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进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全国各族人民所向往的地方。在巍巍宝塔山下聚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也培育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
在延安，从领袖到群众，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十分刻苦认真，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我在延安抗大、女大、党校都学习过，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时间最长，那时经常听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由于我学习刻苦，进步较快，1940年荣获了“学习模范”的称号。这年3月8日，毛泽东主席为我题了词：“正确的方向，艰苦的作风，胜利是我们的”。这个光辉题词，一直鼓舞着我奋斗了60多年。我常想，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就是坚定不移跟着党走，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党的利益。怎样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就是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觉悟，不断改正缺点。只要始终坚持这样做了，就能保持正确的方向，不管遇到什么风浪，都不会动摇。
延安时期，中央领导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亲密无间。那时，对上级领导很少称职务，对中央领导，除毛主席因习惯喊“主席”外，其他都称同志，如朱德同志、恩来同志、少奇同志，都感到很亲切。中央领导同志一点架子也没有，和大家一起工作、学习、娱乐、劳动。主席作的报告都是站着讲，大家围着他坐成一圈，很随便，也没什么警卫，秩序很好。文艺演出时，主席和其他领导与群众坐在一起，打篮球有时恩来同志当裁判，朱老总等当队员。无论是领袖还是炊事员、马夫，都感到政治上是平等的，互相尊重、互相关心。1945年主席要到重庆去与国民党谈判，大家都不放心，劝他不要亲自去，但他非去不可。走时，许多干部、学生、老百姓到机场送行，我也去了，心情很激动，主要是为主席此行担心。但主席镇定自若，上了飞机站在机舱门口拿着一顶洋帽子跟我们打招呼。那时，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十分信任，千方百计支援我们。我们到农村去开会发动群众，老百姓整夜为我们站岗放哨。看到我们草鞋坏了，大嫂大姐一夜不睡也要编出一双。一次行军路上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大家就地卧倒，牲口都跑光了，不多时，周围村里的老百姓就主动把跑了的牲口送了回来。那时，老百姓只要看到是部队的牲口，就马上送了回来，唯恐耽误了部队的事情。那时的党群、军民关系真如鱼水一样密切，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对人民军队是多么信任、多么爱戴，这是我们的胜利之本，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靠山和力量源泉。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有力武器，这一点我在延安体会特别深。那时，同志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家常便饭”，很自然，没什么顾虑。一个同志有了缺点错误，大家都能及时真诚地提出批评。有时为一个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但过后谁也不会记在心上。首长们有了缺点，马夫或通讯员照样批评。首长照样作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方法也是不拘一格，有时是在党的生活会上，有时是在饭后散步谈心时，同志之间有话就说，坦诚相待，没有隔阂，没有疙瘩，感情非常真挚。60年了，我和那时在一起的同志们至今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情谊。
当时的延安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生活十分艰苦，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中央号召开展延安大生产运动，毛主席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粮，就开荒种地；没有衣，自己纺纱织布。中央领导和群众一起生产劳动，同甘共苦，没有等级差别和特权。主席和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工作需要外出有马以外，其他方面基本一样。主席给我们上课，最多前面摆张破桌子。他们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补了又补。那时，我们都是大姑娘，也爱美，但条件就是那样，只是多拆洗几次，整洁干净就行了，有几件衣服我至今还保留着。延安时期使我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吃穿不讲究，一直也没有做过几件时髦衣服。一些同志说我跟不上形势，我感到比起延安时期现在是够好的了。我常常提醒自己，生活条件好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丢了这个作风，就是丢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