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一
不读《新青年》
提及中国自由主义，我们当然会知道它的代表人物胡适，但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周德伟。这不奇怪，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个是当时对新文化至少是对《新青年》不感兴趣的北大学生。这是一对师生，但如果看自由主义的家族谱系，或看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修为，弟子比师，却要纯正和胜出。
周德伟，湘人，1903年出生于长沙，1986年去世于美国洛杉矶。在有关周德伟不多的资料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为北大学生，他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表现。据他写于1962年胡适去世后的《我与胡适之先生》：“《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分析及陈述不如《甲寅》及严氏译述之精密而有系统。”另外，“《新青年》上李守常先生经常谈唯物史观，但终不能冰释我心中的疑虑”，而且他尤不习惯《新青年》上的文章几乎“都朝着唯物史观一边倒”。
时至今天，谁都可以反思问题丛生的新文化，包括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正面大于负面，还是相反，这都可以讨论。我本人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属于“相反”派。但我惊讶的是，周德伟当时就拒绝了《新青年》，不但不为风潮所挟，而且那时他还是个学生。更难能的是，周之反感《新青年》，不是出于简单的情绪，而是有他自己的知识来路。也就是说，在《新青年》之前，他在思想上已经有所接受，这才使他进北大后不能接受在他看来是过于喧嚣的《新青年》。
照周自己的表述，进北大以前所接触的思想资源，首先是章世钊的《甲寅》，其次是严复及其译述，第三是胡适。且看《甲寅》给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豁蒙：“自读了《甲寅》之后，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宪法上的主张，又得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这段话如果用概念抽象，《甲寅》传播的是人权、宪政、民治、法治之类的基本理念，路子纯正而不偏斜。再加上后来一位清华毕业又留美归来的中学老师，指导他系统条贯地阅读严复译著，有了这样一个根底，自然百毒不侵。对于那份激进而又整体反传统的《新青年》，周德伟恐怕想提神也难——有意思的是，《甲寅》与严译都是文言，而且都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试比较他在文中提到的那些北大同学，如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这些都是围着《新青年》转的人，思想上是吃新文化的奶长大，可以说是“五四”的儿子。不知他们在《新青年》以前，精神上是否另有襁褓。然而，至少对周德伟来说，正因为他有了《新青年》以前的知识授受，使他最终和那些北大同学走上了不同的路。
分歧是这样开始的。周出身穷苦，进北大后，被拉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次邓中夏和罗章龙等动员周德伟去长辛店工作，并说有优厚的报酬。周问什么工作，答是“做工人运动并教工人的书”。周表示自己还要读书，没时间。于是便争执起来。周借孔子的话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没有我自己，一切都没有了。对方批评他没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说，我不懂什么阶级意识，我只有我自己的意识。对方认为这种态度根本不能再做研究会的会员了。周的回答是“不敢奉陪”。于是分道扬镳。
北大毕业后，周迟于1933年夏以公费留学英伦，进的是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参与的是由哈耶克主持的有关货币理论与经济循环的研究班，由此开始和哈耶克几十年的交游，亦由此走上了极为纯正的自由主义道路。关于哈耶克，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他在中国有两个弟子，一个是林毓生，一个就是周德伟。如果论辈分，林要比周晚得多。林是殷海光的学生，殷则是周德伟的后学。虽然殷周两人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周比殷要大17岁；而且1950年，在周的台北寓所，有个每两周一次的思想沙龙，参与者就有殷海光。也正是在周家，周德伟从书架上取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交与殷海光，建议他翻译。于是就有了后来《自由中国》上殷译哈耶克的连载，于是也就有了胡适读了哈耶克之后，在《自由中国》雅集上的著名讲演《从〈通往奴役之路〉说起》。
如果从到自由之路说起，可以发现，胡适和周德伟这一对师生实有区别。胡适是从19世纪的密尔入手，又受20世纪杜威的影响，但这两者已是自由主义的发变，不是原典，因而缺了不可或缺的古典一节。周德伟不然，在哈耶克的亲炙下，入门即古典（何况哈本人即现代自由主义中的古典大师），因而得其自由主义原始，路径十分纯正。入门须正，立身方稳。可以验得的是，胡适在1920年代以后为苏俄“迷惑”时所发生的偏差，放在周德伟身上就根本不会，哈耶克为他预先免疫了。
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至少没有沾染上新文化以传统为敌的文化态度；非但如此，日后反而自觉从本土传统挖掘自由哲学的文化远因。后者受哈氏影响，前者则得益于严复。严复是中国最早系统把握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可又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学西方和守传统，在严复那里没有整体性的冲突，所谓两者并育而不相害，一如道并行而不相悖。可是，到了新文化那里，自由主义没人超过严复，传统却成了它的对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二元对立的思维既主导了新文化，接下来自然是它自己的一元独断。在新文化阵营中，胡适虽不是极端反传统（他们主要是陈独秀、鲁迅等）；但因他自己的表现，似也应承担其所应领之责任。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肯定不会决绝反对。在最浅陋的意义上，你有现代的自由，别人也有传统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社会秩序的扩展恰恰是传统演变的产物，这是哈耶克一再阐述的义理。因此，就自由主义的文化表现而言，新文化不是推进了自由主义，而是从严复那里倒退了，至少它从文化多元倒退到了文化一元；而且这一元又从文化领域漫开出去，延及社会与政治，由此构成了百十年来的血与火。且看鲁迅如此绝对地表述：“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话是这样说的，事也这样做了，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周德伟不读《新青年》，很好。这里的不读，并非不读，而是不喜欢。《新青年》的思维，唯我独对，周德伟不与同步，幸何如哉。只是当年北大学子中，周德伟们何其少（而另一类学生何其多）。然而，就是这个周德伟，至今又有几多人知晓呢！
历史非仅浪淘沙，更浪淘金。
二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上）
新生南路的一部分在台大之旁，路长分为三段，三段中的十六巷一号便是“紫藤庐”。这是台北的一座茶舍，也是台北第一处市定古迹。离台的前一天下午，再度来此。友朋庐内聊天，我独自在紫藤架下流连。那古老的藤干，形容枯槁，状若朽骨；但，举目而视，藤叶何田田，满架连翩。那翠嫩的绿叶，绿得那样年轻，如同初碧。叶、干间的颜色反差，让我体味着生命的奇异。
我来紫藤庐，是来追缅1950年代居住于此的周德伟，这位少为人知的先贤，一生可圈点处多，但最令我心仪的却是他当年身为北大学生，又处新文化运动之中，却不喜欢那份风云一时亦扰攘一时的《新青年》。我曾为此文字，题目就是《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稿子发上台北的《传记文学》时，编者“手记”说：接到来文，“的确愣了一下：居然当时还有不读《新青年》的‘五四人’！”可见近百年来，海峡两岸，处于主流地位的历史叙述（它掌握在官方和学院手里），遮蔽了多少不该遮蔽的内容。
周德伟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遮蔽了的历史人物。观其一生，在政治上，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当年新文化和《新青年》，有被学界视为自由主义之始。然而，这样的识见未明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始自严复，而非《新青年》。后者如果不说反，至少也是非自由主义的。难道你能相信，一个以决绝的态度反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对象，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吗；且不说正是它启动了逐步终结自由主义的历史枢机。然而，年轻的周德伟当时即与时髦不合，难怪他后来负笈英伦，成了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亲炙。他同时也是哈氏在远东中国的首席弟子，后来成为哈氏弟子的还有两位，蒋硕杰和林毓生。五四那天，因身与“中研院”近代史所举办的“五四”九十周年纪念会，午间，我曾以周氏其人询问林毓生先生，说及周的遮蔽，林先生的回答让我低回：是周先生不配合时代，不，是时代不配合周先生。
周先生善用文言写作，在白话时代，这可能是他不配合时代的地方。但，文言不过表象，周先生用力所在，其实是传统与西方两种文化的调适。70岁那年，周先生撰文谈自由主义，文章写得古色古香。其中有问：“‘为政何先’，曰：‘道莫高于诚，德莫大于仁，治莫广于自由。’”此本儒门经籍之要，但在周先生这里，却内摄着西政哲学的原典：“先生所谓自由其何指乎？”曰：“自由者乃超乎立法及政府之人权，亦即由法律保障每人之私领域也。”张口“之乎者也”，但其语义却典自洛克与密尔，又流经伯林、哈耶克。尤有趣的是，该文的题目为“周子若的微言与大义”，这是个不掩自负的标题。其中“周子若”乃周德伟的字，是自字，意即如孔子。一个以孔子为人生楷模的人（想想当年《新青年》“只手打孔家店”的阵势吧），并不妨害他同时又是一个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会，形塑了周德伟先生的自由主义身段，羡煞人也。
在周德伟的身上，我看到了严复的影子。如果可以走向历史的纵深，周氏的做派其实是严复的赓续。自由主义甫入中国，严复的努力就是把它放在中西文化之间，让它们“交互阐释”。这份工作自严复始，由《甲寅》继，却中断于《新青年》。该杂志以“进步”和“新”的名义，恨不能一脚把传统踢进时代的垃圾堆。20世纪以来，由《新青年》所主导的新文化也形成了它的百年传统，和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相比，海外学人倾向于把它称之为“小传统”。这个小传统显然不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周德伟的意义。当这个小传统既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时，周氏是在它之外，孤峭地从事着古典自由主义与本土传统的对接。如果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正脉，一脉而下的是梁启超、（某种意义上的）章士钊、（非《新青年》时代的）胡适，而后就是周德伟。周德伟显然比严复之后的几位，更自由主义。但，整个这一脉系，在自新文化而下的历史主流面前，借用一位台湾学人语，是“一个被放弃的选择”。周德伟先生资望未若严、梁、胡，当然只能是放弃中的放弃了。
……薄暮的紫藤架下，我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当时的我，盘桓有顷，始终好奇于叶干间的生命色调。直到此时临笔，方若有所悟：传统正如这古老的紫藤，别看它干枝朽枯，它的生命力却极为内在，只要不把它连根拔除，岁岁年年，照样绿叶新发。
三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下）
那天，台北，天甚晴、海甚蓝、人甚惬。紫藤庐主周渝先生知我喜海，租了一辆商务车，一行六人，八点多出台北，往东北海岸，一路逶迤。中午，在基隆附近的一个海湾停车吃饭时，周渝接到一个电话。合上手机，他说，龙应台等下要带朋友去紫藤庐午餐。其实茶馆本非午餐之地，它只有简餐，而紫藤庐的简餐却是简而又简；但，像龙应台等人，就是会去。
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的紫藤庐，现在已是台北显名一时的艺文茶舍，可是它的前身，却是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高等官舍。1950年以后，它成为国民党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住所。进得一楼房厅，右面的墙壁上有周德伟的一帧照片，那是他六十岁生日那一天拍的。一袭传统长袍，身后是一副对联。工稳的隶体出自原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联句则是周德伟的自拟：“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几天后，在那天也一道出行的台北政大一位老教授家里，说及这幅名对，他快人快语手一挥：上联是骂知识分子的，下联是骂蒋介石。
对子倒未必是骂蒋介石，但周德伟却没少骂蒋氏其人。周渝是周德伟的幼子，幼年时，他父亲常会邀一些朋友或学生到家聊天，但那场面常常不是那么令人如意。周德伟有时会陷入一种恶劣的情绪中，当他用湖南话大骂蒋介石时，那乡音在周渝耳中分明就是“蒋该死”。周虽为国民党官员，却厌蒋。1950年代初，他在自己的家中办过一个自由主义沙龙，每两周一次，来者有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等，但，维持半年多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他家巷口对过有一个小糖果店，那个三十来岁的长脸店主是特务，任务就是监视他们家。他家的电话提起来，话筒里经常会有嗞嗞声，周渝的大哥告诉他，这是电话里头在录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