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对梦的问题再讲最后几句。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梦，像他的过失和他的自由联想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他的症状的意义，以及揭示他的力比多的分配方式。以愿望满足的形式它们向我们显示什么愿望冲动服从于压抑，以及摆脱自我的力比多又依恋于什么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梦的解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在一些病例中，它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我的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我们已经知道睡眠状态自身导致有关压抑的某种放松。既然压抑的沉重压力得到减弱，于是被压抑的冲动在梦中要比在白天的症状中有更为明白的表示。因此，梦的研究成为了解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最为便利的方法，这种脱离了自我的力比多形成了被压抑的力比多的一个部分。
但神经症患者的梦在任何主要的方面都与正常人的梦没有什么不同；确实，它们简直无法区分。要是说对于神经症患者的梦的解释不能用来说明正常人的梦，那就太荒唐了。因此，我们必须说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人之间的不同只在白天成立。就梦生活来说，这种不同就不能成立。我们不得不将有关神经症患者的梦和症状之间所得到的那些结论适用于健康的人。我们不能否认健康的人在其精神生活中也有那些形成梦或症状的因素；并且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们也可以构成压抑，而且要花费一定数量的能量来维持这种压抑的力量，他们的潜意识系统也储藏着富有能量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他们的力比多的一部分已脱离了自我的支配。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实质上也可以算做是一位神经症患者；但是梦成为他能够形成的唯一的症状。实际上，如果你们对于健康人清醒时的生活加以仔细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与这一情况相矛盾的东西，即这个似乎健康的生活也有许多琐碎而实际上不重要的症状。
这样，神经质的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区别可缩小为一个实践的问题，并且可由结果来决定——如通过这个人究竟能否留下足够的享乐和胜任能力。这个区别或许可追溯到仍然自由的能量和受到压抑束缚的能量之间的相对大小，并且是一个量的而非质的差异。有必要告诉你们这个发现是对下面的信念的一个理论说明：即神经症虽然建立在体质倾向的基础之上，但原则上有治疗的可能。
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的梦的一致性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健康的特点。但就梦本身而言，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论：（1）我们不应使它脱离与神经症的症状的联系；（2）我们不应认为它们的基本性质可完全被压缩为“将思想转译成为古代的表现形式”这样一个公式；（3）我们必须假定它们为我们展现了力比多分配和实际存在着的对象精神发泄。
我们不久就要结束演讲了。你们可能会感到失望，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治疗的主题，我却只给你们讲些理论，而不谈治疗时的情况和治疗的结果。我不讨论这两者：前者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给你们就如何进行精神分析做实际指导的意图；后者是因为好几个原因使我避开这个问题。我们在开始演讲时，我曾强调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决不会次于其他方面的医学治疗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我现在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补充——即其他的治疗方法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成功的。如果我在此还要再夸大其成果，那就不免使人怀疑我是在自吹自擂，并想以此消除反对者的驳斥了。我们医学界的“同事们”曾多次反对精神分析（甚至是在公众的集会上也是如此），他们指出，如果将分析的失败和有害结果的情况公布于世，就使受害的公众明白这种治疗方法是毫无价值的。但是，避开这种做法的恶意不说，就失败材料的收集本身来说不可能形成对分析的治疗效果的正确判断。你们知道分析治疗还处于其年轻时期；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确定其技术，并且这只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和在不断增长的经验的影响下才能实现。由于传授这种技术的困难，初学精神分析的医生要比其他专家更要设法发展自己的能力，他早年的分析治疗结果决不能用于作为判断分析治疗效果的依据。
在早期的分析期间，人们错误地进行了许多治疗的尝试，因为即使分析者对那些不适合于采用分析疗法的各种病症也要进行治疗，而现在根据我们有关治疗法的特征，我将这些病症不包括在这种治疗之中。但这些疗法也只能通过实验而获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知道妄想狂和早发性痴呆症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时，分析法就不能发挥其效能了，当然，我们有权利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各种错乱现象。但这些早期治疗的大多数失败不是由于医生的错误，或对患者不适当的选择，而是由于不利的外部条件。这里，我们只讲过患者不能避免和战胜内在的抵抗。而来自于患者环境的外在抵抗虽具有很小的理论意义，但都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精神分析治疗可以与外科手术相比，须施用于最适当的情形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你们知道外科手术采用很多前期的预备措施：合适的房间、好的灯光、助手、回避患者的亲属等等。现在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外科手术都处于患者全家面前，家人都来围观，看到手术就大声地哭叫，那么这样的手术能有几次收到疗效呢？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亲属的干预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而且是一个人们不知道如何对付的危险。我们的目的在于患者内心的抵抗，并知道它不可避免；然而，我们应怎样防御这些外在的抵抗呢？我们既不能通过任何解释可以说服患者的亲属们，又不能劝说他们使其站在一边不管；并不能对他们以实相告，因为这样做，只能会失去患者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话，患者将会要求我们这些他曾经信任的人要为他着想（这当然是正当的要求）。作为分析者，凡是知道患者家庭分裂内幕的，都会对患者的亲属不愿患者恢复健康，而宁愿他的病情不要好转感到惊讶。如果神经症来自于家庭的冲突，那么家中的那些健康人就会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患者健康的恢复更为重要。既然丈夫认为妻子在接受治疗时会暴露自己的罪恶，那么就难怪他对这种治疗不感兴趣，丈夫的这种外在的抵抗和患者妻子的内在抵抗相叠加，使我们治疗的努力遭到失败和中断，我们对此自然不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实际上在从事一件那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工作。
我不想报告大量的病例，在此，我只给你们讲其中的一个。出于医疗职业道德的考虑，在这个病例中，我不得不逆来顺受。多年来，我对一位少女进行分析治疗，她由于焦虑的缘故，有时不敢上街或独自呆在家中。这位患者后来承认她曾偶然地看到母亲和她家的一位好朋友发生性关系。但她很不老练地（或很敏感地）将分析时的情况向她母亲进行了暗示，她向母亲表示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1）改变自己对母亲的行为；（2）坚持除了母亲外没有人能使她摆脱独处的焦虑；（3）当母亲要外出时，她焦急地锁上门。她母亲本人过去曾患过神经症，但几年前已在本疗养院治愈了。或者进一步讲，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男子，之后二人过从甚密，并使她得到充分的满足。女儿的强烈的要求引起她的注意，并且她突然明白了女儿的焦虑的意义：女儿使自己患病是想将母亲软禁起来，并剥夺她和其情人的联系所需要的来往自由。母亲迅速地下决心，并结束这一对自己有害的治疗。她把女儿送入一个神经病疗养院，并且多年来一直用来证明她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可怜的牺牲品”。我也因此为人所诋毁，要为这个不幸的治疗结局承担责任。我之所以不作声，是因为我为职业道德所束缚。很久以后，我从我的一位同事（他曾访问过这个疗养院并看到过这个患恐惧症的少女）那里得知，这位少女的母亲和那位家庭的好朋友的深交已成为这个城市的公开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亲对此事可能已默许，这样，正是这个“秘密”使这个治疗成为牺牲品。
大战之前，各国的患者都纷纷前来求诊，这使我不管别人是否支持我们自己的城市。我遵守一个规则：凡属生活中的重要关系，如果患者未达到法定年龄，不能独立，就不为其诊治。然而并非所有的精神分析者都遵守这一点。或许你们会认为，因为有关患者亲属所发生的警告，我会为了使分析顺利进行，而要使患者离开家庭，只有离家别友的人才可受到治疗，然而，我不能赞同你们的这一认识。患者（至少不是精疲力竭的人）在治疗时，如果仍要对日常生活所施加于他的要求进行反抗，那么会更有利于治疗。但是，患者的亲属不应该以自己的行为破坏这种有利的条件，不应该对医生的努力抱有敌意。但是，你怎么才会影响到这些你无法触及的因素呢？当然，你会推测出，治疗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社会环境和他家庭的教养水平。
这已使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逊色不少，难道不是吗？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归于外界因素的干预来解释我们的大多数失败。精神分析的朋友们劝我们把通过分析能取得的成功加以统计来抵消我们的失败。我却不同意这样做。我认为如果相比的单元相差太远，并且我们进行治疗的神经症病例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不具有可比性，那么这种统计毫无意义。再者，所能进行统计研究的时间太短，而难以判断出疗效的持久性。就许多病例来说都不可能加以报道：它们与患者对于他们的疾病及其治疗保守秘密有关，并且他们的恢复同样需要保密。对精神分析进行反对的最强烈的理由在于人们在治疗问题上表现得最无理性，以至于人们对用合理的方法完成治疗不抱任何希望。治疗的创新要么受到热烈的欢迎——如科克（Koch）首次发展有关结核菌的研究成果的情况，要么受到根本的怀疑——像杰纳（Jenner）的种痘术，它实际上是一种恩赐，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反对。有一种反对精神分析的明显的偏见存在。如果一个人治愈了一位严重的病例，就听到有人说：“这不能证明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患者自己也会恢复。”一位妇女患者已经历过四次抑郁和躁狂的交叠出现，当她在经历抑郁之后的间歇期到我这里来求治，过了三周后其躁狂症又发作时，她所有的家庭成员——以及一位名医，他曾为她进行过咨询——都认为这种新的病发乃是我试图分析的结果。我们对偏见毫无办法。你们今天仍可看到大战时，无论哪个盟国都对其他国家怀有偏见。最聪明的办法是等待，让这种偏见随时光而消失。终有一天这些人会用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思考；为什么他们早些时期没有这样思考，这仍然是一个谜。
也许反对精神分析治疗的偏见现在已经消退了。分析技术的不断传播，许多国家运用分析治疗的医生的日益增多都可证明这一点。在我还是一位年轻的医生时，我发现催眠暗示治疗正引起医学界的鄙视，其激烈程度正与现在“温和”（moderate）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驳斥十分相似。然而，催眠术作为治疗的媒介确实没有实现其原初的承诺。我们精神分析者可以说是它的合法继承人，我们不要忘记它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和理论启发。归于精神分析的有害结果，大多仅限于患者冲突加剧后的暂时现象，而这种冲突的加剧或者是因为分析的过于呆板，或者是因为分析中途突然终止。你们已听过我们治疗患者的有关情况，你们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是否是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导致了永久的伤害。分析的误用可能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那些荒唐的医生手中，移情作用是很危险的。没有任何医疗工具或方法能确保其不被误用。如果刀子不能切割东西，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用做医疗工具。
女士们，先生们，到此我已讲完了。我深深地认识到在我的演讲中存在着许多缺陷，这绝不是传统的客套话。我很惭愧我时常许诺要回到我讲得很少的话题，然而之后却找不到机会来实现。我要给你们叙述的东西现在尚未完成，正处于发展之中，而且我的简要的总结本身也不完全。在一些方面我已收集到可以得出结论的材料，而却又没有由我自己做出这个结论。然而，我的目的不是想要你们都成为专家，而只是想努力地激励和启发你们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