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从全程式观照的视角出发，以英雄传奇的叙事方式，描绘出梁山义军的发生、发展、壮大到接受招安及最终解体的全过程。梁山起义的原因是“乱自上作”（金圣叹语）全书开篇先写奸臣掌权，天下无道，公理不行，所以才需要侠义之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取不义之财的正义行为，也才有了后来的走上梁山、集体对抗官府的军事行动，清人王韬有言：
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致于穷途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盖于宋室不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赏善罚恶，倒持其炳，贤人才士，困踣流离，至无地以容其身。其上者隐遁以自全，其下者遂失身于盗。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读《水浒传》方谓读《水浒传》者也。
所以此书主要是以道义（“天下无道”）和政治（“奸邪坏固”）的角度展开叙事而非从经济关系来反映民众诉求。在此从叙事角度来探讨一下梁山起义的性质问题。
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经历了一个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两个转变，一是表现行动转变的口号，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二是表现思想转变的改“聚义厅”为“忠义堂”。
首先来看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林冲被逼上梁山落草后有：“从此五个好汉在梁山泊打家劫舍，不在话下。”不独林冲，这一百零八人中，未上梁山时许多都是如此：菜园子张青、孙二娘、张横、燕顺、王英等等。随着势力壮大，梁山需要一个明确的纲领来统一和指导大伙的行动，同时又可以藉此纲领来吸引更多的英雄好汉上梁山。于是梁山泊便挂出一面大旗，上书“替天行道”。第19回，作者以“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才汉便来”结尾。第20回林冲更以明确的语言对梁山的变化作了总结：“今日山寨，天幸得众豪杰相聚，大义既明，非往日苟且。”金圣叹于此批曰“十字洗出梁山泊来”，这一“洗”正是新旧梁山之变。宋江上山后，更明确了这一纲领：“……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第60回）。自此，小说也便有这样的描写，“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要百姓，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但凡攻克城池，便打开仓：“将粮米济满城百姓”，“余者装载上车，运回山寨”，“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处”（第71回）。
“天”在中国传统士人思想中指代很清楚，那就是政权最高统治者的象征，还包括有“道义”、“天理”等。“君权神授”，天子之权得自于天，替天行道，也就是替天子分忧，为万民纾难，清除国蠹。这为后来走上招安之路作了全面的铺垫。这也是作者的一种理性诠释，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知识者要给这群绿林响马的举事行为以名正言顺的理由。
其次，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聚义厅是好汉们共襄大义、歃血为盟的中心之所，又是规范群雄思想和行为的礼仪之场，“义”之一字，集中代表了他们共同的人格取向和行为目标。“聚义厅”在晁盖手中已初具规模，发挥了巨大作用，吸引四方豪杰纷纷而至，这一时期“义”是行动指标，这是一个暗伏的潜在趋向，到最后真有可能如李逵所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而宋江上山执掌政权之后，“将‘聚义厅’改‘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键，不可草草看过”（第60回）。从此梁山的行动成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完成了一般伦理向政治伦理，游侠文化向正统文化的靠拢与演变。宋江所改之“忠”，既含有“忠君”之忠的“私忠”成分，因而常怀有“保境安民”为国效力的热忱与志向。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又包含着对梁山人格的文化整合，其目的是转化心志，臣服正统，成就大我。要把这一群打家劫舍、亡命江湖的血性汉子引向一条光明大道，必须先化去其盗习，整合与提升其人格，最终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成就“大我”的境界。再者从作家看，又是一种大传统文化对小传统文化的整合，正统观念对民间思想的改造。《水浒传》故事在从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加工改造的过程中整合了民间文化。作家要把他们塑造成作家希望他们成为的英雄，所以才扼住他们托胆称王，图谋霸业的意图，保留了他们的游侠传统，又让他们符合政治伦理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想让人物忠、义两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文人的参与把“通俗文化”进行深层改造，在改造过程中把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江湖精神与报国情节彼此掺合，写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多层次的立体的文本。
作家所安排的这两种转化使梁山起义的性质发生变化，梁山好汉们在“忠义双全”的价值实践中找到了自我，又在这一价值召唤中丢失了自我；既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举义起事，又在这一旗帜的指引下接受招安，同类相残，这就直接指向了“招安”的结局。“招安”是全书受人关注的焦点，不同论者有不同观点。激进的论者认为是投降，但道统的观点认为这是唯一正途。只有招安才能显示其“替天行道”的真诚性。作家在此也显示出矛盾心态：一面积极张罗招安；一面又以冷峻的笔调和哀伤的情感，写出招安后的悲惨结局，用血的事实说明招安的悲剧，主观肯定与客观否定所造成的内在矛盾，曾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这样一种两难取舍的态度背后，隐藏着理想与现实难以统一的矛盾。一方面想以“招安”的方式，为梁山寻出路，为国家揽人才，这样就可以成就梁山好汉们“忠义双全”的人格价值，但作者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这是作者的感叹，也是历史的明证。招安是作者无奈之下安排的悲剧，但也给梁山人格以崇高而伟大的价值许诺，使他们虽死犹生，永垂不朽：“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第120回）这也是作者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并最终很无力地让皇帝醒来，认清梁山好汉的忠义之心。但这已丝毫不能让悲剧性缓解。这是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悖论，一个人的一厢情愿是无能为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