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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针早已转过七点，副市长冯开岭的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黄一平这边，手机和座机轮番响起。明达集团老总邝明达已是第三次电话催促，语气显得有点儿不耐烦。女儿小萌更是短信加电话，一个连着一个，声音里明显带了哭腔，甚至历数起爸爸往常不守承诺的斑斑劣迹。电话那头，妻子汪若虹也在边儿上推波助澜，埋怨丈夫不该在女儿过生日的时候如此拖拖拉拉。
既像个疲于应付的消防队员，又似逆来顺受惯了“夹棍气”的小媳妇，黄一平一边低声下气地应付邝明达，一边变着花样哄小萌。
其实，冯市长的办公室就在黄一平斜对门，中间只隔一道宽大的走廊。在阳城市的委、府机关，几乎所有书记、市长与秘书的办公室，都是这样的布局。如此设置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坐在黄一平的位置上，凡是从电梯上来进市长办公室者，必先经过秘书室，方便秘书为客人引路，或向领导请示、报告、预约，也可直接为领导挡驾；另一方面，两边门都开着的时候，黄一平稍一探头，就可以纵览对面市长办公室，领导有事招呼秘书，只要轻呼一声或一点头、一招手即可。眼下，冯市长那边门虽然紧闭，却依稀听得见里面嗡嗡嘤嘤的讲话声，只是不能敲门进去催罢了，即便邝明达在电话里叽叽歪歪也不行。
对于冯市长这个电话的重要性，黄一平当然心知肚明，或者说，也只有他才能洞察。电话响时，冯市长正好去了卫生间，黄一平照例代接。“您好，我是秘书小黄，请问您是——”，一串礼貌用语送过去，显示出黄一平的个人修养，也衬托出冯开岭乃至整个阳城市府机关的整体素质。对方回应却很淡然，并没有按照正常逻辑出牌通报姓名、身份，开口只道请开岭同志说话，而且声音明显压得很低。凭借多年秘书生涯历练出的超人听觉，黄一平一下便听出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声音，但既然对方没通报，他就绝不会主动招呼。这样的应对，与礼貌之类毫无关系，也不关乎个人自尊，而是一个优秀秘书的必备素养。在黄一平看来，倘若秘书职业也可独立成一个行当的话，那么这个行当里除了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显规则，肯定还会有若干鲜为人知的潜规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懂的不懂，何时该走在领导前边，何处当落在领导后头，诸如此类常识性的东西，大抵属于秘书应知应会的范围，是为显规则。而像年处长这样的特殊身份者，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打来这样一个语气明显神秘的电话，偏偏市长不在由他代接了，到底是否应当积极地显示自己的热情，主动介绍自己、称呼对方，却不是所有秘书都能像黄一平这般拿捏得准的。正洋洋自得间，冯市长刚好小解完进来，黄一平只说了声请稍等，便把电话递给领导，离开时又悄悄把门反锁了。
千万不要小看秘书黄一平上述貌似细微的举止，这恰恰显示出他是一个谙熟本行业潜规则的高手。有些人在秘书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直到头发掉光、牙齿全松、胡须皆白，也还是没能领悟十之一二，而黄一平仅仅在秘书岗位上做了十年，就已经烂熟于心乃至臻于化境了。这种悟性与修炼，也许就是当年那个道士预言的“天生秘书”一说吧，更显示出黄一平的“不俗”之处。“不俗”这个词，出自冯市长之口，说过不止一次，却从来不曾当着黄一平的面。何况，冯开岭本就是秘书出身，在阳城能得他如是评语，可见，既非敷衍之词，含金量也不算低。就因为这个“不俗”的评价，黄一平在秘书圈子里赚足了颜面。
年处长是冯开岭省委党校的同学，在部里主政市县干部处，据说马上就要提副部长了。这个时候的电话，肯定与来年初将要进行的阳城市府班子换届有关，事关冯市长本人的前途命运。
眼下，离换届还有半年多，民间就开始流传新一届政府班子人员组成。照例版本众多、变化万千、五花八门，唯有一个位置人选几乎铁定——四十五岁的常务副市长冯开岭，卸副转正，荣升阳城市长。据说，市府机关里已经有人开始提前行动，或是详细打听冯市长的朋友圈子、社会关系、个人爱好，或是拜托与冯市长私交不错的官员届时代为引荐、奥援。就连事务管理局食堂那帮人，往日只顾着丁松市长的川辣口味，此时竟也已着手物色调整小灶厨师，好让饭菜符合未来市长冯开岭的淮扬口味。原本在机关里不太引人注目的黄一平，也因此渐渐浮出水面被推向前台。公开场合大家当然不便明说什么，私下里就有人提前向黄一平道贺，说以后可要多多关照呀，或者苟富贵勿相忘呀，等等之类。也有相处甚好者干脆直言不讳，说冯市长转正了，你小子肯定会跟着捞个师长旅长的干干，难不成哥们儿也顺便沾点小光，在你手下弄个团长营长的还不行？黄一平呢，脸上依旧作刀枪不入状，嘴里打着哈哈：“嘁！我一人微言轻的小秘书，天生就是跑腿拎包的命，什么关照、富贵全是扯淡。”内心里哩，却灌了蜂蜜一样甜美滋润。
事实上，黄一平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只要冯市长一提拔，也就等于他提拔，套用了本地流行的两句俗语——跟哥哥进城、水涨船高呗。如此说来，这干部体制岂不又落入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俗套了？其实不然。对于领导与秘书这种同进同退、共消共长、相辅相成的关系，黄一平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解。记得在他刚进市委办公室不久，有一次参加秘书业务培训，当时还是最末一位副市长的冯开岭也来上了一课。作为在省、市委领导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秘书，冯开岭于秘书岗位体会尤深、心得尤精，特别在讲到领导与秘书的关系时，反复使用了两个成语——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八个字，当时就把黄一平给震了，也彻底颠覆了他对秘书职业的一些成见——原来，过去曾经被自己所不屑的秘书，并不如某些人理解的那样狭隘、猥琐与不堪。领导与秘书之间，不单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也绝不是主与仆、指使与服从这样庸俗的解读，秘书这个称呼更不是伺候人、拍马屁、逢迎献媚之类的代名词。唇与齿，亲密而不失独立、尊严，形象且饱含无限深情，领导与秘书之间由此而提升到高山流水觅知音、伯牙因子期而断琴的境界。也正是冯市长这句话，令黄一平对“士为知己者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当时就憧憬，要是能做冯市长这样领导的秘书，多好啊。幸运的是，仅仅四年之后，愿望即成现实，他与冯市长果真组成了相依相存的一对唇齿。
七点二十了，对门冯市长还是不见动静。这时，黄一平心里也有些焦躁起来。他的焦躁，倒不是完全出于邝明达和小萌的不断催促，而是对冯市长这个超长时间的电话，隐隐觉出一些不妙。
“怎么还没结束呢？是不是换届一事，出了什么麻烦？”黄一平想。
他知道，冯开岭本不是婆婆妈妈的性格，不要说打个电话，就连正式会议报告，都不太讲究虚与委蛇、起承转合那一套。班子换届脚步日渐迫近，据说省里已经着手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推荐物色合适的人选。年处长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应该属于无事不登三宝殿那种，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工作上的隶属关系，平时也一般不在上班时间联系。这次通话这么久，自然说明不单所谈话题重要，而且也许还碰到了什么毛毛刺刺的难题。闭门关灯，手机做了呼叫转移，绝对是请勿打扰的意思。这期间，所有打给冯市长的电话，黄一平都作了技术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电话约访，更是无一例外遭到婉转而坚决的拒绝。这种时候，身为一个称职的秘书，黄一平自会让冯市长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至于那个邝明达，尽管和冯市长关系很铁，与黄一平也是称兄道弟，本来冯市长早就答应晚上要帮他接待一个外商，据说明达集团正和对方商谈合资一个新项目，投资规模过亿美元，但是那个项目和冯市长的电话相比，还是不能相提并论。因此，黄一平没有理会邝明达越来越嚣张的火气。他真正有些心急并感觉内疚的，倒是家里的女儿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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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黄一平独自在办公室里神驰万里时，冯开岭与年处长的电话交谈进行得热火朝天。
冯开岭知道邝明达那儿有个晚宴，是个加籍华商来谈项目，请他出面接待一下，既代表了市里，又有私人情谊；秘书黄一平的女儿小萌今天过生日，下午就已经向他请了假；对面秘书室里的那只挂钟，每隔半小时也会自动鸣响一次，并且伴有语音提示现在是某时某分。可是自打接了年处长的这个电话，这些琐碎便统统隐于幕后，渐渐都不再存在了。
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年处长的这个电话更重要了。电话的内容，也让他非常吃惊。
明年初的人大、政协两会，全省地市一级政府将全面换届。阳城市长丁松任满一届多，年龄已经超过五十五周岁，铁定不可能连任。按照通行惯例，自己作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应当顺理成章接任市长一职。可是在中国官场，只要一日文件没下或者组织没找你谈话，就随时会有太多不确定因素，让这种所谓的惯例成为例外甚至意外。去年有一阵，盛传市委洪书记要到省里担任主抓农业的副省长，据说都已经有省里领导私下和他打过招呼，市里也有人开始张罗庆祝和送行，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至今没有下文。
“省委常委会刚刚听取了专题汇报，根据省委龚书记指示，市级政府换届方案将要作较大变动。有些情况可能连我们部里也无法掌控，你要有些思想准备。”年处长上来就直入主题，并无寒暄与过渡。
“能具体说说吗？”冯开岭知道，如果没有很紧急或很重要的变化，年处长不会在办公室用座机和他联系。
“龚书记和常委会也都是原则性意见，具体的条条回来后部里和处里还要再作细化，不过，有几点已经基本定下来了。”说话间，年处长那边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冯开岭知道他是在找会议记录。
果然，年处长开始照本宣科：“一是加大民主测评与推荐力度，参与测评、推荐的人员要更加广泛，更加具有代表性，其结果应当对干部使用起到更大作用；二是挑选候选人不再局限在一个小的范畴，视野要更加开阔，力争使参与性、竞争性更强；三是在注重德能勤绩的基础上，把廉洁提到更高的高度，坚决防止带病提拔，杜绝前边提拔后边落马；四是年龄、学历由硬杠子变为参考性依据，上下限制性条件不再像过去那样苛刻。大概就这么些吧。”
冯开岭一边听，一边悄悄用笔把要点记了下来。等年处长念完了，他其实已经大致领会了其中的主要思想。不过，由于事出仓促，他还是希望年处长能够解释得再明白一些。
“按照龚书记的意见，这次换届的干部使用政策，要体现改革创新精神，体现求真务实风格。”年处长的口气与腔调，已然有点省委领导的味道。
在年处长看来，这四条原则其实都是对既往沿用多年干部政策的一种颠覆。过去若干年内，像地市级政府换届、市长更替这样重大的干部变动，多以领导推荐、组织决定为主，决定权往往最终掌握在少数主要领导手上。所谓民主举荐、测评之类，或是走走过场，或是仅仅作为一种参考甚至装饰。近些年很多地方搞所谓票选，也只局限于任用科处一级干部。有的是主要岗位由领导圈定了，次要岗位拿出来投票，还有些则是领导先内定了，再搞个所谓票选装点一下场面。而现在，突然把民主测评、推荐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就不仅仅是几个领导点头决定就行，来自民间的观感与选票显得非常重要，甚至成为了决定因素。若是真要越过这个用人底线，那选人用人范围一下就呈几何级数扩大了。因此，以往一个市长退下来，大多遵循自然接替程序，即使常务副市长不是唯一人选，选择范围最多也只扩大到市委副书记这一层面。如今，一个市里委、府两边的所有市委常委、副市长，只要基本条件符合者，那就都可能参与进来，不确定性也会随之扩大很多。至于注重廉洁那一条，目前也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就像政治觉悟、思想品质之类的条件一样，只要没被双规、判刑的官员，个顶个都非常清廉。
“年龄、学历放宽，那才是最要命的，绝对不能等闲视之。要知道，就一个地市而言，只要年龄上下放宽一岁，学历左右降低一个档次，可能就意味着会突然冒出好几个竞争对手。”年处长语气突然加重。
“为什么一定要放宽年龄和学历呢？”冯开岭自然也着重注意到了第四条，并且对此很不理解。这么多年来，干部政策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唯独年轻化、知识化几乎成为铁律，而且近年来年龄卡得越来越小，学历定得越来越高，成就了不少人，同时也挡住了很多人继续前进的步伐。像冯开岭这样四十五岁、硕士学位的干部，正是上述政策的最大得益者。
“省委龚书记就是有感于不少年轻干部，整天热衷于改年龄、奔文凭，并无太多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上，结果造成某些人年龄很轻、学历很高、工作很糟，反倒使一些拼命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失去了竞争优势。龚书记说了，他这次一定要把这个框框破一破，哪怕将来他下台了，别人再把这条改回来。”年处长解释道。
“唉——！”一声叹息，道出冯开岭内心的万般无奈与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