高位，没听说组织要撤消他的副主席职务，也没听说有谁要取消他的的作家头衔剥夺他的写作资格。
看看周围发生的这些让人气闷又让人无可奈何的事，再来看看周作人的话："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不禁再次对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担忧起来，也许这是一个神经过敏者的杞人忧天吧。但愿如此。
《儿童故事序》："我说儿童读经之无用，与主张读猫狗讲话之无害，正是同一根据。"
2004年以来，"文化保守主义"非常活跃，他们大力鼓吹读经，还不遗余力提倡儿童读经。本来，笔者对该不该读经这一问题是无权置喙的，因为笔者才疏学浅，对经书知之甚少。不过，笔者在闲读时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幼年时熟读过经书者，说到经书总是深恶痛绝，大有寝皮食肉之恨；而那些半路出家的读经者，却对经书情有独钟，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也值得我们思索。
关于该不该读经的问题，我想周作人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周氏幼年时曾熟读过四书五经，然而周作人对经书的态度一定令"文化保守主义者"大失所望，因为周作人是反对读经的。
在《论语小记》一文中，周作人写道："近来拿出《论语》来读，这或者由于听见南方读经之喊声甚高的缘故，或者不是，都难说。我是读过四书五经的，至少《大》《中》《论》《孟》《易》《书》《诗》这几部都曾背诵过，前后总有八年天天与圣经贤传为伍，现今来清算一下，到底于我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我恐怕要使得热诚的儒教徒听了失望，实在没有什么。"“11”
周作人不提倡读经书，但并不是说他反对读古书，在《闭户读书论》一文中，周作人认为读经不如读史。
"但我觉得重要的还在于乙部，即是四库之史部。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正如獐头鼠目再生于十世之后一样，历史的人物亦常重现于当世的舞台，恍如夺舍重来，慑人心目，此可怖的悦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通历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见鬼，无论自称为什么，他都能知道这是谁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元形，自盘庚时代以降一一俱在。。。。。。。浅学者流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12”
看来，周作人要人读史书，不是要我们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更清醒地面对当下。而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要人们读经书则恰恰是要我们从现实中掉过头去。可以肯定地说，周作人比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关注现实或者说更清醒。
"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什么要提倡读经呢？且口头响应者还不在少数呢？周作人的一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一问题的线索。
周作人《关于命运》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在报纸上常看见枪毙毒犯的新闻，有时还高兴去附加一个照相的插图。毒贩之死于厚利是容易明了的，至于再吸犯便很难懂，他们何至于爱白面过于生命呢？第一，中国人大约特别有一种麻醉享受性，即俗云嗜好。第二，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以麻醉消遣。有友好之劝酬，有贩卖之便利，以麻醉玩弄。卫生不良，多生病痛，医药不备，无法治疗，以麻醉救急。如是乃上瘾，法宽则蔓延，法严则骈诛矣。此事为外国或别的殖民地所无，正以此种癖性与环境亦非别处所有耳。我说麻醉享受性，殊有杜撰生造之嫌，此正亦难免，但非全无根据，如古来的念咒画符读经惜字唱皮黄做八股叫口号贴标语皆是也，或以意，或以字画，或以声音，均是自己麻醉，而以药剂则是他力麻醉耳。"“13”
我有请列位看官特别注意周作人这句话："我说麻醉享受性，殊有杜撰生造之嫌，此正亦难免，但非全无根据，如古来的念咒画符读经惜字唱皮黄做八股叫口号贴标语皆是也，或以意，或以字画，或以声音，均是自己麻醉，而以药剂则是他力麻醉耳。"
由此，我终于理解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宣传读经的苦口婆心，原来，读经可以让自己进入浑然忘我飘飘欲仙的自我麻醉状态。看来，"文化保守主义"者不遗余力宣扬读经确实是出于一片诚意一片好心。
在我看来，"文化保守主义"者犹如酒宴上的"酒司令"，他一个劲地劝酒不是要拿酒精毒害你，而是让你品尝"杯中物"的妙处，让你直抵"微熏"乃至"酩酊"的人生佳境。倘若你非要做个痛苦的清醒者，那是你自作自受，是你把人家"酒司令"的好心肠当作了驴肝肺。
"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想把这句俗语送给大力提倡读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几年来，虽然读经之声不绝于耳，但读经运动在华夏大地却并没有蔚然成风。其实，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知道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你想，在节奏飞快、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大家都要养家糊口，怎么可能奢侈到拿出大把大把的时间来读经？如果像观赏韩剧那样去读经，那既是轻薄古人也是折磨自己最终还一无所获。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我们生活于同一时代，也要养家糊口，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拿出大量的时间来读经，这样，他们自己是否把经书读懂读透就很难说了。而如果他们自己在四书五经方面是"半瓶子醋"，却拼命鼓动别人去读经书，恐怕就不够严肃了吧。
周作人在短文《杨柳》中曾写这样一句话："然而说也奇怪，我于古文的反动偏是很乐观的，觉得这不会成功，因为复古的人们自己都是古文不通的，所可惜者是平白地害了许多青年变成不通而已。"“14”
我想，倘若把知堂老人这番话一字不动移过来用在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上，也是十分确切的。
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者"当中也头脑冷静者，他们知道自己在四书五经方面没有下过"童子功"，这辈子想把经书读懂读透是没指望了，于是，他们自然想到，读经也和踢足球一样要从娃娃抓起，就四处游说大力提倡儿童读经。然而儿童读经到底有啥好处呢？我想这一点周作人绝对有发言权，因为他在幼年时曾花了八年时间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古关于儿童读经，周作人的观点如下："我只想自己检察一下，小时候读了好些的圣经贤传，也看了好些猫狗说话的书，可是现在想起来，一样的于我没有影响，留下的印象只是猫狗要比圣贤更有趣味，虽然所说的话也不可靠。我说儿童读经之无用，与主张猫狗讲话之无害，正是同一根据。"“15”
当然，如果说儿童读经一点好处也没有，那也有欠公允。我认为，儿童读经的唯一好处在于：幼年读过经书的儿童如周作人，长大成人后，就会对经书深恶痛绝，就不会强迫自己的小孩和别人家的孩子去读四书五经，因为他深知，儿童读那晦涩艰深诘屈獒牙的所谓经书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一种折磨！
眼下，学钢琴的孩子越来越多，但钢琴家的数量并未因此水涨船高。绝大多数孩子因为幼年被家长强迫学琴，长大后，看到钢琴犹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恨不得上前把那无辜的钢琴砸个稀巴烂，对这样的心理我们应该并不陌生，想当初，那些高喊"打倒孔家店"的愤青们，不就是因为小时候饱读经书饱受折磨而把一腔怨气发泄到无辜的孔子身上吗？
蔼理斯是周作人所服膺的一个人，可以说，他的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位蔼理斯君也是坚决反对儿童读经的。他说："那些违反了许多教育名师的判断，强要命令小孩们读经，好叫他们对于这伟大文学及其所能给的好处终身厌恶的，那些高等官吏在什么地方可以找着，我可不知道。但是，在那些人被很慈悲地都关到精神病院里去之先，这世间是不大会再发现那《圣书》的了。"“16”周作人对蔼理斯这番论断作了如下评价："蔼理斯关于读经的话也很有意味，可供中国的参证，但此亦只以无精神病者为限耳。"“17”
这里，请允许我模仿一下周作人的话：蔼理斯关于读经的话也很有意味，可供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参考，但此亦只以无精神病者为限耳。
本来，文章写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笔者偶然间看到了周作人弟子废名的一段话，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我自然不能独自消受，还是将其抄录在下面，和列位看官们共同分享吧。
"但《四书》我从小就读过的，初上学读完《三字经》便读《四书》，那又是一回事。回想起来那件事何其太愚蠢、太无意义了，简直是残忍。战时在故乡避难，有一回到一亲戚家，其间壁为一私塾，学童正在那里读书，我听得一个孩子读道：'子为南容！子为南容！'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怎么今日还有残害小孩子的教育呢？我当时对于那个声音觉得很熟，而且我觉得是冤声，但分辨不出是我自己在那里诵读呢，还是另外一个儿童学伴在那里诵读？我简直不暇理会那声音所代表的字句的意义，只深切地知道是小孩子的冤声罢了。再一想，是《论语》上的这一句：'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子。'可怜的儿童乃读着'子谓南容！子谓南容！'了。要说我当时对于这件事愤怒的感情，应该便是'火其书'！别的事很难得激怒我，谈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每每激怒我了。"“18”
读了废名这番怒发冲冠的话，我为我自己感到庆幸，因为我没赶上读经时代；我也为我的女儿感到庆幸，因为她也没有赶上读经时代；我还要为将来的小朋友庆幸，因为你们的家长或许会强迫你们学钢琴但绝不会再拿四书五经来摧残你们如花如梦的童年了。
愿读经时代永远成为历史成为昨天的噩梦。
注释：
“1”引自周作人著：《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98页
“2”引自沈从文著：《萧萧集》岳麓书社1992年出版第123页
“3”“4”“12”引自周作人著：《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34、111、114页
“5”“10”引自周作人著：《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79、54页
“6”引自刘克敌著：《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74页
“7”引自尚定著《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38页
“8”引自叶永烈著：《毛泽东的秘书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24页
“9”引自柏桦著：《往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85页
“11”“13”“14”“15”“16”“17”引自周作人著：《苦茶随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4、113、127、78、155、156页
“18”引自废名著：《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