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4年，孙坚以吴郡司马的身份招募精勇千余人，协助扬州刺史和丹阳太守的州郡兵，共同镇压了会稽人许生的起义，获得了一定的资历。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后，汉中郎将朱儁上表推荐孙坚任佐军司马，参谋军务，参与镇压。于是孙坚把过去跟着他一起混的乡里少年组织起来，又招募了些商旅及淮、泗精兵，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这就成了他后来开创自己事业的基本力量。187年，东汉政府为了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任孙坚为长沙太守：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军都被他压平。之后关东各个州郡起来讨伐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响应，并进军中原，成为较大军阀袁术的部下。在州郡诸军中，孙坚的军队是一支少有的劲旅。其他军队都不敢真刀实枪地与董卓军对决，他却在阳人（今河南临汝西）大破董卓的队伍，董卓迁都长安后，他又进军收复了东汉的京都洛阳。191年，袁术派孙坚往攻荆州军阀刘表，在围攻襄阳的战斗中，孙坚被刘表大将黄祖的部下射死。
孙坚的长子、孙权的哥哥孙策（公元175年至200年，25岁终），于是接下了父亲的事业（16岁）。孙策，字伯符，在江淮间结交知名人士，与舒县大族周瑜友善相待。孙坚死后，孙策曾经去见袁术，袁术还算讲义气，把孙坚留下的兵力都交给了孙策。但其意是想让孙策继续跟着他干，不过孙策比他父亲见识高明一些。他发现自己当不了袁术的心腹，得不到重用，而且袁术看来也不是成大事的人，于是就寻机出走单干。这时孙策发现，割据群雄正倾全力在中原混战，江南苏浙地区即江东反倒成了一个没有较大割据势力的势力空虚地带，非常适合创业。因此195年，孙策征得袁术的同意，率兵进取江东，去开辟一个新天地。事实证明，这个正确的战略选择，对以后孙氏势力的发展壮大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此后数代孙氏势力，都是以苏浙为基业的。
孙策在寿春离开袁术时，仅有兵千余人，马数十匹，力量很小。他沿途招兵买马，到历阳即今安徽和县时，已发展到五六千人。孙策率军渡过长江后，首先与扬州刺史刘繇发生了冲突。经过牛渚（今安徽当涂采石矶）、秣陵（今江苏江宁）等地的几次战斗，孙策击溃了刘繇的势力，占据刘繇的根据地曲阿（今江苏丹阳）。最初，因为曾经纵兵抢掠，孙策军队在江东的名声并不好，所以孙策初过江时，“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一些地方官甚至采取极不配合的政策，宁可扔下县城跑到山里呆着，也不愿与孙策为伍，孙策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为笼络民心，孙策下令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抢掠，至“鸡犬菜茹，一无所犯”。他又规定：“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奉行当兵自愿的原则。这样，孙策慢慢收得民心，势力便壮大起来，军队迅速发展到两万多人。到公元200年孙策被刺杀时，孙家势力已经基本占据了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庐陵六郡，大体上统一了江东。虽然孙坚、孙策都过早地死去，但他们却拉起了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也占据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而且是一个富裕之地。在三国的魏、蜀、吴中，是第一个初步形成局部统一的政权。这就为孙权在江南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实也正是在父兄奋斗的过程中，孙权成为了一个“权二代”——完全是捡来的。孙策病死后，孙权以18岁的年纪接过了父兄开创的事业，成为三国时期的三大巨头之一，最后贵为吴王。孙权曾随孙策转战江东，常在一起进行谋划。孙策死后，孙权在张昭、周瑜等主要大臣的辅佐下上位，一方面“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一方面“镇抚山越，打击不听从其指挥的人”，使因孙策之死而引发的动荡局面很快稳定下来。这时，北方的曹操已渐次消灭袁绍集团，席卷了冀、幽、并、青四州，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荆州的刘表也占领了包括今湖南、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成为仅次于曹操的第二大割据势力。但刘表无能，举措失宜，所以地位不稳。诸葛亮此时则已出山为刘备制定三分天下的初步战略方针，第一步就是要取代刘表。曹操在统一北方后，也把刘表作为首先要兼并对象。在这种形势下，吴将甘宁向孙权提出的建议也是兼并刘表。结果孙权刚刚接过父兄的接力棒后，就要面对关系其地位是否巩固的荆州争夺战，即赤壁大战。
在208年赤壁之战中，日后魏、蜀、吴三方的主要人物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当时孙权才26岁，但已显露出他足以与曹操、刘备并称无愧政治家的才干。当他听了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七嘴八舌的辩论以后，拔剑砍去身前桌子的一角，大喝：“再有谁敢说投降曹操的话，就和这个桌案一样。”但又是什么让孙权有如此有底气决一死战？当然是因为他的父兄已经使他成为一个继承了庞大家业的少爷，他在其位，就要担负起使命，正想干一番事业，怎能轻易就把江山与人，这毕竟是他孙家的产业。如果这个产业都拱手付与曹操，那他这个吴主又能算什么？就此而言，孙权不是那种在蜜罐中养大的，毫无见识和斗志的普通少爷，而是一个有志向，有主见，有气概，有霸气的守土型人物。他的父兄把这一份家业交给他，确实没有看错人。
放眼孙权一生，他极少像曹操和刘备那样为了打下一点地盘而四处征战，基本上是一辈子都在守着父兄当年创下的基业过日子，发展经济。这究竟是他身为少爷的聪明，还是他身为少爷的局限，实在是一个不好评判的事。
曹操和孙权的上位都表明，权贵的少爷往往更容易挑大梁，因为他们有“背景”，可以继承父兄的人脉和资源，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和栽培，世袭或变相世袭父兄的职位，在同等条件下他们不但提拔得快而且会得到重用，而创出三分天下的事业，则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能力和魄力了。
但这并不不绝对的。虽说每一个少爷都能因为父兄的基业，过于一段发迹的日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这种发迹发扬光大，在父兄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与曹操和孙权共同争夺地盘的割据势力袁绍，也是一个少爷出身，而且最初他的“官二代”势力要强于曹操、孙权，但最后他却被曹操消灭了。这给我们提供一个极好的反例。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人，他出身名门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汉代朝中三公，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之称。在与曹操、孙权等人竞技之初，袁绍占据着天下最好的地盘，拥有为数最多的军队，几乎拥有最出色的人才集团，是当时天下人才首先的投靠目标。正因如此，190年袁绍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军的盟主，在名望上远高于曹操与孙权。但可惜虽然有这么优越的名望和军事力量，袁绍却不善于加以保存、发展和运用，而是急于享乐，心中急于称帝。而且总以为自己真的就是皇帝，自以为做什么事都是正确的，听不进别人的劝。所以他在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中被曹操打败，并在两年后病死。曹操分析袁绍失败的原因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非常清晰地指出了袁绍的缺点，并认定袁绍的存在只是在为曹操提供资源而已。而《三国志·袁绍传》则把袁绍与项羽相比，称“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还有，在统治上他尽干些不合世俗规则的事，乱了规矩。所以，即便资源广大如袁绍者，只知作秀而不知务实，也照旧会失败。看来，上位的优势资源还是要靠自己擅用。
时空对话
曹操和孙权碰面了，都十分礼貌地打招呼。虽然他们在世时都是英雄，但漫长的历史时光穿梭却又带来了他们的谦逊。
只听曹操说道：“无疑，我和孙权都是以少爷上位当家的。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我和孙权从小就与各自成功的父兄呆在一起，耳濡目染，见多识广，这种经历自然能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大大超过草根出身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同时，有背景的公子哥干什么事，即使做错了也有人帮他兜底，所以他敢干，也容易干出名堂；如果换了别人，要是干错了就会受处分，所以他们也不如公子那么敢干，不容易出彩。不过对我和孙权而言，父兄的帮助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我们的事业很大程度上还是自己干出来的。如果自己不行，就像袁绍那样被我灭掉了。”
这时孙权接过话茬说道：“其实许多豪门子弟因其优越的家庭背景，坦荡的仕途及父母的溺爱，都会有一个通病，这就是轻狂，骄奢。如果他们的父兄再对其放任、纵容，如果有权力巴结者捧他们，他们就更容易变坏，早日滑向失败的深渊。”
孙权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我补充了一个唐朝王锷的子孙的例子：“这个王锷历任岭南、河中、河东节度使，后来登上宰相高位。当时节度使是统辖一个较大地区军、民、财政的官员，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王锷任岭南节度使时，坐镇广州，管辖着今天广东、广西大部，云南一部，海南及越南北部广大地区。当时的广州，商业繁荣，国际贸易兴盛。王锷收的租税，除上交朝廷外，截留的部分数量巨大。作为边疆大吏，他还私自经营海外贸易，旗下有一支庞大的船队，每天都有十余艘装载犀角、象牙、珠贝等贵重货物的商船往来做生意。这样连续经营8年，王锷的财富都超过了国库。京城里的权贵们都眼红了，感到王锷比他们富多了。有了这样的条件，王锷的儿子显然具备了极强的发迹基础。事实上，王锷也倾心培养他的儿子王稷。有次交给他一项任务：充当‘驻京办主任’，用银子为自己未来仕途铺路。于是，王稷对其父子升官起关键作用的京官，送的特别多。只可惜这位公子虽然见多识广，出手大方，却不知低调的好处。王锷去世后，他很快就惹上官司，家奴告发他侵占父亲原拟进献朝廷的钱物。若非大臣裴度为其开托，他怕是难逃牢狱之灾。后来在裴度的努力下，朝廷任命王稷为德州刺史。上任时，这位花花公子带着一车车的金银珠宝，还有美妾和众多仆人，一路上招摇过市。横海军节度使李全略顿起贪念，怂恿军人假冒土匪杀死王稷，抢走其全部财富，甚至把王稷的美妾和女儿都掳来收为所有。王稷这位本来可以往上走的少爷，就这么完蛋了。”
“对呀，钱太多使人丧失斗争，但不低调会使自己丧命。”曹操这样说着，拉起孙权就隐身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