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汤河口农场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由于117团的正式组建,汤河口农场的“革委会”就在我们进驻集贤镇的第二天宣布撤销。117团以屯垦戍边的神圣使命结束了汤河口农场“革委会”不足半年的寿命。黄唤金那顶“委员”的官帽子不翼而飞,飞得无影无踪。并且,团干部股任命他为排长都算是权宜之计。由李东山通知他,林参谋懒得管这些小事儿。
当李东山宣布黄唤金为二排排长时,那位黄委员一脸晦气。
后来得知:这个黄唤金还真是个人物。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当过几年兵。至于当的是什么兵,已经全然无从考察。他自己一口咬定是“八路军”。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他后来又回家种地了。他家没有地,是租地主家的地种。土改时划定为雇农。这位黄雇农对地主阶级苦大仇深。斗争地主的时候,他抄起一根大棒子,朝准地主的脑壳就是一抡。那地主二话没说,“咣当”一声,撒手归西。六十年代之初,他吃不饱饭,盲目流窜到汤河口农场。那时候,人们习惯于称呼这类人叫:“盲流”。不曾想,黄盲流在文革开始后已然成为造反派头头。他那只疤瘌眼儿并不妨碍他的枪法。在一次武斗中,他在千米之外,将对方的一个小头目一枪毙命,肝脑涂地。
他眼睛上头那道伤痕一直是个谜。一个版本的故事说:他在战斗中光荣负伤;另一个版本则说:他在家庭武斗中,被其生猛无敌的婆姨用炉火钩子划成这副模样儿。
黄唤金对哪种说法都予以否认。他没说实话,也没说假话。此外,汤河口农场的人都管他叫“黄半斤”。所有人都这样叫。
我的班长叫罗立华。一个结结实实的小个子兵,大大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烁着忠厚、进取、和快乐的光波。他原是某初级步兵学校的战术教员,因为二姐嫁错了人而受到牵连。他二姐在四川的一个村庄里当小学教师。小学一共只有两个教师,她爱上了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从城里下放的右派分子,他二姐义无反顾。文革开始后,村里的革命群众恍然大悟:教育革命后代的阵地怎么由一对右派夫妻占据着?于是就革了他们的命。部队领导知道了这事后忍痛割爱,将罗教官处理转业了。罗立华几经周折落户到汤河口农场。
毛子跟我分到同一个班。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什么事儿都问我。他跟我说:听汤河口的老职工说,麦收和秋收的时候都得扛麻袋,180斤重,还要上四节跳,我俩这付身子骨肯定扛不动,这可咋办好呢?他无限惆怅。我鼓励他说:没关系,还早着呢,咱俩好好锻炼身体,到时候准行。但他这次却没有点头,眼神离开了我,低着头,沉默不语。
班里有个大块头的北京知青,名叫洪飞。凭我几天的观察,他是北京知青的头儿,浓眉大眼,落落大方。罗班长招呼不动大家的时候,他帮助招呼,他一招呼大家就行动了,极有领导能力。
还有一个叫韩志伟的上海知青,头发稀疏,走起路来晃里晃荡,两道眉毛之间的距离比一般人都宽,样子有点滑稽。据说这种面相的人心地宽大。果然,他开朗豁达,三天来,喋喋不休地发表各种言论,有时用上海话,有时用上海普通话,活泼可爱,但也常常被人奚落,成为笑料,而他从不恼怒。再就是,他有个嗜好——动不动就弄出几分日本人的模样儿来,见人的时候,立定鞠躬,坐着的时候,上身挺直,两只手落在膝盖上。结果没多久,他就获得一个日本名号:韩本五十六。
我很庆幸被分配到5连,因为能跟左琳在一起。只要跟她在一起,我就能准确地找到人生的坐标,不会迷航。
临行之前,我爸给我提出四条要求:一是不要学抽烟喝酒;二是慎重交友,不要跟坏孩子来往;三是有功夫多看书,将来有机会继续上学;四是要听左琳的话。还是爸能说到点子上,不像妈,尽说些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之类的事儿,极其幼稚。
李连长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事无巨细,样样都有章法。我们吃过
晚饭就开始准备行动。想到明天要起大早出发,我就干脆先把行李打理起来,枕着背包,穿着衣服睡。
那晚上我半睡半醒,外边下起大雨,雷鸣电闪。我好像是做了梦,外边的雷电变成了敌人的炮火,李连长率领我们英勇前进……
我被轰轰隆隆的汽车声音吵醒。
粮库里的人都被叫起来,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我不用整理行装,比他们都快,洗漱过后就跑到院子里去。这时候,天还没亮。十几辆军用卡车在粮库外头排成一字。车厢用军绿色苫布包着。车的前大灯射出煞白的冷光,银白色的光辉从院墙顶上弥漫过来,把整个院子照得雪亮。车没熄火,马达的轰鸣声催促着粮库里的人。
最先站在院子里的人是汪文清。他拎着行李,安静地,呆傻地,诚惶诚恐地等待着,等待命运的发落。林参谋走到他面前,向他敬礼,用请示的口吻对他说:“副政委同志,您是跟5连走还是跟6连走?”
汪文清说:“我听组织的,都行,都行。”
林参谋说:“在这里您的职位最高,您就代表组织,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办。”
汪文清说:“我听组织的。都行,都行。”
林参谋说:“您得赶紧决定一下,到底跟哪个连走,我好安排。”
汪文清说:“都行,都行,我听组织的。”
林参谋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叹着气,向后看去。这时,李东山走过来,对着汪文清说:“跟5连走吧,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他说着伸手去拎汪文清的行李。汪文清紧抓不放,用一种恐惧的眼神地看着李东山。李东山松开手,转身向卡车走去,昂首阔步。汪文清扛起行李跟在后头,弯腰驼背,一路小跑。林参谋自言自语:“哎,人咋整成这样了。”
这时,大家伙都出来了,先是把行李装上车,然后回到院子里领取路上吃的烙饼。
烙饼是刘嫂的作品,憨厚、淳朴、结结实实。我把它抛向空中,它在空中旋转起来,然后,我再跟随它自由下落的路径将它接住,重新抛起来。同伴们觉得这样很好玩儿,于是都抛起来。不一会儿,上百个烧饼便在院子里腾空而起,又从天而降,起起落落,欢声一片。大家嬉戏着,追逐着,直到被林参谋严厉制止。
接下来就是整队,依次上车。只听林参谋喊了声:出发!车就启动起来,渐渐加速,越来越快。
苫布遮住四周,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坐在软绵绵的行李上,眯起眼睛,昏昏欲睡。可能要走三四个钟头的路程,不如乘此机会简要介绍一下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吧。
先说李东山。
李东山是跟着父母闯关东的山东人。他念过书,1945年东北光复时参军,聪明过人,精明能干,英勇杀敌,跟着四野部队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再折回东北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他被授予大尉军衔,担任某炮兵团副参谋长。
这以后,李东山看上了团政治处主任漂亮的未婚妻,于是就与那位主任较起劲来,一阵猛打猛冲,那位主任的未婚妻竟然成了他的新娘。那位可怜的主任呢?他还没清醒过来就被拉去喝了喜酒。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差点儿背过气去,恨不得一死了之。
说话也就到了1958年。中央军委命令选拔一大批军官去开发北大荒,李东山名列头榜。他扛着行李,拉着爱妻,失魂落魄地离开美丽的大连,也是乘着北上的专列到达佳木斯,再辗转到云山农场,从地窨子住起,开荒建点。
这个结果有点像报应。一种说法是那位主任痛心疾首之下,找到老首长告状,老首长发了功力。另一种说法是上级首长对李东山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痛恨至极,决定将这个巧取豪夺的道德败坏分子披上红花、发送北大荒,为我军正名。
那年,李东山刚满30岁。
李东山到云山农场的第二年就当上生产科科长。他潜心研究农业生产技术,深入田间地头,挑灯夜读、勤勤恳恳,云山农场的人说到他时个个都跷起大拇指头。
就在文革前夕,东北农垦总局要给汤河口农场配备一位副场长,经过反复考察,最终选定了李东山。
一个暴风骤雨的前夕,李东山风尘仆仆来到汤河口。他踌躇满志。
汤河口农场党委书记汪文清穿着朴素的旧军装,在他朴素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李东山。汪文清用深邃的目光打量着这位精神抖擞的副场长,平静地传达了一项对他工作安排的决定:享受副场级干部待遇,暂时在农机科挂职,担任农机科科长。李东山听后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表情,他郑重其事地表示:绝对服从组织安排,愿做一块革命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等到出了汪文清的办公室,李东山腾云驾雾般地回到招待所。他直挺挺地躺在硬板铺上,卷着烟叶,凝视着天棚,直到深更半夜才拿定主意:暂不去农机科上任,以搬家为由,回云山农场,收拾东西、处理家具、给孩子办转学、老婆调工作等,还真是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都是必要的,非做不可,换了谁都得做!之前怎么都没想到呢?
第二天一早,李东山急急火火地离开汤河口,好像逃离了一块是非之地。
回到云山,他一泡就是两个月,云山农场不催他走,汤河口农场不催他去。这两个月里,李东山看小说、种菜、打猎、给儿子制作玩具枪,与世隔绝,悠闲自在。
就在这时,中国大地吹响了文化革命的号角。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李东山整日盯着报纸,吸着卷烟,皱着眉头。他在房前的小道上走来走去,思路豁然开朗。他决定:带上老婆孩子到汤河口去,立刻出发,刻不容缓。
整整两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农场的领导干部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被割下来。他们站到群众之前,脸上涂着墨汁,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各自的大名,大名上画了鲜红的X字,好像要拉出去枪毙。他们的罪行被一件件的揭发出来,就连给孩子带饭时用了一张印有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包咸菜,污染了伟大领袖光辉形象的事儿也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而,雪亮的眼睛错过了一个陌生人,一个场部高干。
李东山在政治暴风雨到来之前完完全全地消失在云山,携妻带子来到完全陌生的汤河口。他躲过了人生中的一场灾难,躲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汤河口农场那时已经乱成一团,他通过一个15军转业到汤河口农场的老乡,乘乱在第5生产队的畜牧班里谋取了一份差事。5队离场部30里路。那个畜牧班离5队还有3里多路。畜牧班养了一大群猪、一大群羊,由一个叫单大爷的人带领几个老弱病残的职工照管。
单大爷是从甘肃投亲来的,政治上的事儿啥也不懂,啥也不参与,整天埋头干活。他手下几个人也都是稀里糊涂的和尚。李东山把军装藏匿起来,弄了身老贫农制式的行头穿在身上。他抄着手,两手一抄,腰就自然弯下去,走起小碎步,一步等于军人标准步伐的四分之一。小碎步一走腿也自然弯曲起来。他诚惶诚恐地当起了猪倌兼羊倌,成了李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