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在这十几分钟里，一个批斗会现场组织好了。人们从学校里搬来了桌子，墨水，剪子，红旗等。几十张桌子拼成一个大舞台，插上红旗。十几个男女武将自发地跳到台上，汇聚到主持人——英俊、威武的红卫兵的周围。主持人指指点点，一场批斗会就隆重地拉开序幕。
富农婆被三下五除二剃成“阴阳头”。一个“剃头匠”举着理发推子，严肃认真，从她脑门正中间开始，一推子推到底，露出白花花的一道头皮。一道青白的头皮把一团乌黑的头发分成左右两片。毛发顿时失去秩序，像野草一样杂乱无章、随风飘荡。一个“画匠”像创作一幅作品一样，用毛笔蘸着墨汁在她的脸上画圈，大圈套着小圈，画成阴曹地府里的三班衙役，又在她两只手背上画道，画成一付凶神恶煞般的魔爪。
她由人变成鬼，一个活鬼。
活鬼被架到台上，跪在台子的边缘。她的两只胳膊带动着脑袋和上体朝着地面深深地俯冲下去，屁股也就朝着天空高高地耸立起来。激愤的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到台上，声讨这个反动富农婆倒行逆施的罪行。
……
这时，会场已经人山人海。道路完全被阻断，交通完全瘫痪了，过往的车辆拥堵了好几公里，整条街道水泄不通。人们站到汽车顶上看热闹，喊口号，吹口哨，欢呼跳跃。
一辆救护车正巧被挤在拥堵的路面上，车顶上三色信号灯急促地闪耀，而它平素扣人心弦的警笛声被疯狂的人群发出的呼喊声淹没得无声无息。车上跳下一个中年人，哭丧着脸，双手合十，给大家鞠躬作揖，苦苦哀求大家让开一条活路，但无济于事。麻木的人们对阶级斗争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置若罔闻。
救护车里另外一个悲惨的故事在发生、发展着。
……
批斗会进行了两个钟头终于有了结尾。主持人宣布：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彻底战胜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彻底战胜了资本主义，革命群众擦亮了眼睛，阶级敌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他宣布批斗大会到此结束。
一名红卫兵女将一直站在富农婆的身后，就像受审的犯人身后站立的法警。她梳着两只“小刷子”，头戴男式军帽，穿着男式军服，扎着皮带，英姿飒爽。她的面目本来十分美丽，但却一直保持愤怒的表情，横眉立目，犹如京剧里的脸谱。当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时，她好像听见了法官最后那句义正词严的判决，于是，飞起一脚，朝着富农婆高高耸立的屁股上狠狠地踹去。活鬼犹如一只口袋，“咕咚”一声从台上翻滚落地。她嘴里、鼻孔里、眼睛里都流出了暗红色的血。暗红色的血浆与黑色的墨汁混合在一起，摊了一地。触目惊心。
活鬼变成了死鬼。
……
曲终人散，批斗会的主持人和那些男女武将们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单位工作，哪个学校读书，哪个部队服役。但是，他们代表法律、道德、社会和政府判处了一个电车售票员的死刑。
无以计量的鲜血伴随无政府状态，整整流淌了两年。
第二个大事件是上山下乡。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1968年运动里套着的运动。全国所有城市66届、67届、68届的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全部都得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家家户户，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无一例外，势不可挡。
我是主动报名下乡的。我的同班同学“毛子”是被迫的。
毛子叫柯大伟。不过人们已经久久地忘记了他的名字，习惯于称呼他毛子。毛子有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他的外祖母是俄罗斯人——一个避祸逃到中国的白俄钟表匠的女儿。毛子基本上是中国人的面孔，不过眼窝深陷，睫毛又粗又密又长，头发是黄色的，柔软细腻，弯弯曲曲。这是他外祖母的遗传，也是“毛子”之名的渊源。
毛子是独生子，他妈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卧床不起。毛子每次离开家，他妈就浑身疼痛难忍，毛子一回来，他妈的疼痛就立刻缓解。毛子身上带着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鲜花和医治风湿病的良药。
躺在床上的老太太完全是一副俄罗斯人的面孔，又白又胖，倔强而雍容，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里深深地隐藏着一生的秘密和苦难和不屈不挠的信念。她听到上山下乡的风声就拉着儿子的手，死活不放，足足耗了半个月。
毛子家成了那个时代的“钉子户”。
学校“革委会”和区“革委会”联合起来，决定将这颗钉子毫不留情地彻底拔出。他们组织了一彪人马在毛子家门口敲锣打鼓，昼夜不停，还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上联——过去养儿防老望子成龙守家守业为根本
下联——现在养儿防修望子永红上山下乡是正道
横批——快走快走。
锣鼓声吵得四邻不安，毛子妈受到一片指责，声声入耳。他爸无奈之下，狠了狠心，把手奋力举起，然后又苍白无力地放下来，闷声闷气地做出最后的决定：“走吧！”
“天呐！”毛子妈发出一声由衷的哀鸣。
这声哀鸣是替1968年的中国发出的。
我主动报名下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左琳的鼓动。左琳比我大五岁，我们同在一所中学读书，但我是初中二年级而她是高中三年级。她爸跟我爸同在东北石油化工研究院工作。她爸是一位资深人士。她家和我家是近邻，并由近邻变成亲戚。
事情有点戏剧性。
她爸从北京调到哈尔滨，带着全家。我爸从西宁调到哈尔滨，带着全家。两位父亲的单位征用了一幢白俄的旧居，分配给我们两家住。这幢俄式住宅的原主人叫斯茅拉耶夫，一个俄国牙医。他一出门，街上的孩子们就兴奋起来，跟在他身后齐声叫喊：“拉个大死猫——拉个大死猫——”
大死猫因年事已高被他儿子接到芬兰定居了。这幢房子就成了我和左琳共同的家。房子只有一个大门，进了门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客厅。客厅的左侧有一个门，通向两个大一点的房间，右侧有一个门通向两个小一点的房间。客厅靠门一侧有一个通道，通向一个用圆木搭成的厨房。因为她爸是资深人士，组织上把客厅和两间大房分配给她家，把两间小房分配给我家。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厨房很小，只能做饭不能用餐，两家人做好饭后就端回各自的房间去吃。这样，我家人进进出出，无论如何都得从她家的客厅走过。因此，我家对那间客厅虽然没有产权但却拥有无可争辩的使用权。
我们两家人在同一屋檐下和平共处了10年。
就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小舅到我家住了三天。他是个战斗机飞行员。他到哈尔滨一个空军航校来接受一项新科目训练，训练结束后就请了三天假，来看望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经左琳家同意，飞行员就睡在客厅里。不料，仅仅三天，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爱上了左琳正在唸大学的大姐，并让对方也爱上了他。他非她不娶，她非他不嫁，山盟海誓、天荒地老，终于结成伉俪之好。
他们的婚姻改变了我们两家在辈分上的平等关系，至少是称呼的平等。仅我而言，我一直称左琳为姐，这下可好，左琳的姐姐竟然成了我舅妈。不过还好，左家都是豁达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恪守那些旧式礼数，在称呼上也没有为难我们。她爸并没有要求我对他的称呼由伯伯改为爷爷之类。一切依然如故。
左琳她爸喜欢我。有一次，他去波兰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年我还是小学生），带回一支玩具手枪，是特地带给我的。那只手抢的原理和质感跟运动会上使用的发令枪差不多。枪体铸造得光滑细腻，形状仿造布朗宁式，有真实感，能打纸炮，把一联纸炮插在击发槽里，一扣扳机，“啪”的一声，清脆悦耳。
我高兴极了，不但向她爸行礼致谢，还在她爸胡子拉碴的腮帮子上亲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贴近她爸。他那儒雅、深邃、高贵的头颅上散发着铅墨、烟草和药皂混为一体的味道。
她爸说要不是因为我的年纪太小，他一定会把左琳配给我做媳妇。可是，左琳好像没有给我做媳妇的意愿，她对我不是哄骗就是训斥。有一次她在副食品商店买东西时多付了人家钱，她希望我能跟她一起去，把多付的钱找回来，可我不想干这事。她先是威胁我，说要揭发我打破了邻居家一块玻璃的事儿，之后又拿了一块水果糖拉拢我。
等我考上她那所中学后，情况有了变化。那所中学是全市最好的，很难考取。她原以为我只会舞刀弄枪的玩耍，不会用功读书。可事实证明：她想错了。于是，她渐渐地开始用平等的态度对待我。而我对她的感觉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她是个出众的女性，眉目清秀，端端正正，白白净净，梳着不长不短的两只小辫儿，辫子分别搭在两幅肩膀上，让那副肩膀显得稳重而生动。稳重而生动的肩膀带动着匀称的身体，亭亭玉立。让人联想起青青的翠竹、潺潺的泉水。她戴着一副眼镜，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看到她，我就联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卓雅。
总而言之，她处处是我的榜样。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决上山下乡。她对我说上山下乡如何如何好，选择这条路如何如何正确。但后来我才明白：她实际上选择了逃避。她在逃避躁动、疯狂、错乱、打打杀杀的现实。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秋日，我跟左琳、毛子一起离开了哈尔滨，投奔一个叫做“汤河口农场”的地方。
那年我17岁，一米七二高的个子，体重却只有50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