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三地新闻比较结论
通过对三地新闻播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
三地新闻播音都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其中大陆和台湾电台新闻播音的地域色彩比较明显，人们可以通过发音特点和播讲风格，准确判断出电台的属地。新加坡电台的地域色彩稍弱，单听播音可以判断出是海外电台，但由于缺少标志性发音特征，仅凭借声音不容易准确判断，它与其他海外华语电台有类似的特征。
三地新闻构成三种不同风格的播音：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大陆播音；以“中国广播公司”为代表的台湾播音；以新加坡传媒集团为代表的新加坡播音。其中，大陆和台湾风格主要适用于各自地区。新加坡风格与其他海外媒体较为接近，形成一种介于海峡两岸之间的中间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除了受到新加坡特定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融合过程影响之外，还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为了不偏向海峡两岸中的某一方，他们更愿意采用第三方的中间风格。
三地电台新闻节目在新闻选取、制作方式上有所不同，这些因素也影响播音员的播音风格，但造成播音风格不同的主要因素来自播讲方式、发音特点、用声方式、词汇和语法特征。三地播音在词汇和语法上基本相通，没有鲜明的差别，播讲方式也大体相同。形成三地新闻播音地域特征的重要因素是发音和用声。大陆和台湾在部分音声调、词的轻重格式、儿化音等方面发音不同，两地播音员在句子的语调处理，尤其是陈述句句尾音高上也有不同，这些差异构成各自发音的不同“味道”。另外，在语速、感情力度、用声等方面，双方也有一定区别。新加坡广播在语音方面接近大陆，但播音员在吐字力度、语速、感情力度、语调等方面，与大陆播音有一定的差别，总体倾向于弱化。
担任过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台湾声音艺术家姚大钧曾在他的网上专栏中“台北声音现象”一文中对台湾的新闻播音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语言，其实也就是‘人文听音’中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即使是本地人可能也只察觉到‘台湾国语’已成为正统语言。然而，在台湾更新且更严重的一项语言突变是未见有人研究过的‘台湾广播国语’。这种莫明其妙的腔调大约在十多年前由电视名主播张雅琴这些始作俑者开始宣扬传播，至今已泛滥成台湾各电视台广播的主流腔调。最奇怪的、也该强调的是：它既非源自闽南语，也不会出现在人们生活口语中。这种丑陋到难以入耳的腔调念法基本上是抹平句子中每一字的四声起伏，也完全抹去句中关键字词本该有的重音。听起来的结果表面上是一塌糊涂的任意高高低低的调子；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是在一个每字皆压低且平的句子中，在每个词组的第三字上强加上与句子语意彻底无关的高音重音。举个例，‘台视新闻林淑芳在台湾大学的采访报道’这个句子在普通话／国语里本来很自然地会将重音和高音放在‘台视、林淑芳、台湾’等字上。但今天的广播怪腔却是：全部用极低的平板音调发音，四声里的第二声更是完全忽略，根本不上扬；却神经质地反给‘新、芳、大、报’四字加上毫无道理的高音重音，原来各字应有的四声全部抹煞。”
四、三地谈话类节目比较
与新闻类节目相比，谈话类节目更能反映出本地语言的口语特点，尤其是比较生活化的话题。谈话类节目的语言要与一般民众语言靠近。原因是这样的节目中，产生了与文稿播音不同的背景。首先是两者的播讲方式不同，谈话类节目通常都没有文稿的支持，也脱离了文字限制。即兴表达与文稿播读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了读的味道，更接近于说。谈话类节目更接近本地语言是因为受到交谈对象的影响，在一个人播稿时，没有其他人的干预，播音员和主持人可以比较容易地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方式进行播读。选择非口语方式，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可以轻松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如果有交谈对象，双方在交流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受到对方的干扰，对自己的说话方式进行适当的修正，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接近对方的发音方式，以取得传播学上缩微“接近”的传播效果。换句话说，即使播音员和主持人在谈话类节目中想用文稿播读的方式与对方交谈也很难做到。一般情况下，他会不由自主地接近对方的发音。
依据谈话话题和谈话方式不同，谈话类节目的口语与生活口语的差别也不同。一般较为严肃和正式的话题，说话的双方都会有所控制，说话的方式比较接近于书面语。主持人往往先在头脑中斟酌一下，将句子组织好再说，语言带有背诵的色彩。由于已有腹稿，实际上与文稿播读已经接近，只不过没有将其转换为文字。
比较随便的谈话类节目语言准备程度较低，交谈中双方思考的时间很短，语言更自然，出现差错的机会较多。由于缺少腹稿，与播读差别明显。
1.中国大陆谈话节目的口语化特征日益明显
中国大陆的广播电视长期以来一直实行文稿播读，很少有脱离稿件即兴表达的机会，这是特殊的节目制作制度造成的。在这种制作方式下，可以很容易地控制发音，使得发音更规范，但是它也造成了表达的死板。对即兴表达的限制逐步放松，使得语言的口语化特征日益明显。刚开始，即兴表达还比较谨慎，涉及的话题也比较严肃，说话的风格还有一点文稿播读的腔调，与生活语言有一定差距。在话题、语言风格、发音、词汇等方面还保持着广播语言比较正式的特点。
随着时间推移，谈话节目逐渐推开，由较为正式的交谈扩展到随意聊天，话题也由国家大事扩展到家庭琐事、邻里关系，吸引的受众层面逐步下移，语言的生活口语特征也逐步显露。节目除了信息性之外，还注重娱乐和幽默。这种口语化导向，显然是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因为只有吸引更多的受众，才能获得广告机会，增加媒体收入。
谈话类节目的口语化趋势产生了一系列后续影响。严格讲，大陆的普通话并不是纯粹的生活口语，它是人们在抛开方言进行语言沟通时使用的共同语，是较为正式的公务和交际语言。普通话标准过于注重单音的发音规范，使它更适合注重字音的文稿播读。普通话过于强调其超方言性质，将北京话的部分读音和语调都排斥在外，使普通话只能与正式语体挂钩，而口语往往会与当地方言相联系。广播电视中的谈话节目口语化，会使带有方言特征的普通话通过谈话双方进入节目。在口语化推行中，一些广播电视媒介直接呼吁开放方言广播，要将口语化一竿子插到底。
口语化使中国大陆实行了50年的广播电视语言的规范标准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在即兴表达为主的口语节目中，带有本地方言味道的普通话主持人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可能会威胁到文稿播读，当中国大陆广播电视节目实行可以即兴表达的新闻主播制时，新闻节目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可能会再次动摇规范的发音标准。
由于中国大陆地域辽阔，方言众多，口语化造成普通话语音地方化的直接后果将是大量带有地方色彩的普通话变体，这些变体可能会随着广播电视的传播力量传播和巩固，最终成为普通话的地方标准，这一推测可能会使长期以来呼吁承认大众普通话价值的学者感到高兴（姚怀德，1999）。
2.台湾谈话节目是台湾民众国语的真实体现
台湾广播电视的谈话节目很多，在广播和电视中都可以听到和看到侃侃而谈的主持人。台湾广播电视对于播音员和主持人没有大陆那样严格的发音限制，他们的语言实际上就是一般民众的国语，或者比一般民众的水平略高。与大陆谈话节目主持人相比，台湾主持人的发音距离大陆普通话标准较远，即使与台湾新闻播报使用的国语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台湾广播口语化的谈话节目使用的是与当地方言融合了的地方化国语。除了不可避免的地方化词汇，台湾谈话节目使用的国语已经渗透了方言语调，成为国语的地方变体。或许人们在正式场合还可以说更标准的国语，但这种自然流露的语言更能真实说明台湾本地的一般口语特征。
3.新加坡谈话节目的语码混用
新加坡的广播电视节目中的谈话节目除了带有本地化的方言痕迹，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英语词汇的混用，这与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英文在公务语言使用中占有强势有关。这种语码混用的现象是使用双语的人群不可避免的做法，尽管新加坡政府一再提倡纯洁华语，纯洁英语，避免两种语言相互融合造成的语言混乱，但这种语码混用的做法是很难消除的。口语中的语言现象，出现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的谈话节目反映了各自广播电视媒介对主持人语言规范的容忍程度。中国大陆对谈话节目中口语的使用还有所限制，主持人需要在语言规范和地方口语之间权衡，但在语言上已经开始偏离过去的文稿播读标准，趋势是靠向地方口语。至于将来能走多远，取决于管理者的容忍程度。
台湾和新加坡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并没有类似大陆的严格限制，他们的语言状态与一般民众相同，或许广播电视媒介在挑选主持人时会考虑发音问题，有自己行业的“潜规则”，但从收听效果看，即使存在差别，区别也不是很大。如果以谈话类节目的语言状态作为区分三地语言的标准，三地语言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是语言的三种地方变体。这种状况与新闻播报的语言有所不同。它表明，文稿播读是广播电视语言的一种特有形式，它有着稳定的语言形式。即使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同一语言的播读形式会有着大体相同的特征。而口语是活跃变化的，会因地方不同，发生具有本地特点的变化。口语作为广播电视节目中谈话节目的重要形式，也将成为广播电视语言的一部分。各地区的华语媒体语言都会呈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发音相对统一的新闻播报和文稿播读，另一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带有地方变体色彩的口语发音，两种语言形式共存于媒体之中。
参考资料：
1.Mesthrie，J，J.Swann，A.Deumert and L.Leap（2000)：Introducing Sociolinguistic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吴英成，2000，《中台新中华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6日。
3.姚怀德，1999，《“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言与信息》5月第12期。
4.李岑，2003，《台湾电视新闻节目随感》，《现代传播》第1期。
5.梁继红，2003，《当前台湾地区广播生态状况及受众需求分析》，《现代传播》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