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想场域的“破”与“立”
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步和深入，使许多人对市民社会的出现越来越抱以厚望，有关公共领域的讨论一时成为热点，“公共知识分子”也从思想场域中脱颖而出，借助大众媒体走进了受众的视野。
思想领域介入传媒领域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介入内容生产，比如在一些知名报刊上开辟专栏，另外一种是把观念传播给媒介生产者，比如通过影响教育场域，使新闻人在学校时就接受思想场域的特定文化资本，间接影响信息产品的价值取向。相较而言，思想场域的辐射影响，在报刊媒体中要远远大于广电媒体，因为一方面思想场域的知识分子更擅长用文字表达，另一方面与电视文化被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因而远离精英文化的心理定势有关。但尽管如此，80年代风起云涌的思想场域，虽然在中期存在过自由派和新权威主义的分化，但“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活着的整整三代人，在政治观念上如此的一致，这样一个民族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不存在其他的政治选择。我们正承担着一种令前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14]，乐观的情绪，烘托出以民主启蒙为旗帜屹立于思想场域的文化特征，反映在大众媒体上，就是反思过去的国家灾难，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鼓吹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和呼唤民主政治，一系列政论片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面世并产生狂飙突进的气势，原因就在于此。
在经历了80年代末思想场域的影响力屹立顶峰继而跌落之后，一些学者重新审视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和进程，开始采取更为冷静、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及至92“南巡”之后，中国知识界中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渐渐淡出，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派（温和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相结合，成为民间社会的思想基本趋势，这一段时间恰好是1993年以《东方时空》为代表的中国电视新闻的勃兴时期，许多年轻的电视人在“求实、公正、平等、前卫”的部训下聚集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在随后的几年里，受益于评论部首创的灵活管理方式——制片人制以及北京文化中心的地缘优势，一些思想场域的知识分子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年轻人开始涉足电视新闻节目的策划和生产，例如成立于1996年5月的《新闻调查》即是如此，“如果是报纸，就是报纸载道，到电视就是电视载道，希望通过一个媒体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体现自己的政治追求，这是最基本的”。[15]
进入90年代中后期，社会贫富分化、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权钱交易、腐败与社会不公问题，逐渐在中国社会凸显出来。围绕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思想场域的知识分子中开始渐渐分化出三种意见：（1）新右翼的观点。这种意见认为，上述种种消极现象是现代化过程必须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2）自由派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也是相当强烈，然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而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前两者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权威的效率来解决，后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3）新左派。把这一切社会不公平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即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其中，激进型新左派有着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革命力量。而温和型新左派依托后现代主义体系，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来表达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诉求。[16]
以上观点差异引发不同话语之间的猛烈碰撞，“通过这些论争，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分化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短短的十年时间，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一个统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复存在”。[17]至此，中国的思想场域经历了由“立”到“破”的过程。那么，一个“启蒙瓦解”的思想场域，是否会对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从业者产生影响，例如使不同的新闻人在面对同一新闻事件时有不同取向的解读，或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参与信息博弈，有关于此，笔者也将结合栏目具体分析。
第二节 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场域的现实构型
在勾勒了90年代政治、经济、观众、思想场域的内在变化后，本节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上关联场域的变化对电视新闻场域产生了怎样的实质性影响。场域理论认为，资本作为一种排他性资源，不同类型、不同数量的资本分布结构，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场域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发生争夺的原因，是因为资本既是该场域历史积累的结果，也是其他外部场域力图侵入时的即时结果，于是各种资本在场域中不是平均分配的，这直接导致了该场域与其关联场域之间现实构型的变化。这使我们有必要检视，90年代以后电视新闻关联场域的变化，对电视新闻场域构型的影响与此前有何不同。
一、90年代前的电视新闻场域现实构型
1.1958～1979年前
在中国电视诞生的1958年至1979年间的21年时间里，电视媒体所需经费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也不需要经济核算。因此，电视新闻场域与经济场域无关；截至1978年，中国各省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电视机的数量因此在1979年猛增至485万台，但即使以每台电视10名观众计算，观众比例在全国10亿人口中还不到5%，远没有像今天这样阶层分布广泛。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能独立拥有电视机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实际上就是政治场域内的权力一部分；思想场域虽然在此期间一直存在，但在“反右”“文革”的浩劫之下，一直以地下隐秘的小规模状态存在，对电视新闻场域的实际影响几乎为零。而在这一21年里，中国经历了多次巨大的政治权力和利益更替，政治场域一直强化社会控制力，因此，政治场域基本成为涵盖一切社会生活的元场域。1979年前的电视新闻场域构
2.1979～1992年前
到了1983年3月，“广开财源、提高经济效益”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成为电视改革的基本方针。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转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中提出：“节约开支，提高经济效益，并开辟财源，以补充国家拨款的不足。”这时，经济场域才开始于电视新闻场域有了初步的资本交换，并在此后的近十年里逐渐增加；1987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达1.2亿台，电视观众已经达到6亿，占全国总人口56%，观众场域才成为日渐独立的场域；80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在经历了此前长期禁锢之后，如同决堤之水潮流涌动，思想场域开始独自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并产生重大现实影响。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治场域在许多领域开始了不同程度的退出，电视新闻场域也开始孕育自主意识。20世纪80年代电视新闻场域构型
二、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场域的现实构型
在邓小平视察南方后的三个月，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明确要求第三产业机构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明确提出：国家今后对电视台在内的大多数事业单位，将逐年减少拨款的1/3，三年后这些单位完全实现自收自支。这意味着电视事业完全被推向市场，国家财政终于在政策上也彻底甩掉了这个重装备、高投入的“大包袱”，经济资本对于电视媒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一系列变化由此而生。
比如，为了迎合观众收视市场上的“大数法则”，一些品质低俗的节目会受经济驱动批量出现，政治场域必须承担起处罚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些以往被政治场域掩盖的历史会成为观众的收视热点，这些对历史、权力进行重新认识、评价、反思的节目制作，既需要借助思想场域输入的文化资本，也满足了思想场域希望借助电视媒体影响现实的动机。但这种相互需要的“交换默契”，无疑会与政治场域的文化资本形成冲撞而遭到整饬，节目由于这种原因被“枪毙”，已经成为电视新闻场域内部见怪不怪的常态。
事实上，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后，政治场域对思想场域介入电视新闻场域可能发生失控后果的警惕性就一直未曾放松。在笔者所旁听的一次电视媒体内部座谈会上，被邀请到会的宣传部门某负责人，发言“我们给了你们（电视媒体）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体制，保证你们在市场上不会出现真正的对手”，而一些电视台还跟着学者“起哄公共电视”的行为就变得“非常愚蠢”，因为“这背后的企图非常明显”。所以，在中央电视台每周一上午召开的内部通气会上，有两件事情不可缺少：一是通令各栏目近期上级的宣传口径，比如2007年某日要求回避“文革”“反右”的“反思”，要以“过去的口径”为准；二是通报全台上周的各个频道在全国收视市场中的市场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并同时与去年同期、上上周、去年全年平均收视率进行对比。电视台就这样夹在政治、经济两大场域中小心翼翼地谋求自身场域的生存。
因此，即使有观众场域、经济场域的经济回报，和电视新闻场域内部一些从业者的职业追求，思想场域对新闻场域的资本输入变得困难、隐晦。间或有“漏网之鱼”，又因为“中国人在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达和领会方式，只有具有一定阅历的人才明白那些含混其词的说法、那些缺乏主语的句子、那些故意张冠李戴的称呼是什么意思。他们的言论尽管可能包含真知灼见，但往往言不由衷、曲里拐弯、留有余地”[18]，而现在观众一般在7秒钟内就会作出判断，是坚持看下去还是换一个台，在南方沿海发达地区，观众的选择时间只有4．5秒。而青少年选择电视节目时间更短，有的孩子会在最快的时间里把所有的台搜索一遍，平均每个台的停留时间不足一秒。[19]两厢夹击，与思想场域发生资本交互类节目的收视惨淡可想而知。
更为不利的是，因为90年代思想场域内部产生的裂痕，一方面降低了其对观众的吸引合力，另一方面使其更愿意选择网络或是一些拥有较高文化素质读者的报纸、期刊作为争鸣的平台，而线性播出、无法掌控剪辑的电视新闻场域，成为思想场域最困难、也最不满意介入的大众传播场域。所以，思想场域与电视新闻场域的资本交换，已越来越呈现出式微的景象，“弱智的中国电视”也就成为了一种解读。最终，90年代电视新闻场域的外部构型90年代的电视新闻场域构型
