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3月18日，蒋介石唆使其盟弟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学校教育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诡称接奉蒋校长电话，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19日李之龙向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索调兵舰公函备案，经蒋介石允许“电舰返省”。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一面又伪装“惊异”，说李之龙不服调遣，图谋不轨。20日，蒋介石宣布戒严，断绝交通；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枪械；包围了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很显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向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第一个阴谋政变，是他们叛变革命、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盟的一个试探性的前哨战。他们要以此来试探共产党的虚实。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政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宣部代理部长的身份列席，并提出一项严加取缔孙文主义学会的提案。孙文主义学会是1925年12月黄埔军校内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在蒋介石、戴季陶的支持下成立的反动组织。他们出版《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打着宣传孙文主义的旗帜，进行反共活动。毛泽东历数孙文主义学会的恶迹，主张严加取缔。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毛泽东的部分提案，决定在北京、上海等地不准发展孙文主义学会。这对于靠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阴谋政变活动的蒋介石，也是一次打击。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感到来者不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右派进攻的试探，主张坚决反击。他分析形势后指出，就广州一市的情况看，蒋介石的实力是大的；但就粤桂全局来说，蒋介石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们党坚持原则，坚决反击，就能争取团结那些动摇的中间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他和陈延年一起，去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利用蒋介石和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其他各军的军政首脑都反对蒋介石；第一军的政治骨干又大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毛泽东不服，请示陈独秀，又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压制，未能实现。
陈独秀等人被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吓倒了，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可能压倒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不仅有他的武装力量，而且得到中国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为了使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之内，共产党必须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
他们认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协助”、“等待”，而不能“包办代替”：当前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他们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想包办国民党而逼出来的，因而主张以后只应“办而不包”；一定要向右派的进攻退让，但不要退出国民党，故名曰“退而不出”。陈独秀还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称赞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表白说共产党是完全支持蒋介石的。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蒋介石阴谋得逞，变本加厉地向革命进攻。蒋下令撤消了第一军中许多共产党员的职务，并把他们和许多革命青年清除出了第一军；又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分化国民党左派，逼迫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假左派分子汪精卫出了国；迫使原是左派的动摇分子甘乃光、陈公博等向他投降；又把戴季陶、邵元冲、孙科等右派分子召回广州，委以重任，支持其四出活动，制造事端，分裂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造谣惑众，诬蔑共产党，扩大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
不久，蒋介石又把新老右派分子组织起来，和他在黄埔军校中培植的一批军事法西斯帮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结合，成了一个新的帮派。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前，在广州到处散布“共产”谣言，唆使罢市，造成广州中央银行发生挤兑，广州市内满城风雨。用多种方式威胁分化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他的《整理党务案》制造舆论和借口。
毛泽东虽受到压制，不能力挽狂澜，但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坚决的斗争。1926年4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十二次常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联合杨匏安等人提出了“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孙文主义学会案”。会议决定，除广东外，未经本会批准，不得认为本会附属团体。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为了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的党权，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当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都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条文。
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按照他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妥协方针，要大家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但是讨论中意见不一，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讨论7天，毫无结果。张国焘再三强调他和陈独秀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拒绝签字。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坚持不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两个人，一个是何香凝，一个是柳亚子。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方针，致使《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使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很快代替共产党人当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也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不久，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篡夺了党权、军权和政权。
1926年5月，中共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北伐战争。北伐军共八个军，约10万人，除后方留守部队外，分三路向北进攻。而它面临的敌人，数量庞大，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暂时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当时主要军阀部队有三支：一支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总兵力约20万，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控制着京汉路；一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总兵力约30万，控制着东北各省及北京、天津及津浦路北段；一支是从直系军阀分化出来的孙传芳，总兵力约20万，据有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这些军阀的兵力虽有近80万，但各自为政，内部矛盾很多，军无斗志。而北伐军由于战争的正义性质，全国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持；由于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援助和世界人民的同情；由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和英勇战斗，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到1926年底，北伐军就攻下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使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
在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国内形势急剧变动的重要关头，1926年11月30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不久，又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毛泽东在此前后，也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时虽然相距万里，但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却基本一致或大体相似。
为了便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特按斯大林提出的几个根本问题，将他们二人的观点，作些比较性的简述：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11月30日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两大革命运动巨流的结合；“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斯大林特别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必然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性质，他说：“谁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谁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毛泽东发表这种见解的时间比斯大林早三年半。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湖南《新时代》月刊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论述了中国革命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观点，并且更加具体地指出：“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少，包括直奉皖三派”。
直奉皖三派，都是和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勾结的封建军阀，是当时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也是三年后国共两党联合北伐的主要对象。毛泽东的这种观点，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阐述得更加具体、深刻、全面。该文是1925年12月1日在《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的，比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发表的时间早1年零10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首先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是许多人都感到困惑难决的实际问题。如上所述，连苏联的军事顾问代表团也搞不清。所以，毛泽东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