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任弼时
任远志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而我却要说，父亲是我一生的老师，尽管我15岁才见到他，19岁时，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大女儿，你回来啦！
抗战胜利第二年，我15岁时，爸爸才有条件派人到湖南接我和妹妹远征与他和家人团聚。1946年6月，人们带我和妹妹离开老家湘阴唐家桥新屋，先到武汉住在吴德峰伯伯家，而后到达南京军调部执行小组驻地。在那里，曾宪植阿姨为我和妹妹添置了新衣服新鞋袜，把我们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我既兴奋，又紧张，爸爸到底是什么样呢？
几天后，我和妹妹远征乘飞机去延安，想到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我心情更加激动。不料飞机抵达延安上空，因天气不好，不能降落，只好转飞北平。我十分失望。
在北平，我见到了当时主持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叶剑英伯伯和李克农伯伯。由于旅途颠簸，水土不服，加上精神紧张，我身体一直十分虚弱，本打算第二天乘原机飞往延安，叶伯伯恐怕我身体吃不消，便临时决定留我在北平先休养一阵，于是妹妹远征随机先行赴延了。我留在“叶公馆”休养，心中盼望着与爸妈团聚的日子到来。
长到15岁了，我还没见到爸爸的面，对母亲也没有什么印象。只听说1931年，妈妈临产前一周，爸爸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启程赴中央苏区工作，留下妈妈和即将出世的我。我出生后不到百天，妈妈便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怀中抱着吃奶的我被关进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关押中，妈妈坚贞不屈，装作农村妇女，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党组织和周恩来副主席等多方营救，将近一年，妈妈被释放，我这个“小囚徒”也随妈一同出来。周恩来副主席电示，要我妈妈立即去中央苏区，妈妈为不影响工作，当机立断地把我送回湘南老家，当时我奶奶健在。几年后，母亲又把长征途中生的妹妹远征送回老家，六岁的我，算是第二次见到母亲，但因年龄小，时间短，妈妈是什么样，我一点也没有记住。后来，奶奶去世，我和妹妹就由邻村的一位王奶奶照顾，老少三人相依为命，直到这次爸爸派人来接我。
7月11日，是朗朗的晴天，我又乘上赴延安的飞机。在北平时，我就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你妈妈最好认，到了延安，你看到一个既矮又瘦的女同志，你叫她妈妈准没错。”
终于盼到这一刻了，飞机降落在骄阳下的延安机场。
步出舱门，我一眼就看到了妈妈——又矮又瘦的妈妈，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和脊背，疼爱地呼唤我：“大女儿！大女儿！”正当我四下张望，寻找戴黑边眼镜留胡子的爸爸时，妈妈忙告诉我：“爸爸没来，他去接从新疆监狱出来的叔叔阿姨去了，他可想你啦，咱们快回家吧！”
妈妈带我进了延安城。在新市场——延安唯一的大街上，一辆中吉普在我们对面停下来，妈妈忙告诉我：“快，去叫爸爸，那个刚下车的人就是你爸爸。”我看到爸爸果然像人们告诉我的那个样子，只是觉得他那身灰布军装不那么合体。我快跑几步，真想大声呼唤十几年来默默想念的爸爸，可终因从未叫过爸爸而没有张口。爸爸和妈妈一样，伸出双臂，把我迎进他宽阔的怀抱，连连说道：“大女儿，你回来啦！大女儿，你回来啦！”
我扑在爸爸的怀里，流着幸福的眼泪，感觉到自己再也不是孤儿了，我和别的孩子一样，有亲爱的爸爸妈妈，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油然而生。
爸妈领我上了吉普车，车上已坐了好多人，第一排位子空着，看来是专门留给我们的。我坐在爸妈的中间，妈妈向我一一介绍车上的人，朱总司令、康妈妈、杨尚昆叔叔、李伯钊阿姨……
长辈们亲切地笑着向我嘘寒问暖，使我懂事以来第一次享受到这种融融的爱，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按照湖南老家对父亲的称呼，轻轻地叫了声“爹爹”，没想到第二排的朱总司令答应了。我纳闷极了，转过脸用十分不理解的目光看着这位慈祥的老人。妈妈忙给我解释：“大女儿，陕北有个毛主席，还有这位朱总司令，我们延安的娃娃都叫总司令‘爹爹’。所以总司令以为你叫他哩！”这时“爹爹”伸过手摸着我的头和蔼地说：“大女儿，你来延安，见到你的爸妈，也见到了我这个‘爹爹’。”我高兴地笑了。
吉普车把我们送到杨家岭大礼堂，中央首长为新疆回来的同志们接风，我随爸妈也去了，但因为我太兴奋，太激动了，根本吃不下饭，便独自走到院子里去了。
从两湘水乡到黄土高原，这里的一切都令我倍感新奇。正在我琢磨着房子——窑洞，弄不清它是怎么回事时，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走到我跟前，亲切地抚摸着我的脑门，用湖南话问我：“你是哪个？你叫什么？”他也是我们湘南人，他是谁呀？恰好这时，爸爸从大礼堂出来，急忙走过来向我介绍：“大女儿，快叫毛伯伯，这就是刚才在车上妈妈告诉给你的，咱们延安的毛主席呀！”我赶忙叫了一声：“毛伯伯！”
这一天——1946年7月17日是永生不忘的日子，我认识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认识了许多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要能吃苦，要好好锻炼自己
不久，爸爸把我送到延安中学读书，我们全部住校，吃当时组织上规定的三种伙食标准的最低档——大灶。星期六回家和父母团聚时才可以解解馋，爸妈的小灶、妹妹的中灶和我的大灶，三种饭菜合在一起吃。
一次，我生病了，好几天吃不下饭，我的同学刘少奇伯伯的儿子刘毛毛向食堂要了点面粉和盐，煮成糊糊给我做“病号饭”。学校把我生病的情况通知了爸爸妈妈，请他们接我回家治病，可是爸爸既没派人来接我，也没派人来看我，我很不愉快，想故乡，想带我长大的王奶奶，甚至想大米粥，酸泡菜。
星期六，爸爸派一位叔叔接我回家了。一见面，爸爸看我真的是病了，人也瘦了，心疼地说：“大女儿！我还以为你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老师通知我时，我没有去看你，也没有让叔叔去接你，希望你在学校锻炼得更好些，原来你是真的病了呀！”我这才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怨气一扫而光。
这一次，爸爸留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等身体好一些了，又马上让我回学校去，并嘱咐我说：“要能吃苦，要好好锻炼自己，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才能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
爸爸很疼爱我，从各方面培养锻炼我，当时部队搞军事训练打靶时，爸爸常抽空参加，并且带我去参加。15岁的我好奇心重，又不知道害怕，不管爸爸打什么枪，我都要求打，什么三八大盖、小口径步枪、手枪，就连后坐力很大的机关枪也不例外。
1946年在延安机场打靶的情景，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其他枪种爸爸都同意我打，唯有机关枪爸爸不同意，他怕机关枪后坐力太大我承受不了，然而他禁不住我再三请求，勉强同意了。我兴致勃勃地上了阵，尽管我自己完完全全按照要领去做，但终因人小、力小，一扣扳机还是把我震得往后退了。过后肩膀痛了好几天，爸爸说我：“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常常参加射击训练使我的枪法大有长进。这样，每逢朱总司令约爸爸休息去山里打猎时，也带我同去。
我的眼睛好，常常是我先发现目标；我的腿又勤，打到猎物，我都抢着跑去拾回；我还时时提些幼稚的问题，他们一边回答我，一边高兴地笑。我为他们的打猎活动增加了不少乐趣。
曾在野战医院当过护士的我，身边喜欢带些酒精、棉球和绷带等。一次，朱总司令、爸爸带我和张振奎叔叔去打猎。不料，张叔叔装猎枪子弹帽时，不小心把手炸破了，直流血，我急忙把张叔叔的手包扎好，爸爸很欣慰地跟我开玩笑说：“大女儿，就因为你带来了这些纱布、酒精、棉球，害得张叔叔的手都炸破了。”朱总司令紧接着说：“还是我们的大女儿好，有心眼，有备无患嘛！这次要不是大女儿带来这些东西，张叔叔的手可能要感染化脓……”实际上，两位老人都很欣赏我的做法，我也很得意。
“你们住在这里，千万不要……”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学校开始没有安排我随校转移，他们希望爸爸带我走。但是，爸爸却让我跟学校行动，自己背着背包，和同学们一起接受锻炼。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分散在五处，大妹妹远征随“保小”转移；妈妈带着小弟弟远远随中央工委过了黄河；小妹妹远芳远在莫斯科国际孤儿院；爸爸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转战陕北。
从延安撤出，行军很艰苦，日宿夜行，不论天多黑，也不能打火把。我因从小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踏出第一步不知第二步往哪儿迈。只好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隐隐约约地随着这个小白点前进。
不料一次过河，终因眼睛看不见，把右脚趾骨摔裂，伤势较重，从小趾到大腿，全部肿了起来，并引起高烧。没办法，行军时就借助毛驴、黄牛，连牲口都无法走的地方，就靠同学们背我前进。一日，我正拉着棍子在街上艰难地行走着，意外地遇见了父亲的警卫员张振奎叔叔，他惊讶地问：“远志，你是怎么啦，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把情况告诉他，并询问他来干什么。原来爸爸在伯伯、阿姨们的建议下，同时考虑远征妹妹年龄太小，怕她吃不消，便派张叔叔把妹妹接回去。这时张叔叔看到我行走艰难的样子，当即决定把我和妹妹一块接到爸爸身边。一起走的还有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彭德怀的侄子彭起超。我们几个一起来到了中央机关当时的驻地——王家湾。
那是一天的下午，我的心情和我初到延安第一次见到爸爸一样高兴。爸爸只知道妹妹要回来，为此他已无数次到窑洞门口张望，却不料我、毛毛、彭起超也一齐来了。当他看到我们时笑眯眯地说：“你们怎么都回来啦？你们都好吗？”我们几个像归巢的雏燕一样扑到爸爸身边，爸爸挨个揽到胸前亲了一下我们的额头，简略地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突然注意到我不灵便的腿，急问：“大女儿，你怎么啦？怎么拐了？”我告诉他摔伤的经过，他急忙查看了我的伤脚，心疼地跟我开玩笑说：“轻伤不下火线，你怎么回来了呢？”说完又吩咐张叔叔给毛毛和彭起超安排住处，爸爸一手拉着妹妹，一手搀着我走进窑洞。
这是一孔很特别的窑洞，外部形式与一般“一明两暗”的房子差不多，内部结构却不尽相同，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和我父亲四个人办公兼住宿的地方。
“一明”这一间，正对窑门便是一炕，周恩来与陆定一共用，“两暗”的左边一间为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一道门与正室衔接；右边的一间是爸爸用的，特别的是，它与正室衔接的却是一道与炕同高的豁口，上了豁口右边是炕，炕头却是一个炕洞，据说是老百姓平日用来存粮的仓库。
爸爸指着那个炕洞说：“这就是你俩的床。”我和妹妹无不惊讶地问爸爸：“这么深的洞，上下那么不方便，怎么睡呀！”爸爸耐心地解释：“这村子很小，我们来的人又多，你们就凑合着睡在这里吧，爸爸每天把你们拉出来就是！”这样，我和妹妹就在宽得够我们躺下而长却不足以将腿完全伸直的炕洞里安顿下来。
这时毛伯伯、周伯伯、陆定一叔叔闻讯都来看我们，毛伯伯亲切地抚摸我和妹妹的头，对我说：“大女儿，你们都来了呀，想爸爸没有？”我和妹妹忙回答：“想啦，也想毛伯伯了。”毛伯伯点头笑着又指着我的胃部用湖南话问：“你的胃还痛不痛？”我说：“在行军路上痛过几次，现在好些了，谢谢您。”他又转过头看着妹妹说：“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你还好吗？”因妹妹在长征路上生的，所以每次毛主席见了她都风趣地称她“老朋友”。接着周伯伯、陆定一叔叔也分别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我和妹妹沉浸在幸福之中。一时间，伤脚的疼痛全无感觉了。
那天晚上，爸爸把我和妹妹叫到身边再三叮嘱我俩：“这里是毛伯伯、周伯伯我们办公的地方，为了解放全中国，任务很艰巨，很辛苦，要保证他们休息好，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工作。你们住在这里千万不要大声讲话，更不能随便打闹，走路时，脚步一定要放轻……”
爸爸不但这样告诫我们，他自己更是十分注意。有时，早上起得很早，他唯恐影响周伯伯他们休息，索性就从我们住的窑洞窗口爬出去。当他要咳嗽时，就走到离窑洞远远的地方，实在忍不住，就用毛巾捂着嘴。爸爸的行为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炒芝麻”的时候到了
这阵，爸爸比在延安时更忙了，他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他要负责中央机关的行政工作；他要尽可能地照顾我和妹妹，他实在太累了。
白天，他和毛伯伯、周伯伯一起开会，研究分析各个战场的形势，确定战略方针；晚上，他伏在小炕桌前，在小油灯或蜡烛的微弱光亮下聚精会神地批阅文电、起草文电，常常通宵不得休息，我很心疼爸爸，却苦于不知该怎样帮帮他。
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工作一紧张常常面红耳赤，头痛脑涨。这时我和妹妹一起帮他按摩头部。跪在土炕上时间稍长，膝盖就痛得不行，但我从来不吭一声，一定等爸爸说：“大女儿，我好些了，你休息吧。”才停手。
陕北的蚊子和臭虫多得很，尤其是臭虫更多，看到爸爸他们工作那么紧张、劳累，特别是他集中思考问题时，常常一支烟从点燃到最后却顾不上吸一口，而可恶的小臭虫却叮得父亲烦躁不安，我就每晚点上蜡烛为他消灭臭虫。我手持燃着的蜡烛，顺着窑洞中的每一条缝隙，墙上、炕上、窗台上，从这头烧到那头，从东边烧到西边，听火焰中臭虫被烧得噼叭作响，心中不免为它们不能再欺负爸爸和伯伯们感到快慰。我们形容这声音为“炒芝麻”。日子久了，一到晚上，爸爸就会提醒我：“大女儿，‘炒芝麻’的时候到了。”就连周伯伯也时时诙谐地说：“大女儿，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蚊子）和坦克（臭虫）了！”
生活在这孔窑洞里的人们亲如一家，大人们情同手足，孩子们备受照顾。吃一个好点的菜，他们相互推让；天气冷了，一件大衣你给我披上，他又给你盖上；一人有事出去未归，几个人数次到门口张望等候；一个孩子有病，几个老头都忙。
有一次，我在河沟里洗被子，陕北的河水冷得刺骨，我身体本来不好，结果引起高烧。这一下，他们更忙啦，夜里，爸爸端来一盆冷水，拧一条毛巾放在我的额头上，就又去看文件、电报，过一会儿，再来为我换一次毛巾，而后又是伏案工作。
周伯伯时时过来帮爸爸照顾我，一会儿摸摸我的头问：“大女儿，好些了吗？还哪里难受？”一会儿跟爸爸一样也给我换毛巾降温。一连好几夜都是这样。
白天，毛伯伯走到爸爸的炕洞口，用湖南话问我：“大女儿，你好些了吗？还烧不烧啦？以后水太冷就别到河里洗被子了，脏就脏点儿吧，现在是过渡时期，等条件好些咱们再去讲卫生好吗？”说着回头对他的警卫员说：“小李，你去问问咱们的医生，有没有退烧药，拿来给我们的大女儿吃。”
陆定一叔叔也跑过来对我说：“我这里还有几颗薄荷糖，大女儿，你含在嘴里可能好过些。”几位老人在我生病期间还时常风趣地逗我开心：“大女儿，你这一病可好，坦克（臭虫）飞机（蚊子）可就没人去消灭了，这损失可就大咯！”
直到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那几位老人忙碌的身影又会出现在我脑海里。我觉得很幸福，但又很后悔，后悔那时太不懂事，几位老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不但没有条件为他们分忧，帮他们干点什么，反而给他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如今当我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也有了子女和孙辈，我才逐渐理解了他们那颗既爱革命事业又爱孩子们的心。
“光明在前”“努力学习”
不久，爸爸他们流动性越来越大，带着我们这群孩子转移实在不方便，就决定把我们几个孩子和机关中年纪小的工作人员及体弱有病的同志全部送到河东。
当我们准备过黄河时，我真舍不得离开爸爸和伯伯们。当时，我身边只有一个不到两寸大的记电话本，我从延安出来一直带在身边，它是三五八旅的一位李传常团政委撤出延安时送给我的战利品，很精致，我很喜欢它，决定用它请毛伯伯等题词。
我依依不舍地和他们辞行，周伯伯出差了，记得当时毛伯伯躺在帆布椅上，我蹲在他面前，趴在他老人家膝盖上，请他题字，毛伯伯慈祥地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要过河啦，给你题什么呢？”思索片刻，欣然挥笔写了“光明在前”四个字的光辉题词。接着，爸爸又为我写下了“努力学习”的题词。这也是爸爸对我一贯的希望与要求。
就这样，我珍藏起小本，满带着父辈的殷切期望东渡黄河，又开始我独立的生活。
“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
过河不久，组织上决定调我到贺龙中学学习，当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爸爸的工作更忙了，血压更高，糖尿病日趋严重，但他仍旧时刻惦念我的思想、学习与生活。
1948年10月，我患了泻肚病，爸爸从聂荣臻夫人张瑞华阿姨的电话中闻讯，很不放心，特意派邵昌和同志来看我，并带来我所需的学习用具以及半磅毛线，叮嘱我：“你一定要自己打好两双毛袜，以备你自己冬天用。这里不比南方，也没有延安住窑洞那样温暖，要自己好好保重。”
当时我刚从爸爸那里来学校不久，因我在延中上初一时没有安定的条件，更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受军训、造地雷、坚壁清野、转战陕北上，所以没能插上初中二年级，心中不痛快，爸爸在托邵昌和同志带来的信中特别鼓励我：
“……这也不要紧，但绝不要因为许多功课已经学过就不用心了。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即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做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有了文学的基础，又便利你去学科学……”这时候爸爸就已经按照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去要求我学好数、理、化及外语了，他对我的教育从来都是置于整个革命事业中，丝毫没为个人，为小家庭着想。
读着爸爸的来信，不禁使我回想前一段在爸爸身边时，爸爸对我的教育。当时，尽管爸爸工作很紧张，但无论多忙，他都尽量抽出吃饭后的一点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他带着我、毛毛和妹妹等几个孩子到村外小河边散步，有时询问我们各自的生活情况，有时对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甚至给我们讲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给我们讲述当年自己在敌人的监狱中如何坚守党的秘密不暴露身份与敌人斗争；讲述毛毛的母亲是怎样在南京被反动派杀害。毛毛哭了，我也流着泪。爸爸抚摸着我们的头安慰教育我们：“不要哭，要化悲痛为力量！”
正是在爸爸身边的这些日子，我和毛毛这几个刚从大后方来的半大孩子接受了最直接的革命教育，我们进一步懂得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共产党，干革命又是为了什么。
爸爸对自己的孩子，对生活在他身边的战友的孩子都关心备至，对烈士遗孤，对从未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孩子更是悉心照拂。一次他听说叶挺将军的儿子叶华明也生病了，只因华明和我是同学，他便在托人给我带去的食品附信中特说明：“奶糖白糖各两包，听说华明也生病，奶粉白糖各分一包送给华明。”对华明就像对自己的爱女一样，绝对平等，没有亲疏之分，这点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渐渐地，接济比我生活差的人也成为我的习惯，这都是爸爸身教的结果。
“缝缝补补又三年”
全国解放了，我们搬到北京，全家团聚了，尽管我们仍旧在学校住宿，但每周六都可以回家，这一段爸爸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我们进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和刻苦学习的教育。
家住景山东街时，住房是有电灯的，一开始搬来，爸爸就告诉我们“人走灯关”，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关”的字样提醒大家，至今我仍坚持这样做，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
有几次，妈妈让我和妹妹把破旧衣服拿出来打袼褙做鞋底用，爸爸走过来一一翻看着，拿起这件说领子破了可以缝缝，拿起那件又说这件袖子破了可以补补穿，还不时地自语：“缝缝补补又三年嘛！”结果，我们那几件破旧的衣服总是挑来拣去舍不得毁掉。
我和妹妹装衣服的箱子，都是爸爸从延安撤退时用来装文件的木箱，很粗糙简陋，平时就放在卧室的窗下，一次上学前忘记关好窗子，赶上下大雨，风把雨水吹进窗内，木箱被淋得透湿。当妈妈帮我晾晒时，爸爸注意到我的衣服补了又补的样子，既欣慰，又心疼。不久，他去苏联养病时，居然带回好几条黑色短裤给我，真难为他的悉心与周到。
他在苏联治病时，就已把我当成家中的大人了。他把治病的详情寄给我们，并让我和妈妈摘告弟妹们。我从小在湖南老家吃惯了辣椒，到了北方，天气干燥，可我难改旧习，因此常常因吃辣椒而引起身体不适。爸爸在国内时常提醒我，而他远在莫斯科养病时也不忘此事，涉及他吸烟问题时，他写道：“至于烟，那是很自觉的不抽它，唯不知远志是否还是自觉的不再吃辣椒？”还特别在说他自己的“很自觉”和我的名字“远志”下加了重点号，父亲无言的身教又一次鞭策着我。（爸爸为了不让我吃辣椒，在他去苏联养病前，曾和我订了条约：他从此不吸烟，让我从此不吃辣椒。我们各自都自觉地遵守条约，爸爸确实再也没有吸烟，而我呢，爸爸从苏联回来看我瘦了，就给我解除了条约，可以少吃辣椒。）
对我的学习，他更是念念不忘，希望我“要补习到初中毕业后确实能考进师大附属高中，不要从初中毕业就投考什么预科。”
父亲的教导渐渐地化为我的行动。读书时，我从不主动向妈妈要一分钱，有时爸爸妈妈忘记给我车票钱，我身上有三分钱就乘三分钱的车，其他路程就步行，遇上一分没有时，就全程步行。参军后，一身军装里里外外，从未做过入时的衣服。成家后，经济比较紧张，我带着孩子平时艰苦度日，病时借贷吃药，顽强地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这一切都应当归于父亲对我的教诲与影响。尽管这一生中，我从认识父亲，到父亲病逝，才仅仅四年多，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但受到的教诲却有益于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