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外交部之厨子》由余姓厨师于外交部及晚清、民国政治上的飞扬而写了政局的黑暗无序，一切来自于余厨子随意坐置部长们中间纵谈风月而起；
其另一短新闻更是如此：“一日大雨，洋夫妇分坐两洋车。另以一车载其所爱之狗。车覆狗头碎。洋夫妇扼车夫项乱鞭之。车夫死于鞭下。夫妇洋洋抱死狗而去。”
所谓绘声绘色，庄谐并具也。
三、系统思维和重点思维
所谓系统思维，相当于我们所谓联系与发展的眼光，它要求不孤立地看待任何事物，而总是求取一种通透的感觉。诗人布莱克提议：
在一粒沙中窥见大千世界，
一朵野花中看到整个天国，
把“无限”捏在你的掌心里，
在一个小事中，把永恒掌握。
跳出自身，发现面面状况，并开拓面面状况的价值。另一个伟大的诗人埃里蒂斯也说道：
头顶浩渺苍天，
在你自身即可读到无限。
这渺小世界，
小世界伟大无边。
中国哲人章太炎也庄重发现：一切的物均可具“有边无边”之特征而放人大的空间中去理喻。
所谓思维的重点，即强调的思维中的“聚焦”。
系统思维完成的是一种广种薄收，它则要“锁定”方向，击中一点。它们并不矛盾，而是互相增殖，共容共生。例如：
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仪式在京举行（标题）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六位作家，手捧紫铜的奖章，向前来祝贺的人们致意。600位文艺界人士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仪式。
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的作家，在荣誉面前，想到了什么？
刚从四川农村赶来带着一身泥土味走上领奖台的周克芹说：“我没有感到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是羞愧和不安，我自觉得肩上的担子更沉，身上的任务更重了。”
《东方》作者魏巍的心里，只装着一句话：为人民服务。
文学前辈们关注着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界最盛大的评奖活动。巴金在病榻上写下了书面‘发言。
周扬的讲话……
在不显眼的席位上，还坐着六部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宋任穷、邓力群……
女记者郭玲春的这篇作品，全面地介绍了首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这是系统的眼光，涉及编辑、文学前辈、国家姿态等方面。其重点思维，则着力于六位获奖作者的感受，它成为一种重心点。由着这种巧妙的运思，报告相对有独立的魅力。
四、求异思维和寻常思维
关于求异思维，吉尔福特将它定义为：从所给的信息中产生信息，从同一来源中产生各式各样为数众多的输出。它指向一种歧途寻觅，带来的是发现与创新。
而寻常思维，则是我们一般的思维特征，形成简化模式则可写出“实践——精神”的公式来，它带有广泛存在、广泛应用的特点。
求异思维的特征大约有：
第一，质疑性。日本哲学家三木清《人生探幽》有云：“人的理性自由首先在怀疑之中。我不知道有哪种不进行怀疑活动的自由的人，那些被叫做honnetehomme（真正的人）都进行怀疑活动的，然而这意味着他们是自由人。”“怀疑是通向根源的手段。”质疑可打破惯例，带给人们一种新的闪亮，在新闻工作者中更是如此。当国民党当局一再宣布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延安一团糟时，正是埃德加·斯诺、范长江等中外名记者在质疑的态度中报告了实在的真相；正是打着“乌鸦主义”的牌号才使曹聚仁冷静地判断历史的走势，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家；也正是质疑的特征，使伍德沃德及伯恩斯坦将常人认为一般的盗窃案挖掘成历史的大举——“水门事件”。
第二，反常性。反常性亦可称之为非常规思维。例如，当我们无法找到起子打开瓶塞时，我们可以将木塞压进瓶里；当我们无法将一个问题看清楚时，同样地，我们可以向反面去理解。
第三，变形性。这种方式在思考过程中将思维对象的形状加以改变，使大脑得到新的触发和启示，实现认识上的突变。按着程世寿先生的说法，则有扩大法、缩小法、分割法和添加法。扩大法是有意扩大思考对象，将个别变成一般进行思考。缩小法是有意缩小对象，将一般变成个别来思考。分割法是将思考对象分解成几个部分，然后逐一进行思考。添加法是给思考对象添上某些元素，而后再思考。它们往往使聚焦显亮化。例如，正面计划生育宣传既费力又无大效，1983年《人民日报》的社论《假如所有的母亲都生男孩》即以扩大法引人深思，深化冲击力。
第四，真理性。一切以真理为准，即使破坏自身历史亦当在所不惜。清末中国号称“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之梁启超，惯作“危险激烈之论”，甚而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为的正是一种时新时利的求异特征。
新闻写作应该使两种思维结合运作，不可偏废。
五、精确思维与模糊思维
新闻报道要求精确地交代一切实实在在的元素，例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引语、背景、数据、细节，这是精确思维的表征。
然而，新闻写作又要求对主体的精神等亦做出描述。因此，模糊又成为必不可少的表现。例如：
向子冈告别（标题）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彭子冈，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名迹的女记者1月9日病逝于北京。因为她默默地离去，人们怀念起她当年叱咤风云的岁月。今天首都各界人士以及她的同仁朋友、读者前往北京医院，向她作最后的告别。
四十年代，是子冈人生的盛期。她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出任《大公报》记者，抗战八年问在重庆以富有个性色彩的新闻和通讯抨击社会的昏暗，为苦难的民族呐喊；也以她的胆识拨开山城的迷雾，告示人间的希望与光明。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曾轰动大后方，通篇思想与文风至今仍不失为新闻写作的范例。
近日为子冈送来的挽联，称她“握一管神笔”，“有两只慧眼”，都是赞许她善于脱开旧社会对报界的重重检查，从间隙里做文章，也钦服她五十年代时风尘万里，以新中国的劳动者作采访对象。作家沈从文在评论子冈的作品时，把新闻比作“用人事写成的大书”。他说，那是有时间性的，然而，子冈的报道“即或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也毕竟是历史的真实。”
……
这大手笔里有着怎样的特征，读者可以思考，至于郭玲春本人呢，她在结集的“附记”里点化道：“将丰富的人生蜷缩到几百字中，很难。不得不作大幅度的概括，而这概括，必须是平常或不平常的遭遇中最能体现她（或他）的精神与风格的。”②
我们于个中已见出了模糊思维的综合特征。只是，务请注意这模糊必须有事实的支持，就像郭玲春所说的那样。
六、事实的本身与社会学想象
事实在报道中地位显赫，不容动摇。这意味着必须由“事实”作思维的内容与引导，由事实夹裹着什么向前，这一点容易理解。
而“社会学想象”却是另一种导引了。赖特·米尔斯这位了不起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
思考人们实际上所需要的是什么以及思考人们感到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是一种特有的心智素质，这种素质帮助人们运用所了解到的情况，帮助人们发展理性，以便清醒地总结世界上正在进行的事，总结在他们之中还有什么事可能发生……这种特有的心智素质可以被称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具有这种了不起的能力后，任何东西的解析都会相当有力。
例如，它促使消息作者研究与思考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它的基本构成，它与其他社会类型之差异，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该社会中什么占上风。它同样能使主体视角多样，由政治的转向心理，由军事的转向文化。更为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区分“局部环境中的个人困扰问题”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