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对于学术的责任：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材；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这种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读者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来很有贡献的，——如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之类，——所以现时国力虽不充足，而仍为谈世界文化者所重视。不过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试问在现代的学术界，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幸福有贡献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无怪人家渐渐的看不起我们了。我们以后要想雪去人们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为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
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今日，外则强邻四倡，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国家的前途实在太危险了。今后想摆脱列强的羁绊，则非急图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想把国民经济现状改良，使一般国民能享独立、自由、富厚的生活，则非使国内政治能上轨道不可。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
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先有好政治而后有好社会，抑先有好社会而后有好政治？这个问题用不着什么争论的，其实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
这也是要希望学生们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的。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
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致远”，又有什么办法呢？
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作现代学生而无愧了。
原载民国十九年十月《现代学生》。
中国新教育的趋势
今天是总理诞生，我们都来开会纪念他，那么对于他的主义，一定是十分信仰；对于他的计划，一定是要力行的。但是，总理的计划很大，如军事，教育，政治，经济等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担任，只能分工做去，以谋求完成他的计划。我们分任教育，所以只能讲之教育，前天贵校教务长说同学们要我来讲中国新教育的趋势，现在请先说大学区的组织；然后再说新教育的意义。
大学区是地方教育行政上的一种制度，在七八年前，我曾发表过意见说，最好是以大学来管理全省的学务，但是，未曾实现。迨国民革命军达到浙江之后，蒋君梦麟就要把浙江先试验一下，因为现在是二十世纪，无一桩事体不与从前相差很远的，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不能牢守旧制，不谋改革。而且一省的教育范围很大，大学、中学、小学都包括其中，断非一个教育厅所能办得好的，我们拿工业上的制造品来说，是以美为要件的；譬如一只花瓶，一定要经过科学方法的发明，富有美术的意味，买花瓶的人，必定选一个合意的；就是以它为美的。何以要有所选择呢？就是因为好的被选择，不好的被淘汰，美术才有发展进步的机会啊！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是不可以不注意科学与艺术的。办学校的教职员。
有的是师范生，有的不是师范生，他们好不好，教育厅是应当考察的，假如仍有从前官僚化的教育厅来管理地方行政教育，那是永无改进的希望的。因为教育厅长及科长科员等，他们的学识未必全在学校教职员上，而且他们离开学校很久，不甚明白社会的潮流，所以他们尽敷衍表面，而无实际的心得，现在大学区的办法，是由大学校长兼管本区的中小学及其他特殊教育；教育行政都归大学教授组织，并且有研究院担任种种计划，这种制度法国久已实行了。法国分全国十七个大学区，我本想分全国十个大学区，恐怕难于成功，所以规划在江苏浙江两省试办，不过粗具模型罢了。现在的教育行政部，是一部分教授和专门研究过教育的学者来组织的。我想比从前的教育厅，总许要好些；办得长久，定会发达的。至于中央的大学院，除掉一小部分属于行政事情外，其余皆是研究的机构，如，美术院、音乐院、中央研究院等之皆是。
现在我再来讲新教育之意义，可分三点：
（1）养成科学的头脑从前有许多不是科学的，如心理学从前是附属于哲学，现在用物理的方法，生理的方法来研究它，便成为科学了；又如经济政治也是应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还有许多用统计的方法的，均不离科学，而且与科学相连贯。现在有许多人最易受刺激，听人怎么说便怎样信，这实在是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头脑，不能求其因果，凡事要考求其所以然，要穷究其因果关系，那么他的头脑才算经过一番科学的训练；譬如开车，我要由上海到真如，定要在等一个钟点，并且要亲至站里看看开行的时刻表，不是人家怎样说，我便怎样信的，因为科学家所发明的，都是有因果，有系统的，物质同办事的两个方面，固然是要如此，对于精神的——教育——也是要养成科学的头脑的。希望科学家全体起来研究怎样叫人养成科学的头脑，不妨多办几所研究院。
（2）养成劳动的能力劳动是人生一桩最要紧的事体。在总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问题，简单地说来，就是人人要能生产，人人能生活，犹如古人所说“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的意思，若要人人能生产，那是非打破“劳力”和“劳心”的成见不可，因为只有这种的分别，易使一般劳心的永远劳心，劳力者永远劳力，渐渐形成两种阶级，这两种阶级的发生，实由于教育的不平等；所以要想救此弊端，非普及教育不可，使劳动者得到智识，劳心者也去劳动，这实在是件要紧的事。李石曾先生说过：各人至少要当三年兵，一年作工，使得劳心者可以养成劳动的习惯，真是件最好的事！现在大学院创办劳动大学，分为劳工学院、劳农学院，收中学、小学的毕业生，入劳动大学读书，养成他们作工的习惯，又有工人学校，使劳动者得些智识，如这样的学校，以后还望逐渐的添办起来。
（3）提倡艺术的兴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因为艺术的关系，能够增进我们的精神，便增加了一种兴趣，这就叫做艺术的兴趣。譬如一个文学家，他终身埋于文学里面，旁人看他所工作的，似乎很苦恼，然而他总是不停的工作，这便是得到一种艺术的兴趣；甚至于全忘他的生死。诸君从南洋回到本国来，言语不通，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很可借艺术来调剂，最好，多开些音乐会、展览会，在国家方面，多开设几所美术馆、音乐院来提倡艺术的兴趣。不过，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的音乐院，这是只有希望做教育的能够学术化，担任的钟点不要多，留着余暇来自修；同学们要认真求学，不可计算几时毕业、只想多收几份讲义便算了事。
原载《当代名人录》1932年版，本文删去了最后两段。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机关之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
一日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日吾校实验室、图书室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无可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然十六、十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日破学生专已守残之陋见 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暖暖殊殊，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日释校外学者之怀疑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则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