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斯大林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因为蒋介石不仅掌握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而且有美国的全力支持。斯大林记得很清楚，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初期，他还看不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他对美国代表霍普金斯说过，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向美国总统作出过保证。这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极其机密的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的说明》中记载着：“一、斯大林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蒋介石发动内战、挥起屠刀，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抵抗的时候，他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过电报，要他们不要抗争，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坚强勇敢的毛泽东，顶着国内国外的巨大压力，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较量。现在，中国形势的发展，和斯大林当初预计的相反，貌似强大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打垮了。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以新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要到苏联来，要和斯大林会晤，这必然会使斯大林感到尴尬、难堪。所幸的是，在中国解放战争中，他见蒋介石和美国打得火热，把大量的美军引入中国；而毛泽东则领导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很快地在东北打开了局面。于是，斯大林下决心调整决策：由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转向支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一阵脚步声打断了斯大林的沉思。马林科夫进来，询问如何给毛泽东复电。斯大林拿起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看了又看，觉得无论措辞和语言，都是正确而得体的，便吩咐马林科夫给毛泽东复电：“欢迎毛泽东到莫斯科来。”
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又电谢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于是，对于毛泽东赴苏会晤斯大林的各项准备工作，都抓得更紧了。
12月6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洁白的雪花把京城打扮得玉砌银装，分外妖娆，阳光一照，大地生辉。北京车站，红旗飞舞，人流涌动。一列专车，整装待发。
毛泽东来了。他穿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从小车上下来，神采奕奕地走向欢送的人群，微笑着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毛泽东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非同一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乎全都前往车站送行。毛泽东同周恩来握手时，风趣地对这位外交能手说：“一言为定，我在莫斯科等你！”
周恩来轻轻地摇动着毛泽东的手，爽朗地笑着，说：“请主席放心！只等你一声令下，我们随即出发！”
告别了送行的人，毛泽东登上了专列，站在车门口向大家挥手致意。列车长鸣一声，徐徐驶出站台，奔向遥远的北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访苏的决定是：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祝寿之后，就在苏联休息和参观；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条约、协定的谈判，则由总理兼外长周恩来随后去办。因此，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并不多，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欧阳钦和师哲等几个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方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此外，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
列车朝东北方向飞快地奔驰，毛泽东在车厢里读书看报。不料，专列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后果难料。专列上顿时紧张起来，罗瑞卿忙令检查保卫措施，并亲自下车去调查处理这桩事件。
坐在车上的毛泽东却见险不惊，泰然自若地继续读书。听了手榴弹事件的报告后，他只淡淡地一笑，就去向随行人员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谈到开心处，还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主席的镇定自若，深深地感染了车上的人。专列上的紧张气氛，很快地缓和下来了。
夜幕像一张无际的黑纱，悄悄地罩住了大地。毛泽东的专列射出一道明亮的光束，撕开了夜幕，飞速向前。车厢里，毛泽东手持书卷，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12月9日专列到达满洲里，毛泽东一行换乘苏联领导人用的专列。那车厢内设有浴室，还有大夫专为毛泽东配食。到边境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过境后的第一站是奥特波尔，在那里有仪仗队隆重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穿好大衣，大步走下车来。这时，站前广场上，军乐高奏，鼓号齐鸣。一排排穿着新军装的苏联仪仗队，威武雄壮，整队肃立。当毛泽东走来时，“唰——”地一下，仪仗队持枪行礼，向中国人民的领袖致敬。毛泽东注目还礼。检阅仪仗队后，他又与前来欢迎的当地领导人握手问候，稍事停留，又登上了专列启程。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著名的，对新来的中国客人也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挂起了一根根晶莹的冰柱。毛泽东似乎对这出奇的寒冷毫不介意，他有时观观窗外的冬景，有时埋头读书，有时查阅资料。当专列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已把电话打到了车站上，询问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如何，途中是否顺利等等。
毛泽东闻讯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列车呼叫着，顶着凛冽的寒风向前疾驰，把一片片森林、一道道山川甩在了后边。车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毛泽东的身体不大舒服，脸色也有些不正常。
工作人员急切地问：“主席，要不要通知苏方一下？”毛泽东摆摆手说：“不用，不用，等车停下后，下去透透空气就好了。”
果然，列车停稳后，毛泽东下车走了走，活动了一阵身体，又恢复了常态。列车到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来迎接毛主席的王稼祥到了。当时他是中国驻苏大使。一上专列，他就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啊！可把你盼来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也拉着王稼祥的手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来，可少不了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
说着，两个人坐下来，亲切地交谈。毛泽东同王稼祥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早在1935年春，中国革命处在最困难的关头，毛泽东心急如焚，有劲使不上。在红军长征路上，他和躺在担架上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进行过几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坚定地站在被排挤压制的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地同王明路线作斗争，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和王稼祥当时也成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上的副手。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大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又是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确立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指示，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现在，在开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再次相会，抚今忆昔，感慨万千。
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香烟，自己又划着火柴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后说：“时间真快呀！记得斯大林六十岁生日时，我们还在钻山沟，人家也不大看得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表示我们的心愿。没想到他70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吧！”
王稼祥回忆说：“从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来华，帮助中国革命，到新中国成立，29年间，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不少。”
“是的，是不少。”毛泽东点点头说，“这种帮助和支持，我们过去需要，现在，我们同样需要。”
王稼祥又说：“记得主席在延安发表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学习斯大林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一个是事业方面，把理论见之于实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把它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的确，在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前，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天天说苏联不行了，社会主义快完蛋了，但是今天怎么样呢？张伯伦的口被封住了，希特勒完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更强大了，新中国又诞生了。”
“是啊，胜利来之不易，今后的路程更长！”毛泽东说着，放眼窗外。
列车长鸣一声，在茫茫的雪原上奔驰。前面是金色阳光照耀下的银白色原野，苍莽的森林，起伏的山峦，令人心旷神怡。
1949年12月16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雪压枝头，大街小巷白雪覆盖，冰清玉洁，到处都显得庄重、高雅、肃穆。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在雪街玉树上，金光银色相辉映，好似为这座古城披上了一件绚丽的新装。
快到中午时分，气温渐渐升高，莫斯科人纷纷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
车站上，红旗飘扬，彩带飞舞，一队队男女青年，手持鲜花彩带，边歌边舞，热烈地欢迎贵宾。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的大钟敲响了。“当，当，当——”第十二下洪亮的钟声刚刚响过，“呜——”一列专列进站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呼啸着开进了莫斯科北站。钟声、车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这是苏联方面精心安排的。到车站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等。
在车站上，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并且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