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区招生的老师没几天也就都离开了运城，集中到那年地区招生办的所在地永济县去确定最终录取名单了。我也就没回村，住在了一年前就被招工到县邮局工作的一个知青女孩儿的职工宿舍里。有了山大老师的承诺和考试成绩的保驾，我满心轻松只等着那份充满希望的大学录取书如期到来了。在等待的日子里，我竟还专心致志地看起了《红楼梦》，那已是我的第三遍了。一日，我躺在被窝里手持“红楼”，一夜痴读不肯入睡。凌晨五时许，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从沉湎之中唤醒。我急忙披上外衣，打开房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相貌清俊的小伙儿。他是邻村的插队生，我们彼此虽不太熟识，但相互交换过书籍，印象还不错。他也正在等学校的录取消息。可他不像我，干等着，而是像其他人一样积极地去打探各路消息，尝试各种可能。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完了！”然后才急匆匆地说起这个坏消息的由来：昨晚在别人的闲言碎语中，他偶听到了我的名字，说我一个插队生竟敢口出狂言：“非天津院校不上！”于是这样一个“狂妄”的我，就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了录取入学的名单之外了。这无中生有的事情让我怒极。我告他实情：“即使在知道有些天津院校的招生老师对我很感兴趣的情况下，我都不曾与他们接触。除了山大代招老师的住处，我连其他老师房间的门都未踏进过一步。我怎么可能会要求只上天津的院校呢？！”他听后说：“后天就要发布录取通知了，时间紧迫，建议我立即去找上一年招生办的那位年轻的兄长。他比我们有经验，又是当地人，对各方情况较为熟悉，请他想想办法，看是否还有挽救的可能。”他陪着我找到兄长住处时还不到六点，一大清早我们冒昧地敲开了兄长家的大门，急急告知来由。兄长对凌晨的打扰，没有些许的不快。他已知我的情况，是一个参加评定会的人，昨晚透露给他的。地区招生办规定，这次招生的几个重点院校在本地区录取的学生必须经过地区招生办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与相关学校招生老师们同时参加的招生办评定后方可确定。据透露者讲：当山大代招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后，那所重点大学的老师接着表示，对这个学生的情况，我们很满意，学校同意录取。该校老师话音刚落，地区招生办的一个主要头头儿就说：“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个学生不想去你们学校，她的愿望是上天津的大学。”天津的几所大学老师一听此话，立即诧异道：因为这个学生考试成绩好，又是津籍，我们一直很关注她，可她从未与我们接触过，她要是想回天津上学，不与我们接触是不可能的。于是，该重点学校老师立即表示，希望能联系上我，当面了解一下情况后再定。地区招办领导当下表态，先将我的问题暂时放下，会后由招生办负责与我联系。该校老师会后等了两天，等到招生办的答复是：联系不上这个同学。地区领导也给他施加了压力，他只好不情愿地接收了一个考试成绩不咋样的地区领导的孩子，便无奈地离开了山西。听罢，我又将山大代招老师如何面考，之后又怎样当即表态，一五一十地述与兄长。他已然完全明白了发生在我身上小小事件的真正缘由。他说当听到传言后也很纳闷，不愿相信，他以为那不像是我的所为。他正准备今天要想办法找到我，问清情况，还正在发愁，万一找不到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恰好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当下决定马上出发，乘早上六点多最早的一班火车赶到永济去。要不是那个男生为了传递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消息凌晨光顾，原以为十拿九稳的我，又将注定与1973年的机会失之交臂。我很感激他。
在去永济的火车上，兄长谈到了东北有位插队学生在考试中交了白卷，并对考试提出了质疑，报纸还对相关情况做了长篇报道。他分析，这一来，很可能会对你们这些考试成绩好的学生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来你们的好成绩是院校录取你们的重要依据，现在就很难说了。那个白卷先生无意间给利用权势而为的人可乘之机。几日来，一心沉湎在《红楼梦》中的我，对“白卷先生”事件竟一无所知。原以为出类拔萃的成绩就是我实现求学之愿的最有力的保障。这下保障不力了，其他因素的干扰就难以抗拒了。兄长又说：今年招生办的主要头头，在“文革”期间与他是对立面。如今“派性”残留的影响还在，他不能出面，只能暗中相帮。他的气质与修养颇有五四青年的风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命运让他与大城市里来的知青们不期而遇了，在其中他发现了心灵的共语，精神的吻合。他对知青们内心的渴求有着深刻的理解。其实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可那时他在我眼中是那么成熟稳重，可敬可信。我在他跟前就像是一个未长大的小女孩儿。
还不到早上八点，我们就到了永济县城。我跟着兄长走入了一所他熟悉的小学校。进到传达室，兄长与值班人员打了招呼后，便对我说：“你先去地区招生办看看情况，把问题弄清楚，尽可能找到解决办法，若实在不行就赶紧回来找我，我在这儿等你。”并告之了离小学校不远处的地区招生办所在的方位。他用激励的眼神将我目送出了小学校的大门。我怀着疑惑、不安的复杂心情向地区招生办走去，很快便看见了一个挂着招生办牌子的院落，我走了进去，是个深宅大院，相当古朴。因后天就要发布录取消息了，院落里已是人头攒动。我向一位工作人员询问那个招办头头儿××的办公室在哪儿？他抬手指给了我。我走到那间屋子的门前，定了定神后，抬手敲门，但里面无人应答。经过门口的人告诉我，领导去开会了。反正，我是认准了，谁说出的谎言，就找谁说清；谁引发的后果，就找谁理论。我在他办公室的门旁就地坐了下来，也不管旁人异样的目光，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终于等来了屋子的主人。他有点怪嗔地看了一眼坐在门旁的我，用钥匙打开了屋门。他前脚进，我后脚跟。他没好气地问道：“你有什么事？”我也就不客气地发了一串连珠炮：“我叫×××，听您在会上说，我别的地方的大学都愿不去，只要上天津的大学。您这样说，也太不负责任了。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您怎么能凭空乱讲呢？！”也许习惯了被别人溜须拍马，当他面对一个女孩儿的当面质问时显得相当恼怒，但他自知理亏，不能肆意，只好强忍。他避开我的质问，解释道：“你未被该大学录取，是因为报考这个学校的女生比例太大了。现在名额已定，想上该校已是没有一点可能了。你赶快去找你们县招生办的人，让他想想办法，看看其他学校还有没有希望，我还有急事要办。”话毕，便不再搭理我，转身走出了房间，我也只有跟出。虽知后天就要发布录取通知了，实际上那时所有大学的名额都已是板上钉钉的了。他让我找县招办的人，只是为了赶紧把我打发走。可我还是不愿认输，稳了稳情绪，就又去找了县招办的人。当他耐着性子听我讲了情况后，没说什么，就问了句：“你今年多大了？”我答后，他接着说：“还不算大。今年肯定是不行了，后天就要公布录取名单了，明年再争取吧。”他不留余地。愤懑中的我认定，今年的求学之梦，到头来还将是一场空。心透凉。
我无望地离开了地区招生办的大院落，向小学校走去。一进到学校的传达室，我对正在焦急等待消息的兄长脱口而出“完了，今年又完了”，说着我便颓然地瘫坐在了传达室的椅子上。兄长见此情景，一改往日的温和，异常严厉地大声斥道：“你根本就不能有放弃的想法！无论如何，你今年必须上成！因为没有上不成的理由！”他毕竟在社会上工作了多年，虽然比我大不了多少，可比起一走出学校大门就进了农村这个相对封闭、单纯环境的我，还是要有经验、有办法得多，也冷静、沉稳得多。他有力的激将，稍稍振作了我。他虽表面强硬，其实心里非常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他知事已至此，唯一能起作用的就是权力。只有用特殊的方法和特别的手段才有可能挽回已定的败局，否则绝无翻盘的可能。时间紧迫，他让我不要慌神，沉住气仔细想想，在运城地区有没有可以托上的关系。他隐约记得，我曾在不经意间说到过。经他一提醒，我才想起，还真有两个。一个是从山西省下调来的干部，时任运城县教育局的副局长，是母亲的老同乡。一个是与舅舅关系特铁的老战友，是当时在运城地区支左的某军的领导之一，兼任运城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教方面的工作。这两个关系碰巧都是正管，我与他们也都见过面，还有过一点联系。兄长听后，信心大增并埋怨道，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说：“我根本就没有利用关系的概念呵。”他让我将他们两位的姓名、住址、电话一一写在了一张纸上，小心地叠起放进了上衣口袋，并叫我晚上8点左右与他联系。此时已过正午，他顾不上吃午饭就直奔了火车站。他要尽快赶回运城为我扭转败局。有人用手上的权利破坏了应有的秩序和公正，我们也只能借助更高的权利制约和纠偏了。我们就好像在打一场小小的阻击战，阻击劣行，打通希望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