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古风淳朴，人性憨厚。一路上不时有捧着饭碗蹲在墙角的农民站起来跟我们招呼：“进屋吃一点？”学勤说这是自古沿袭的客套话，不能当真的。见到兰考老乡，学勤介绍我是从上海来的（他们不知道江苏，知道上海），姓尤。老乡们都笑了，用河南的拖腔像唱歌似的说：“城里人福气好，姓都比我们好。蔡，朱，又来了尤。”学勤见我不明白，解释说：“集体户有人姓蔡姓朱，你姓尤，老乡说的是谐音——菜、猪、油。”我恍然大悟，感觉有趣，也感到心酸。他们太缺乏因而也太向往“菜、猪、油”了！学勤悄悄说，这里老乡真穷，除了买盐几乎没有其他消费。唐寨老支书阎协崇是党的“九大”代表，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人民日报》以“革命先锋”为标题发过长篇通讯。但阎本人很朴实，见人说不出话。学勤说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坐的椅子一下子弹起来，他以为把椅子弄坏了，不知所措。还有一个人口相传的故事，说老乡进城看到飞速向前的火车，惊讶至极，逢人便说：火车爬着都那么快，若站起来还不知多快！
这里的老乡后来与火车结下不解之缘——到春荒就“扒”火车到远方去要饭。因周边都一样穷，要不到。“扒”火车是指不花钱买票；搭货车，在这里是默许的。老乡将客车叫“票车”，知道那是需要买票的。焦裕禄曾领县委常委深夜到火车站看望逃荒的农民，这一细节是真实的。学勤也领我“扒”了一次货车，当然不是要饭，而是游览了郑州、开封。我们虽已下乡成了农民，与真正的农民还是有天壤之别。
以前从学勤信中知道他的集体户很上进，也很激进，现在又添切身感受。队里为他们建了四间大瓦房不住，每人认一个五保老人当干娘干爹，与他们一起住，让孤老体验子女的温情。学勤说小陈惹了一头虱子。他们春节不回家，利用冬闲帮队里测量土地，做水利规划。不容易啊，曾几何时还是埋头读书的重点中学高才生，还是娇气的上海姑娘！
学勤陪我走访大佛堂（另一个大队）集体户，上海知青在异地他乡聚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一起做饭，那是一顿特殊的晚餐，兰考特色为主：熬一大锅黄澄澄的小米粥，在稀饭水平线之上贴一圈不掺红薯面的玉米饼，这已是他们极尽所能、很有档次的待客之礼。当地老乡一年只有除夕夜吃一顿白面饺子，平时从不吃纯白面、纯玉米面，都是要掺红薯面。各人拿出自己的储藏，使晚餐穿插了上海特色：有午餐肉、豆瓣辣酱，有我带去的咸猪肉。不伦不类，却绝对丰盛——在河南平原这个冬夜，一群上海知青就这样聚在一起像过节一样。我以杜甫诗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表达感谢惜别之情。
他们平时生活很简单，比江苏农村要差得多，整个冬天就是大白菜。那几天我与学勤、小陈围着炉子（他们烧煤，这让我很羡慕，我们没有煤，柴草严重短缺），边取暖，边做饭。锅子冒着热气，将咸肉用小刀削成片放进清水中，再放入白菜，肉的香味随热气沁人肺腑，谈天说地，慷慨激昂。
离开兰考前到县城瞻仰焦裕禄墓园，与学勤、小陈留影。
在候车室，我们一遍遍地唱“航标兵之歌”、“等待出航”，唱我刚学会的“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还有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这几首歌旋律相似，委婉、忧郁、压抑、感伤，融入了全部的离别之情。“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任何语言都已经多余。
突然，一直埋着头的学勤，抬起头，说我也回上海！我与小陈慌了手脚，像哄孩子一般，好一阵才算稳住情绪。小陈泪流满面，我也眼角发酸。还是引用学勤的描述：
——离开河南时已近年关，火车挤得一塌糊涂。我在他背后用肩膀硬顶，才把他送进车厢，车门关闭前一刹那，扔给他一袋在县城买的“金银卷”作干粮。所谓“金银卷”，即玉米、面粉分层合卷的馒头，玉米为“金”，面粉为“银”，这在当地已经是上等吃食。他到上海，不敢与我家里说兰考真实情况，他妹妹要把那袋没有吃完的“金银卷”扔弃，被他奶奶高声喝止：“这是学勤在河南过年才能吃的好东西，你们就这么扔了？作孽啊！”我妈妈和我奶奶在隔壁听见，一下子明白我在兰考的真实处境，不禁垂泪，家中春节黯然失色。
写此文时我找到了从邳县到兰考的火车票：1972年1月21日，320公里，5.4元。
扒火车
结束兰考之行回上海之前，按计划是向西旅行，目标去洛阳或西安。学勤、小陈与我早早进了火车站，“扒”西行火车。所谓“扒”，有扒拉开列车车门的意思，有七手八脚往车上爬的意思。这里主要是不买车票，免费搭载的意思。学勤走在前面，看他那种天经地义的模样，让从南方过来的我匪夷所思，但又十分兴奋，既有省钱的愉悦，又有冒险的刺激，还时不时映出电影《铁道游击队》的画面。其实当地不买票搭乘货车很普遍，也很正常，既不英雄，也不无赖，车站上看见也不管的。因此就有焦裕禄领着常委雪夜到火车站看望外出讨饭农民的事迹。这个细节暗寓兰考贫困到极点，本地已讨不到饭；也不经意间透露出不花钱搭货车是天经地义的这一信息。从人们的不同叫法中也可分辨出，兰考人管客车叫“票车”，搭车是需买票的；货车不是“票车”，当然是无需买票的。
我们“扒”的第一列货车装的是白条猪肉，冰冻得硬邦邦的，一片片，横七竖八，人是不能与之为伍的。换一列，是个油罐车，圆溜溜的油罐外围有一圈铁杆，可扶手，倒也干净。不过静止尚可，一旦疾驰起来，是什么状态？我不敢想象。学勤说不要紧，说着率先爬了上去。我心怵，迟疑着不肯迈步。学勤下来，再等一列。这次不错，一只只麻袋装的是田菁（一种绿肥）种子，干干净净，叠放得整整齐齐。对，就搭它。三人上了车，边拖动麻袋，让身体躺卧得更舒服一些——宛如刚住进招待所整理床铺一样，边互相打趣说：“都赶上票车的卧铺了！这么个好地方，可惜没有人知道。”话音未落，车厢的一角发出声音：“谁说没人？我打徐州就上来了。”惊吓之后，就是喜悦：遇到同行了！
近午，火车停靠郑州东站，很长时间也没有动静。经商量决定出站，先午餐，到郑州市区转一下，再“扒”车继续西行。郑州给我的印象，到处是红砖砌的正正方方的三四层高的楼群，顽强地给自己贴着新兴城市的标签。“二七”纪念塔刚建成，七层，双塔状，含意“二七”，在市内属较高建筑，式样新颖，又是绿色琉璃瓦，在周围的中低层红色砖楼中显得独树一帜。
对郑州我们并不在意，我们还是要向西。晚上，出了郊外，在月色指引下，辗转来到郑州火车站发车场。
郑州站是全国铁路运输枢纽，它的货场很大，分编组场和发车场。南来北往的货车都要先汇集到编组场，按去向重新组合，再到发车场等待出发。这些常识，都是学勤边走边给我的启蒙，也是他的经验总结。他说，有一次在编组场扒上火车，坐在车厢里被火车头牵引着来来去去，折腾了好久。所以“扒火车”须直接到发车场。郑州发车场与兰考之类小站不同，看管很严，我们三人未到入口就被拦下，值班老师傅恪尽职守，板着脸教育我们：发车场等于国家仓库，怎能随便进出？经不住我们死磨硬缠，加上三人的惨相，特别见陈又是女孩，终于同意放行；并指引路径，特意嘱咐遇到巡逻的不要乱跑，他们是有枪的。这个善良的老师傅应该是见不得我们小小年纪年根岁底、深更半夜、天寒地冻在外闯荡，诸多因素让他动了恻隐之心；但过关之后，我们边走边议论，坚持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老师傅家里肯定也有子女在外插队。因我们骗老师傅是搭货车回家过年，胡诌插队劳动一年所得不够买口粮，遑论回家路费？
发车场有十几股轨道，长龙般的列车时停时发，没有规律。有的像沉睡了，很长时间动也不动；有的则异常活跃，一会儿进，一会儿退，不知忙叨什么。我们为去向又讨论了一会，后来决定可向西去洛阳、西安，可向南去武汉三镇；不向北，大串联去过北京；不向东，那是回家的路。辨识列车去向是看车门边插的卡片。须绕过车尾的守车向前跑一截，才能在车门边看到标明方向的卡片，有油罐车不插卡片，还有漏插的，那就要跑更长的路。看了，去向不符，再折返，寻下一列，费时费劲又懊丧。折返多了，就厌烦，也顾不上安全，索性在火车底下贴着铁轨钻进钻出。身上穿着棉大衣，背着包（包里都是事先准备齐全的“扒火车”的必需品，如干粮、辣椒酱、水壶、电筒、小刀等），太厚了，钻不过去；只得脱下棉衣，把包放下，用手牵着，拖着过去，就这样也得紧贴铁轨才行。起初还害怕列车突然启动，几次一钻，就侥幸麻痹，就忘记害怕。跑多了就找到了窍门，原来轨道正前方有交通标志灯，凭颜色可判断行止（红停绿行黄准备），凭方向（上下左右）可判断去向。这一发现免除了来回折返之累和钻火车之险，只需远远地看标志灯即可了然于胸，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但很快又失望了：那晚不知咋地，西行、南行的车很少，仅有的几列都没有启动的音信。
直到子夜时分，遇见一位下班的铁路工人，他是搭便车回家去开封。他好心劝我们不要再等，说直到天明都不发西行、南行的车，让我们与他一起去开封，可随他一起坐在火车头里。开封是我们计划中返程路上的点，但事已如此，必须调整，而且火车头对我们也有很大的诱惑，于是决定同去开封。可是到火车启动时，火车司机坚持不准我们上火车头。这次死磨硬缠加惨相都不顶用，事后我们按自己的逻辑，认为司机家里肯定没有子女在外插队。下班的工人帮着说好话也没用，他很内疚，表示他也不上火车头，陪我们坐敞口车厢。
也只能如此了，由此也给了我们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严寒三九，天寒地冻，高速行进的列车，敞口车厢，拂晓前最冷最累的时段（下半夜两三点钟）。中原大地覆盖着皑皑白雪，露出两股铁轨伸向远方；铁道旁的大树完全被冰凌包裹，晶晶亮，刷刷地向后退去，我这个南方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自然景观。车厢里装的是机床，用草包、草绳包裹着，冰冷冰冷。我们将手上戴的一单一棉两副手套全部取下，四只重叠，垫在机床上，再坐在上面；不久屁股下一阵刺骨透心的凉气，寒冷将手套与机床冻在一起。只得再站起来，在车厢里不停跺脚，活动身子，抵御严寒；身边车外是一排排闪闪发亮呼啸而过的玻璃树；大脑里全部意识就是一个字——冷。那个不眠之夜，那个寒冷的凌晨，成为我兰考之行最深的印记。后来许多次的讲述，讲得最精彩，人们最爱听的也是这一段。其实它是我兰考之旅最艰苦的一段。
拂晓前抵达开封站。天还没大亮，城市还在沉睡，到候车室等待天明。候车室里很多人，有等车的，更多的是无家可归借此过夜的穷人。屋子里生着火炉，上面的水壶嘟嘟冒着热气，这在南方是很少有的设备，此时是我的最爱。坐在火炉边上的位置，将已冻硬了的手套放在火炉上烤；拿出杯子，从水壶里倒上热水，那股温暖、舒服，是无可比拟的。由此后，我坚定地认为，幸福是相对的，是上帝公允地施于每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其感觉好坏很多时候与其外在条件并无关联。寒意去了，倦意袭来；可能是打了个盹，然而感觉分明是睡了一个过瘾的好觉，醒来只见满屋暖和依旧，东倚西倒打盹的人群依旧，只是在水壶上烤着的手套发出一股焦味，慌忙取下，小心拍拍，冻结的冰水倒是干了，但两只手套各出现了一个焦印，一搓就是个洞。
天明了，一轮太阳光照人间，我们又精神抖擞了，迎着太阳走出候车室，世界好像都是我们的。与同栖火车站的人相比，我们跟他们有太多的相同之处，然而也有着最大的不同。
在古城开封游览了铁塔、龙亭、杨潘家湖、大相国寺等地，晚餐在河南饭店。由于在郑州遇挫，加上折腾一夜，西行计划变得索然无味，晚上搭闷罐货车离开开封返回兰考。
（作者系老三届上海插队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