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良所的地址在南门东，初建于清光绪年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一度停办，不久由地方乡绅恢复，后又改为官办。该所主要收容受压迫无出路妇女，包括不愿为娼、为妾以及被拐骗的女子。收容后组织生产、学习技术，并学习小学文化。凡有人领为妻妾者，经调查有赡养能力并捐助款项即可领出。据老人讲，当时，住在所内妇女们的照片挂在大门口外的玻璃橱窗内任人择配。一般市民，有愿意承领所女为妻、妾的，须出具申请，并找保人担保，经所里调查申请人的财产、职业、经历后，决定是否有赡养女方的能力。同时，还要经所里主管人和女方本人的同意。如果全无问题，再由申请人捐款后才能领出。
济良所虽是由“女权保障”所促生，其内部却也黑幕重重。宣统二年（1910年），天津人就见识了一起“一女两配”的怪事。天津城有个梆子小名角，名叫小莲芬，一天突然跑到济良所，声称自己受了委屈，不堪班主虐待，决定通过济良所这个渠道找个好人家。“小莲芬投济良所啦！”消息一经传出，应“聘”者接踵而至。竞争者队伍中，一个山西籍小伙子岳殿仁脱颖而出。此人26岁，在双街口德兴永颜料铺当伙友已十年有余，每月收入8元，足可养家，并且安分守己。小莲芬与岳殿仁见了面，双方都很满意。就在全部手续即将办妥之际，岳殿仁遇到济良所的“调查”，领人成亲的事遂被搁置下来。尽管岳殿仁哭哭啼啼四处诉苦，仍然无济于事。
转年七月一日，济良所宣称：领娶小莲芬的主家找到了，而且明天（七月二日）就成亲！领娶小莲芬的是天津的一位盐商，28岁的鲁志馨。济良所里的人说：“兹查有天津商人鲁志馨年28岁，现办盐务，夙称殷实。刻因尚虚子嗣，情愿请领该女作为侧室，俾延似续。敝所详加调查，甚属相当。除饬照章备具领保结状各一份外，并由该铺保具有倘再私自唱戏，情愿认罚银一千两保结一纸，存放以昭慎重。”在1000两银子的保证金面前，小莲芬的婚事就这样订了下来。那岳殿仁呢？他却是鸭子孵鸡白忙活，竹篮提水一场空。当时外界传闻，鲁家向济良所捐款2000元，不然济良所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的。
不知什么原因，济良所蓝大门在1929年前后就关闭了，“济良所，蓝大门，谁想娶妻去领人”，便也成了天津人的一句老俗话。
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场，如果不去逛，枉到天津上海走一趟
天津人如此看重劝业场，说明这里的确非同寻常。可以这样讲，当年的劝业场不仅仅是天津乃至北方最大的商场，而且是天津商业的象征、天津文化的记忆。
劝业场旧址原是天祥叫卖行的存货场，四周用木栏和铁丝网圈起，里面堆放着废旧木料和砂石等。天津巨商、德国洋行买办高星桥看中这块处于法租界的空旷地方，以每亩二万两银子的高价从英商先农公司手里买下了五亩二分的地皮，决计仿照上海“大世界”的规模，修建一座大商场。
商场于1926年筹建，共投资150万元。高星桥是主要股东。入股者有前清庆亲王载振、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等。该商场由法籍工程师穆勒设计。楼高七层，七楼上建有两层六角形塔座，上面有两层圆形塔身的穹顶塔楼，建筑面积共计2.4万平方米，内设大小店铺300多家。场地宽绰、气势恢弘，整座大楼体现出西方折中主义风格，足与上海大世界相媲美。
高星桥及股东们选择这个地方建劝业场是极有远见的明智之举。据说有一位股东起初不知道应该选址在什么地方，于是就派人到天津卫各条大街去作调查。他让这些人分别站在不同的路口，让他们每看见走过一个人就在自己的口袋里放一粒黄豆。最后，从各条大街回来的人把放进口袋里的黄豆倒出来一数，发现就是现在劝业场所在的这个地方人流最大，于是拍板决定，这家大商场就开设在这里了。
劝业场在当时不仅是天津最大型的商场，在中国北方各大城市中也难有比得上的。商场大厅内，高悬“天津劝业场”匾额，五个遒劲有力、庄严凝重的金字，出自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之手。当时曾流传着华世奎醉写匾额的传说，也为劝业场增添了光彩。场内还高悬“劝我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言联句，这四句冠顶第一字，恰是“劝业商场”四字。劝业场开幕时，高星桥请来了英国驻军的军乐队奏乐助兴，法国驻津领事也来祝贺，游人川流不息。
劝业场于1928年12月开业后，果然是生意兴隆人气旺。这里除销售日用百货、服装呢绒等商品外，还设置好多“天”字号的娱乐场所。如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会轩剧场、天宫影院、天露茶社、天纬球房以及夏季的天外天屋顶剧场等。这些“天”字号都是高星桥及其儿子高渤海独资经营的，其目的是与相邻的天祥市场大股东李魁元争生意；李家只有商场名字中的一个“天”字，高家则有“天”字一片。竞争结果，当然是高家获胜。劝业场里顾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天”字号游艺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天祥市场则望尘莫及。
来到劝业场，吃喝玩乐全都有。这儿不光是选购不同档次日用消费品和大众娱乐的“天堂”，还是读书人、文化人、收藏家购书觅宝的“乐园”。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劝业场，其四楼设有经营古董的柜台和专卖文玩字画的铺面，二楼偏西的部分专营古旧书及碑帖画册（后与天祥市场打通，天祥二楼亦主营古旧书）。据我所知，画家溥佐、书法家李鹤年、印人齐治源等均为劝业场的常客，他们都在这里以不高的价位买到可心的文玩器物和碑帖印谱。我自幼爱书好古，上小学时便常常徒步来到劝业场内，穿梭于书肆及古董柜台前，那些古玉、瓷瓶、印章、字画、旧书让我流连忘返。但我小小年纪，囊空如洗，只得攒点儿零花钱买几件“小玩意儿”。一只清代玉印盒是我花四角钱买的，一只带有光绪款的粉彩瓷小笔洗是我花两角钱买的，几本线装书加在一起才花费了一角钱……至于墙上悬挂的字画却不敢问津，也只是饱饱眼福而已。当然就是这些用仨瓜俩枣换来的小文房如今也都价值不菲。
同上海大世界一样，劝业场在天津人心中绝对是个叫得响的好去处。外地人到天津，谁都要逛劝业场，问路的人也常以劝业场来指那一带周围的地方。有位老天津卫人竟然说：“天津人买不买东西，都爱去劝业场逛逛。好像三天不去劝业场，就会觉得日月无光似的。”
进了大罗天，死了也心甘
“大罗天”位于今和平区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处，张园（孙中山及溥仪先后在此居住）的对过，旧时属日租界，1917年由广东籍商人修建，占地9400平方米，今已不存。“大罗天”曾在天津盛极一时，犹如“天堂”一般，有钱人和没钱人都将这里视为消遣游乐的绝好去处，故而天津旧时曾流传一句老俗话“进了大罗天，死了也心甘”。
所谓“大罗天”是道教语，指天外之天，即最高最广之天。道教认为茫茫宇宙有三十六天，而其他三十五天总系于大罗天，其他天都有限，而大罗天是无限且没有终极的。
天津的这个“大罗天”实为花园式综合游艺场。其正门有一尊广东佛山石湾窑烧制的“刘海戏金蟾”坐像，浅蓝色与红釉参差，略带紫色，在当时是国内绝无仅有的，格外引人注目。游艺场包括京剧院、露天电影、杂耍剧院（有曲艺、大鼓、时调、戏法等），并建有熙来饭店（兼旅馆）、小卖部，备有烟酒点心，还有台球房、套圈等赌博游戏。剧院后附设演员宿舍、厨房等。
大罗天游艺场开办后，居住在租界内的逊清遗老和北洋政府的朝野官僚政客，多来此游览消闲。该京剧院曾多次邀请名角梅兰芳、杨小楼等来此演出，程砚秋初次来天津，亦在此公演。曾一度演出过天津人不多见的粤剧。每当盛夏，更是游人乘凉娱乐的去处，当时的张园、桃园、大罗天是天津三处闻名的夜花园。
1925年“大罗天”开设古玩市场，生意亦堪兴隆。1932年张大千莅临天津举办画展，曾在此作画，末代皇帝溥仪也曾来此观光。但到了后来，因劝业、中原、天祥等高大商业建筑每年夏季都在屋顶花园举办新颖别致的消暑游乐活动，“大罗天”难以与之竞争，逐渐式微。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奄奄一息的“大罗天”古玩市场又增添了日本庄，经营宋元陶瓷、明清五彩瓷和宋元字画等，为日本商人所喜好，故而又维持了一个时期的繁荣。一些亲日汉奸如方若、王揖唐、徐良等人，仍以日租界为他们的“天堂”，经常出入“大罗天”。据知情人讲，曾有一日本武官带着翻译在李仲华古玩店买了两件宋元瓷器，价值200余元，过了一两天，这二人把原货带来，说是赝品，并把李仲华打了一顿，将瓷器砸烂，又把原钱索走。还有两个日本人，在珍古斋买了两件瓷器和两张仿旧的假画，被日本古玩商人池田隆告密说这些都是仿造品，日本人大怒，当即用电话通知珍古斋的何云龙，说还要买几件古玩。何携货上门后，即被关在小屋里毒打，最后叫该店经理王锡珍带着原货款去赎人。何云龙被打得脚骨脱臼，用三轮车拉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